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61902021
李贽，号卓吾，生于嘉靖六年（1527），卒于万历三十年（1602）。李贽出生的嘉靖年间，正是王阳明心学盛极一时的年代。尽管自明初以来，随着统治秩序的建立和稳定，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也得到加强，社会生活被封闭在正统观念和理学道德礼仪的规范之中，但心学在道学方面的革新，毕竟冲击了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
李贽曾拜王艮的儿子王襞为师，从师承上说，他应算泰州学派的后传，但他与王阳明心学并不止于这种直接的师承关系。事实上，他曾广泛深入地接触王阳明及其后学的思想。
李贽年甫四十，接触到王阳明的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正是受阳明心学的影响，李贽成为—个从儒家营垒走出的具有突出叛逆性格的人，他的行为和思想都远非名教所能羁绊。
李贽曾这样自述：“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
李贽是反传统思想的旗帜，他的“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的思想倾向代表了他那个时代冲破思想禁锢、追求思想解放的潮流。他的“天幸生我性”“天幸生我情”“平生不爱属人管”的性格反映了他内心中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争取个性解放的因素。而他因“平生不爱属人管”的脾气而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又是他的个性人格与传统伦理道德必然冲突的结果。
李贽激烈地批判传统道学对人性的压抑，主张持简易、任自然，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圣人在上，万物得所”，人们“各从所好，各骋所长，无一人之不中用”的自由社会。
李贽激烈地批判了千百年来所沿袭下来的迷信权威、迷信古人的思想传统，而张扬了自信、自重和不依傍他人的主体精神。他的反权威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孔子的态度上。
李贽经常讽刺孔子作为圣人的权威，但他所针对的并非孔子其人，而是迷信孔子的风气 和以孔子为正脉真传，以儒家为一家独尊的正统思想。对于孔子，他认为“然则仲尼虽圣，效之则为颦，学之则为步”，他主张为人行事要有自己的见解主张，反对固守经典，依傍他人和借人自重。
李贽充分肯定儒家之外诸子百家对于成就事功的作用，他说：“既分为六，则各自成家；各自成家，则各各有一定之学术，各各有必至之事功。”主张在思想上的平等和多元化。
李贽的反传统思想，其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置身于传统之中，从自身的感受出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情，反映出急欲冲破传统束缚、冲破思想牢笼的强烈愿望。
李贽的反传统思想战斗性很强，但是他没有创造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去代替正统的教条，这是因为他所处的社会还不具备产生崭新思想的条件。因此，他的反传统思想是战斗性与破坏性并存的。
万历三十年，李贽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入罪，朝廷焚毁了他的著作。76岁的他，以落发为借口，用剃刀割破自己的喉咙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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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明朝末年的人多数不理解他，四百多年后的我们是否能给他公正的历史评价呢？
一般来说，李贽被官方史书评价为“晚明思想启蒙运动的旗帜”，但这是一种现代性的视角，从“革命/启蒙”话语体系里评价李贽，自然会将它视为反对皇权专制和顺应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的代表人物。
但李贽本人不可能“先知先觉”，他只是发自本心的反抗那些他不理解、看不惯的东西。过去的读书人不敢突破既有的观念框框，而李贽更大胆，也更激进，以至于总有人认为他十分狂妄，以至于作出“贽非圣无法，敢为异论”之类的评价。
李贽最著名的思想之一就是“童心说”，或许可以回应上述非议。因其观念和行为都发自本心，而非外界权力规训和伦理诱导所致。他曾言：“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简言之，就是赤子之心，是一个人的初心。
李贽也谈到过失去童心的危害，这意味着失去了真心，而“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心、初心、真心和人的自由，这些概念被他纳入一个叙述框架里，可谓彼此相连，互为影响。只有在童心的基础上，才能理解李贽一生的言行和追求。
叛逆性是李贽思想的根源，但不是结果。以他个人的力量，无法撼动知识界和官场的主流观念。历史学家从故纸堆里把他的思想扒出来，才让这位“启蒙思想先驱”的言论得以彰显。
但李贽一生都算得上郁郁不得志，他曾评价自己的个性“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这般性格自然无法混迹于官场。
不过，这种性格反而在激流勇进、思潮活跃的时代成为“优点”。近代史上曾有对李贽的重新评价，这种思维定式的改变，在近百年内依赖的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和思想革命，也因此，李贽的历史地位被“反证”，他是启蒙现代性视角下的“思想家李贽”，而非古代历史语境下的“文人李贽”。或许，脱离当代语境谈论李贽，是不可能的，也是没必要的，从中反而能获取更多重释历史文化资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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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是明代进步思想家，号卓吾，福建泉州晋江县人。他的祖先曾作航海生意，通晓外国语到他父亲时，家境已经破落。李贽二十六岁时中举人，二十九岁选任河南辉县教官。以后，又作过国子监博士，礼部和刑部的小官，最后在荒僻的云南姚安作了三年知府就辞了官，住在湖北黄安耿家，与大官僚耿定向和耿定理兄弟讨论学问。
李贽与耿氏兄弟虽然都信奉王守仁的心学，但在如何对待封建礼教的问题上，李贽与耿定向发生了激烈争论。1584年，耿定理病死，李贽被迫离开黄安，移居麻城龙潭湖芝佛院，过着半僧半俗的生活。他送走了妻女，落了发，同几个和尚朋友在青灯古佛之下，研读佛经，这对他的哲学思想有很大的影响。李贽在龙潭湖住了八年，又被迫离开麻城，在各处避难。1602年，他七十六岁，被朝廷诬以“纵淫勾引”罪名，逮捕入狱，在狱中被迫自杀。 李贽在当时很有名气，他的著作流行于通都大邑、穷乡僻壤。不少读书人，“全不读四书五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明廷曾两次禁毁李贽著作。但这并不能阻止这些作品的流传，反而更加提高了李贽和他的著作的声誉。
李贽受王守仁心学的影响很深。他继承了王守仁的积极思想因素，以犀利的笔锋，抨击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和程朱理学的虚伪腐朽，并把矛头指向了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
他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揭露道学家。明代的官僚士人，盛行讲程朱理学或王守仁的“良知”学（总称道学）。李贽指出，这些人都是假道学，伪君子，两面派。他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穿着儒雅，行若猪狗”，表面上不说“利”和“欲”，骨子里恨不能扒开人家的墙角去偷东西。满嘴仁义道德的言词，一肚子荣华富贵的欲火。这些人还到处去讲学，骗人、骗钱、骗官做，其实远不如身做什么事，口说什么话，言行一致的市井民夫，他们做生意就说做生意，种田就讲种田，倒是津津有味的有德之言。
李贽又说，凡是讲道学的，都是一些无才无学无识的人，他们想升官发财，又没有什么真本事，就只好靠讲道学。这些人，平日只会打恭作揖，正襟危坐，活象个泥胎。一旦有紧急的事情，就吓得面面相觑，绝无人色。正因为朝廷专用这等人，所以弄的政局不堪收拾。在李贽的笔下，这些道貌岸然的大人先生，不过是一群泼皮无赖，呆瓜蠢猪。
二、批判孔圣人。两千多年来，孔子一直作为神圣的偶像被顶礼膜拜，人们不敢反对他，甚至没有想到怀疑他。李贽是封建地主知识分子中破除对孔子偶像崇拜的第一人。李贽反对盲从孔子。他认为，孔子是人，而不是神。他也需要穿衣吃饭，也要高官厚禄，如果不让他做鲁国的司寇、摄相，恐怕他一天也不能在鲁国安身，这和普通人的私心并没有什么两样。天生一个人自有一个人的用处，所以不必事事都去学孔子。
李贽写了一篇《赞刘谐》的妙文，对孔老夫子进行嘲讽。他写道，有一位道学先生，头戴“纲常”之冠，身穿“人伦”之衣，高底大靴，长袖阔带，写得一两句仁义，说得三四句道德，自称货真价实的仲尼之徒。有一天，碰见刘谐，刘谐对他说:“你并不了解我仲尼兄呵！”道学先生勃然大怒，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你是什么人？敢同仲尼称兄道弟。”刘谐笑道:“怪不得伏羲氏以前，白天要打着灯笼走路呢！”
李贽还提出了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大胆命题。他认为，是非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断变化，就象四季的变化、昼夜的更替一样。昨天认为是，今天认为非，今天认为非，明天又认为是。就是孔子今天重生，他的是非观念也会改变。正因为大家没有独立的是非观，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所以也就没有是非了。李贽所提出的是非标准的相对性，是对永世不变的封建教条的挑战。
三、贬抑《六经》。《六经》是传统的儒家经典。《论语》《孟子》是孔孟的言论汇集。自朱熹作《四书集注》以来，也取得了与《六经》同等的地位。它们是人们言论行动的准绳和指南。李贽剥去了这些经典的神圣的外衣，指出《六经》、《论语》、《孟子》不过是史官臣子对当时政事夸张美化的一些话，或者是那些迂阔门徒、懵懂弟子的随手笔记，有头无尾，得前拉后，大半不是什么圣人之言，就算是出自圣人之口，也不过是因病发药，随时处方，怎么能说是万世至论呢？他甚至说，这些经典是造成假道学伪君子的祸根，因为道学先生就是靠《六经》、《论语》、《孟子》吃饭的。
李贽生活在明中叶以后，这时，政治黑暗腐败，官吏昏庸淫逸，社会风气十分败坏，李贽，作为一个进步思想家，他在当时思想统治十分严酷的情况下，敢于在封建统治的黑幕上，捅出几个窟窿，戳破一些脓疮，对于正统的腐朽思想加以揭露和否定。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企图改良和挽救这个垂危的政权，而不是去摧毁它，使它崩溃。正因为这样，李贽虽然被正统思想家骂作“狂士”、“妖人”，而他自己却以“真儒”、“真道学”自居。他的进步思想，也仍然没有冲破和逃脱封建思想的樊笼。但是，李贽一生敢于反对偶像崇拜，反对教条迷信，敢于抨击社会的黑暗腐朽，向当权者挑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这在我国思想史上是十分杰出的。他的反抗精神，在明末激励了不少进步的人们。直到“五四”时期，李贽的思想，在反封建文化的革命浪潮中，也还发生着很大的影响。
苦茶庵
李贽（1527-1602），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号卓吾，福建泉州人。其主要著作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初潭集》、《四书评》等。
李贽的异端思想，首先集中表现在他敢于打破千百年来对孔子的迷信，提出了不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大胆言论。他说：“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李贽反对一切效仿孔子，乃是对封建社会传统思想的大胆挑战，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思想领域里独立意识觉醒的集中表现。
李贽反对宋、明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认为追求物质利益是正当的，“理”与“欲”是不能分离的。他反对封建等级制度，主张人人平等。他说：“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李贽《李氏丛书•老子解》）对于男尊女卑的观点，李贽也加以批判。大破程、朱理学家所宣扬的寡妇再嫁是“失节”的谬论。
由于李贽从各个角度对封建正统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当时被视为“异端之尤”，他自己也以异端自居。神宗万历三十年被严拿治罪，死于狱中。
总之，李贽是十六世纪中国反封建思想的先驱，他是一个有战斗性格，敢于公开反对封建传统思想束缚，在当时和以后都有影响的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