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震雲:我快步崔永元的後塵,得抑鬱症了

劉震雲:我快步崔永元的後塵,得抑鬱症了

在電影圈有個共識:近些年中國電影劇本質量普遍不高,人們認為電影與小說結合在一起較好的是“二劉”:劉震雲和劉恆,他們在圈裡是有口皆碑的。劉震雲作品如《手機》、《我叫劉躍進》;劉恆作品如《張思德》、《雲水謠》等。在《手機》中,劉震雲是原著、編劇和總製片人,在其中還飾演了一個角色。

劉震雲,因崔永元炮轟處於輿論中心,這位中國當代有影響的作家,為我們提供了認識世界的新視角,他嘗試著表達世界的新方法。他以自己的創作告訴人們,中國作家也應參與電影,文學和電影本來就是用兩種語言做同一件事情。

劉震雲:我快步崔永元的後塵,得抑鬱症了

劉震雲說,中國的作家書能賣到10萬本以上的人,不會超過十個人。如果書賣不到1萬本以上,靠什麼生活?生活發生困難,他的信仰、理想、對文學的固守也不存在了。我和許多作者不同,我是自由作者,不是專業作家。專業作家有工資,在下沒有。專業作家職業在世界上有兩個國家存在:中國和朝鮮。一個鞋匠拿工資很荒唐,而作家拿工資卻很正常。我參加文學界的會議我很煩躁,不是他們的義正辭嚴沒道理,而是我離他們很遠。要申張正義就要自食其力,別讓納稅人養著。這很危險。

劉震雲:我快步崔永元的後塵,得抑鬱症了

劉震雲說,我在影視界認識的導演也就侷限於馮小剛和馬儷文,我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但和我合作的導演要有一個前提:大家交談時有會心一笑。另外,我覺得導演必須具有與眾不同的見識。小剛和儷文都是這樣,他們卻非常不同,他們一個是男的,一個是女的;一個愛說村東頭的事,一個愛說村西頭的事;一個愛攆狗,一個愛打雞。

劉震雲:我快步崔永元的後塵,得抑鬱症了

我沒有要替河南人正名,因為他們不用正名。我吃過河南人的虧,我不是吃虧在土壤和血液上,而是吃虧在說話上,他們不正經說話,我就是河南人,對此很有體會。兩個河南人見面,她問我吃了嗎,我會說:“您先吃。”而她到我家,我就會問:“又是吃過來的?又是不吸菸?又是不喝酒?”她會說:“吃過昨天的了,不吸差煙,不喝孬酒。”平常誤會沒什麼,但有人突然和你翻臉就不好了,話在不同的氣氛、場合、語境中就變味了。生活也會對你翻臉,讓你吃不了兜著走。

劉震雲:我快步崔永元的後塵,得抑鬱症了

劉震雲說:《論語》我至今讀了不下20遍,這是中國最偉大的作品,這些家長裡短是第四種幽默,你想和孔子會心一笑真不容易,他是個有責任心的人,但真正讀下去他是個刻薄的人。有人說我刻薄,那孔子就是我的老師。孔子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個意思被現代人誤解了。體會一下,他本來在聊天,正和身邊的人沒話說,遠方來了一個人,高興地站起來,藉機走了。他是個特別孤獨的老頭。他是山東人,山東人沒這麼幽默。我認為他的幽默是因為周遊列國時去過很多次河南。

劉震雲:我快步崔永元的後塵,得抑鬱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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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得最多的詞叫“擰巴”,這個詞是我從生活中學到的,它的同義詞叫“彆扭”。生活中最大的彆扭是大家對彆扭無能為力。這就出現很多笑話,一個嚴肅、莊嚴的事就成了笑話和喜劇。一天十件事有八件事在擰巴著你,這就改變了我的寫作觀。很多作家寫作是因為生活打動了他或激怒了他,過去我也這樣做過,但現在和過去不同,我是想把生活中擰巴了的理兒給擰巴回來,這不只為了寫作,也是為了我自己。

如果不找一個途徑校正一下我自己,我可能就步了崔永元的後塵,得抑鬱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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