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文学的衰落，县城文学的开始——读邵丽《挂职笔记》
文|袁复生
县城是这些年里，70、80作者都比较有兴趣的题材。
很多年以前，很多文学家笔下的故事起源在于村庄，所谓田野牧歌时代，自然的细致变化，令人神往的可口风物，加上甜腻的乡愁、淳朴善良的古风、牺牲个体的伟大胸怀，再配置以民间宗教的异色，以及家族之间的种种耕读传家与灵光一闪的传奇故事，偶尔还有一些人性的释放，来一点疯子、老光棍、神婆神汉，基本构成了我们村庄写作的基本面。
我十几岁开始系统阅读沈从文、贾平凹，已经有了一个基本底色，再看大部分的乡村写作，觉得大部分格局狭小，叙事重复。
在这条线索之中，韩少功的见识最高，我最喜欢的是《山南水北》，因为他是返乡，又在地，作为文化精英的思想自觉与融入本土的深度，平衡得非常好。
二十几岁，我也在长沙读过谢宗玉的《遍地药香》，切入口非常精确，写了他老家益阳的乡野风光与生活艰苦。
还有舒飞廉的《草木一村》，文笔之精致，修炼之纯熟，承接古汉语的精髓之到位，堪为当代汉语节奏感与修辞的典范。
其中颇为异类的是山西作家曹乃谦，他的写作凝练于痛苦，聚焦于家国的巨大痛点，即大饥荒时代的山西农村，但他的高明之处，不仅写了食欲对于饥荒时代人们的折磨，也写了性欲对于大匮乏的人群的磨损与绝望，他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我觉得是一部巨作，令人荣幸的是，他台湾版的著作还收录了我对他的访谈作为后记。
但到了今天，村庄作为故事起源的写作，已经很难激发出我们阅读的荷尔蒙了，这不仅是因为村庄在消失，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村庄的文化观念、生活形态、经济模式已经城市化了，虚构的故事无法被放置到真实的境况之内去予以想象。
非虚构是一种途径，所以我们看到了梁鸿的系列著作，越来越被重视，从《中国在梁庄》开始，她对村庄的注视已经将城市与村庄连接在一起了。
更多的作者干脆放弃了村庄，为一个村立传的野心，变得无足轻重。县城，成为了更多写作者的起点，这与大部分农家子弟的教育路径一致，更多的人们中学期间就进了县城求学，高考之后再进入大城市阅历。此后接触到了更大的世界。
在我的阅读经验中，县城书写比较顽强的是南京作家曹寇，他今年干脆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在县城》，曹寇的小说设置有一点特别，一个外地的陌生县城，成为了百无聊赖的普通人设主角的逃逸之地，也没有什么由来地相约去旅行，这种旅行路线十分之平庸，但相对于更无聊的精神生活，也算是一种更新。
近年来最受评论界关注的70后作家阿乙，很多作品都是与县城有关，比如《模范青年》写的就是两个县城青年不同的命运分野，一个出走，一个慢慢融入到县城，最后郁郁寡欢而死。最近韩东拍摄的电影《在码头》，看资料也像是一个县城故事。章明导演的电影《郎在对门唱山歌》、《他们的名字叫红》等都是县城背景。当然，同样具有国际影响的导演贾樟柯，他的县城故事或者说小城故事，更大范围地触动着人们的情绪点。
前一段时间，在深圳高铁站换乘，在罗湖商城的过道处，看到了一家摆摊售卖的过期杂志与书籍的门店，竟然发现选书的品质都还不错，尤其是人文社科与宗教类，最终我挑了一本《挂职笔记》的书。作者邵丽，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一看简历，也是著名的青年作家了，获得过鲁迅文学奖等各种奖项，还是河南省作家协会的主席。但我买这本书主要的原因时看起来不像小说，像是关于在一个县城挂职的非虚构作品。
这本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以非虚构的形式出现的，作为挂职副县长的“我”，见证与参与了各种故事的发展与发现，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有的是为了退休还是离休待遇多次上访的县委副书记周春江，也有为了多生一个孙子让儿子违反计划生育而提前退休的副县长，还有开皮包公司跑项目的能人，还有现任县委书记，还有被称为刘县长的县委老司机，也有祖传手艺的县委食堂大厨。
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叫《第四十圈》，一桩屠户齐光禄杀死一个派出所所长并肢解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手法之凶残，举县震动，也成为邻县的反面教材。这种传播面极广的案例，自然也就被不同的角度诠释着，故事拥有了很多的版本，“我”通过对不同版本的了解，逐渐进入到了故事的核心，这里面有两代底层人物的创业、挫败、努力东山再起，最后又渺茫失败的故事，造就他们失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公权力的不当介入。
比如，第一代人是岳父牛坠子，他开始承包了豫金宾馆，但经营火爆之际被主管单位忽然收回，自此过上了皮包公司老板的奔波之路，不得不把因为婚礼意外流产被离婚的女儿，嫁给了屠户齐光禄，齐光禄一家的故事悲苦，但最终在菜市场的肉铺赢得了口碑与市场，这个时候县城派出所所长的内弟，就上门开始接管这几个肉铺的经营权。几经周折，最终齐光禄的妻子也被劳教。
完全失败的齐光禄进入了私人复仇的道路，这里面有一个隐喻，齐光禄肢解派出所所长的刀法，是牛坠子教的，齐光禄不仅延续了牛坠子的失败，也学会了他的成功的技能，但最终使用了这个技能完成了血腥复仇。复仇成为县城传奇的主力素材，在另一篇《刘万福案件》中，也是如此。刘万福手刃调戏自己老婆，强奸自己女儿的刘七。但在故事即将结束时又有了反转——张和平嘱咐我说：“赵县长，这事儿你要是写成小说的话，也不能把刘七儿写得那么坏。我前天去监狱看看大哥，他也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我很吃惊。“其实刘七儿这个人也办了不少好事，进村的路都是他修的，村里建校没钱也都是他捐的。”嗯，我想起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最懂辩证法的是人民群众，这话没错儿。“刘七的爹也没那么坏，三年自然灾害那些年，他私自让老百姓在山上偷偷地种果树养家禽家畜，也冒着杀头的危险哩！”
如果是单纯地写复仇，那么未免有点过于猎奇。
在《挂职笔记》中，有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却重重地把我打动了。县委食堂的大厨，有祖传的绝活，他很喜欢乱搞男女关系，被有妇之夫打上门来，导致被开除，但从此整个县委的招待费用大增，因为大家不愿意去食堂吃饭了，只得再返聘他回来。但有一天，大厨问“我”：赵县长，你觉得今天的菜怎么样？“我”一如既往地说好。大厨问，你不觉得今天的菜咸了吗？“我”不由得一愣。大厨说，我是故意加了一把盐。因为你总是说好，今天这么咸你也不投诉我，说明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像你这样，还不如经常开骂我的领导。他们骂我，那是因为在乎我的手艺。“我”于是再一次一愣。这个食堂的对话，有一定的戏剧性，冲突很不激烈，但却直指人心，一个最普通的角色，他也有他自己非常得意的地方，渴望被尊重，被认同。
我们通常觉得县城是一个平庸的世界，里面人们也被狭窄的空间、重复的生活节奏所限制，缺乏个性，妥协自我，大家都很丧，不管是最普通的农民、职工，还是县委书记，但邵丽通过不同的故事，在不同的层面，试图书写那些为了自我而存在的人性的冲动与底色。
总体来说，上半部分的内容，几乎每一篇都好看，故事也错综复杂，我们能看到的时代变化的痕迹，还有斑驳杂陈的人性。这里的县城故事，真实感很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色彩与性格，这种大胆使用非虚构叙事的方式来写作的小说，从容道来，但却有足够的力量吸引人的阅读，促使人去思考。
在《挂职笔记》的世界里，我似乎看到了一个极其平凡的沙滩上，一群命运并不成功，快乐指数也并不高的人们，他们对生活与命运的微小的抵抗，他们对自我的珍惜与在乎，被写作者一点一滴挖掘出来，细细微微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这样的呈现，恐怕也是县城文学的一种魅力所在。
在这个从村庄到大都市的中转站里，他时常被忽视，因为物质生活的不够丰富，以及精神生活配套的缺乏，长期以来，这里的故事没有被人倾听，这里的声音没有被人记录，关于这里的表达，也带着很强烈城市中心主义者的俯视，这种俯视就是隔膜的起源。
文学的某些价值，就是增强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力，而不是相反。
在我们以往的阅读经验中，很多村庄文学被强烈地理想国化，成为一种不负责任的想象，以及不切实际的美化，缺少了真实感，这样的写作看上去很文学，但实际上大大削弱了我们对世界真实的理解，也是对美好情感的一种损耗，这一类“村庄文学”的衰落，在所难免。
而县城文学，进入了一个重新需要被审视的时候了，这不仅是因为随着交通与信息流的增强，每个身处其中的人们自我表达的需求的提升，以及像我们这些“县城之子”“网吧少年”逐渐开始了思考与探索。“县城”像是一个隐喻，意味着一种流动性与重复性的混合，也意味着一种平庸世俗生活对于个体的限制与满足，曾经野心勃勃的是县城，曾经幻听幻视的也是县城，曾经无奈叹息的是县城，曾经与众不同的也是县城，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可以被发现和被记录的，县城也是如此。当我们放弃成见，去走进去，会发现，我们习以为常的景观背后，自有另一层意味。
2017年12月13日星期三
于长沙梅溪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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