有錢就可以為所欲為嗎?硅谷大佬:Of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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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證消費者的利益,法律會對大公司的行為行為進行約束。但西方的某些有些科技巨頭並不會受到監督。它們為什麼就被放任了?

缺乏法律監管

在過去的兩次選舉中,Facebook將用戶數據賣給了民主黨和共和黨的競選夥伴。谷歌、Twitter和Facebook經常被指責根據自己的政治喜好審查用戶的言論。公民自由論者指責社交媒體和互聯網巨頭侵犯隱私權,因為他們監控消費者的購物、旅行、飲食和娛樂習慣。

在20世紀80年代高科技公司興起之前,無論是好是壞,都有一些公認的規則約束著大公司行為。電力、汙水處理、水、鐵路、廣播和電視等被視為公用事業,由國家管理。反托拉斯法禁止公司扼殺競爭的行為,比如降價和定價、傾銷和縱向一體化,政府解散大型“信託基金”,公眾也對傳統大公司的力量保持警惕。還有很多法律可以保證公眾對大公司行為的約束,比如產品責任法,可以追究公司濫用其產品的責任,因此,患有肺癌和肺氣腫的吸菸者可以起訴菸草公司,因嬰兒床的硬邊而受傷的嬰兒父母,也可以起訴嬰兒床公司。

然而,如今的硅谷高科技公司卻基本遊離在此類傳統法規約束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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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Alphabet (谷歌)、亞馬遜、微軟和Facebook是全球市值最大的五家公司,市值總額約3萬億美元,相當於整個瑞士的淨資產。

Facebook和谷歌可謂名副其實的“壟斷企業”,僅Facebook就控制著全球40 %的社交媒體市場;谷歌控制著全球約90%的搜索引擎市場;蘋果年收入為2300億美元,市值接近9000億美元;微軟控制著大約85%的文字處理市場;Facebook已經收購了50多家競爭對手公司,以驚人的190億美元收購了前競爭對手WhatsApp,後者是全球信息平臺的領導者。alphabet /谷歌已經收購了200多家公司,其中包括YouTube……僅谷歌就決定了每天數十億互聯網用戶將在屏幕上看到什麼樣的圖像,其中大部分是意識形態驅動的。

但如果你對Facebook、YouTube或Google不滿,會發現很難找到相應的替代服務。如果某個特定的視頻不符合硅谷的“正確敘述”,YouTube將通過“限制性模式過濾”來扼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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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些驚人的數據。每年大約有33萬人因開車發短信而受傷,據說美國每四起車禍中就有一起是開車時發短信造成的。事實上,發短信引起車禍的可能性是醉酒駕車的六倍!然而,很少有消費者維權組織要求司機不要濫用產品,更不用說,設置一種“當用戶以汽車速度行駛時自動關閉短信功能”的裝置了。

因此可以說,這些科技巨頭沒有一家像鐵路、製藥、石油或電力公司那樣受到監督。

為什麼被放任了?

首先,因為這些公司提供的產品很酷。人們對他們的文字處理、搜索、電子郵件、網上購物方式表示滿意。至少目前看來,這些互聯網大公司帶來的困擾還並不明顯,除非有一天,人們發現自己的社交媒體賬戶被任意凍結、私人習慣和數據被出售、不斷被廣告和消息打斷。

於是,亞馬遜創始人傑夫貝佐斯成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擁有價值1120億美元的財富。微軟的比爾蓋茨位列第二,900億美元,馬克扎克伯格以710億美元的財富位列第五。在人類文明中,從來沒有見過個人財富如此集中的情形。即便考慮通貨膨脹因素,他們的財富也讓19世紀的洛克菲勒、卡內基、福特等富豪相形見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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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鉅額的資本,對世界大部分地區社交方式的壟斷,給少數人前所未有的政治權力。整個國家的選舉、各州的稅收政策以及各市的分區法,或多或少都會受到少數人的影響。另一方面,對稅收流失的恐懼或對鉅額稅收的渴望,又使民選官員受制於如此龐大的企業集團。

其次,民族主義是為什麼大部分硅谷公司不受監管的另一個解釋。如果美國人希望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傳遍整個網絡世界,為什麼還會希望削弱這些大公司的力量?

還有更重要的是,高科技公司設法在兩個政黨之間穿針引線。民主黨人欣賞Facebook和亞馬遜等公司的西海岸文化,他們為什麼要監管那些對自己來說是搖錢樹的實體? 另一方面,共和黨人和保守黨人都信奉自由市場經濟,在意識形態上不願介入市場——即使他們經常與高科技壟斷企業發生衝突,有時還成為它們的目標。

蘋果、Facebook、谷歌和微軟的高層做派,與過去的傑伊·古爾德和約翰·洛克菲勒完全相反,他們戴墨鏡,穿t恤和牛仔褲,看上去就像是普通的男孩和女孩。當一個價值700億美元的潮人看起來和一個兜裡只揣了50美元的人沒什麼兩樣時,誰會相信他會真正操縱全球的權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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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處在一個充滿移動通信、計算機、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新世界,但人們並不確認,這些科技新貴們是否有資格成為可信的規則制定者。也許,情況在好轉之前會變得更糟。而互聯網大公司擁有太多的政治、文化和商業資本,並以令人安心的“嬉皮笑臉”來玩弄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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