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縱隊港九大隊在香港地區展開卓有成效的鬥爭，正如其宣言裡所總結的：“三年零八個月，冒出生入死之險，不惜重大犧牲，救護盟邦人士，肅清土匪活動，破壞敵偽統治，保護人民利益，確實盡了我們應有的努力，並做了許多成績。”
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的戰士們正在行軍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僅用17天便佔領被英國統治的香港。其實，早在日軍動手前，共產黨領導的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後改名東江縱隊）便將敵軍情報通知港英當局，但未受重視。1942年2月，港九大隊成立。港九大隊不僅是戰鬥隊，更是工作隊和宣傳隊，破除半封建半殖民地化帶給香港的各種陋習，把民眾團結在自己周圍。
神出鬼沒的“老友”
淪陷時期，最讓香港百姓高興的事，是隔三差五看到港九大隊在交通要道甚至軍警單位門口張貼抗日傳單《地下火》。許多老香港人至今都記得當年“老友（遊）神出鬼沒”的情景。這些“老友”裡，女英雄方蘭可謂大名鼎鼎。1943年秋，方蘭從東莞來到港九大隊，擔任市區隊中隊長兼指導員，香港百姓稱方蘭為“方姑”，她領導的武裝最擅長攻心戰和破襲戰，任敵人圍困萬千重，卻照樣來去自由。
1944年3月，日軍展開新界大掃蕩，游擊隊針鋒相對地發起“四月大行動”，方蘭領導市區隊相繼在油麻地、太古船廠、紅磡等地張貼宣傳品，她還安排潛伏日偽機關的隊員梁福炸掉日軍九龍憲兵隊隊部附近的四號鐵橋。據東江縱隊機關報《前進報》報道：“夜深人靜，轟然一聲，震動全港，市民均從夢中驚醒。敵寇則心驚膽喪。”
和市區隊一樣，港九大隊的短槍隊也令敵人聞風喪膽。1943年，隊長黃冠芳和副隊長劉黑仔（劉錦進）帶領短槍隊乘夜突入啟德機場，炸燬日軍油庫，後來又處決日本高級特務東條正之和日本憲兵僱用的漢奸翻譯。4月，劉黑仔在市區發傳單，宣佈將攻打日軍“南支”派遣司令部，嚇得敵人慌忙抽回掃蕩兵力，只能困守自保。
東縱抗日誌士合影
至於海上，主要由漁民組成的港九大隊海上中隊更是威風八面。截至1944年，海上中隊殲滅日偽軍近兩百人，他們還將火炮架在漁船上，對日軍陣地實施襲擾炮擊，令其難以招架。
爭奪“飛虎隊員”
事實證明，再多的敵人也抵不過勇敢的抗日軍民。1944年2月11日，港九大隊與日軍展開驚險的“飛虎隊員”爭奪戰，集中體現了港九大隊各中隊的戰鬥力。
1944年2月11日，被譽為“飛虎隊”的美國陸軍第14航空隊出動飛機空襲香港啟德機場，美國飛行員唐納德·科爾的座機被擊中，他被迫在香港觀音山九龍坳上空跳傘，日軍出動上千兵力搜山。科爾回憶，當自己聽到日軍嚎叫時，一名中國少年突然出現在眼前，拉起他的右手將他引向渺無人煙的密林深處。隨後在市區隊、短槍隊和海上中隊的共同努力下，科爾不但在敵人眼皮底下養好了傷，還順利地回到後方。科爾回憶，養傷期間，小戰士陳勳陪自己藏在炭窯裡，陳勳用身上僅有的五毛日本軍票，買來一塊糖送給科爾，而他始終將這塊飽含中國人民感情的糖果帶在身邊。當科爾乘船前往大後方時，港九大隊特意準備了一艘裝滿炸藥的帆船掩護，目的是遇到日軍攔截時直接衝上去與敵同歸於盡，以保護科爾脫險。最終，科爾成功回到桂林基地。
“飛虎隊”飛行員
在瞭解港九大隊後，盟軍主動與之接洽，商討聯合作戰問題。由於香港獨特的地位，港九大隊設有由黃作梅擔任組長的國際工作小組，主要負責營救被日軍扣押的盟軍人員，向盟軍報告香港的各種情報。實際上，第14航空隊對香港轟炸所需的各種情報支持都是由港九大隊提供的。
先烈的血沒有白流
港九大隊成立三年多里，粉碎日軍10餘次大掃蕩。從草創時期的上百人發展成800餘人的抗日勁旅。同時，港九大隊也是共產黨抗日武裝中最擅長城市游擊戰的部隊，其市區中隊擁有來自香港各界的300多名戰士，甚至有人滲透進日本憲兵總隊特高課。
遺憾的是，從1945年英國恢復對香港統治起，直至1997年香港迴歸祖國前，港英當局都有意淡化共產黨游擊隊的抗日功績，導致大批香港人對這段歷史不甚瞭解。1996年，方蘭走訪香港聖伯多祿小學，當年這裡是日軍刑務所，方蘭的母親馮芝就是在這裡遇害的。方蘭在《馮芝：我的母親》手稿中寫道：“香港很繁榮，明年就要回歸祖國了，扯旗山上將要升起中國的國旗！媽媽，你和先烈的血沒有白流。”
國旗與區旗高高飄揚
1998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舉行儀式，紀念為保衛香港而捐軀的烈士，記錄115名原東江縱隊港九大隊陣亡烈士姓名的戰士名冊被放入香港大會堂的紀念龕內，這標誌著中國人自己的香港特區政府以廣泛追認的方式，表彰了為保衛香港而浴血奮戰的近千名遊擊英雄。（新民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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