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78年上半年，原芦田小学胡有荣校长，听到我在芦田高中两次代课的情况后，就想把我要去当个正式赤脚老师，但大队领导不同意。前面说过，当时初中完小为大队主办，其人事安排，教师调配为大队主管，校长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权，大队领导以我退伍后没有交户口，不安心农村务农为由，否决了胡校长的建议。我想，不仅仅是因为我没有交户口，肯定还有别的原因。但在那样的时代，我没有自已的选择，只能屈从于命运的安排。每天去生产队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我因为没有掌握农业生产工具的技术，只能干简单的笨重的脏活，累活，没干好，还得受人指斥，有时只能忍气吞声地捏着鼻子受。
有一次，两个大队领导突然造访我家，我母亲很高兴，以为我的工作问题有个转机。谁知道他们是来批评我的，说我到现在都没有上交户口，是没有长期在农村吃苦的思想，因而不能使用，还要考验。我无奈，只好接受他们的批评，等待着他们无休止的考验。
当年四月，芦田小学有一位女老师因分娩而请产假，胡校长抓住此机会，叫我去代课。按规定，学校若有人请假，校长安排临时代课人员代个一两个月的课，是不必请示大队领导的。于是，我来到了芦田小学，代四年级的语文课。到了五月份，全县开始对赤脚教师进行整顿，对热心教育事且能胜任教学工作的赤脚老师继续留用，由县局教育管理机关通一归口管理，由县政府发放统一的民师任用证书。不能胜任的则调离教育单位，安排适当的工作。这一工作由县局统一领导，各公社教办室和学校具体操办，而大队一级就不再是决策机构，只是打打边鼓。为昭示公正公平性，各公社互派工作组交叉进行。当时饶埠公社一李姓校长交叉到芦田小学蹲点，胡校长抓住此机遇，直接把我定为正式民办教师。胡校长当时跟李校长说，沈某人是当老师的好料，可个别领导有些成见，一直不予使用，这次我要把他钉起钉来卯起脚来。于是，我从一个没有名份的代课老师变成了有任用证的民办教师。今天回想起来，如果没有胡校长的力荐和帮忙，我可能一生不吃教育饭，也许一辈子都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所以说，胡校长是我此生的大贵人，当然，张老师是我的引荐人，王校长也为我搭建了平台，这几个人把我领上从教大道，使我终身受益不浅。我得永远感谢他们。
1978年暑期，我已是正式民办教师了，到生产队务农，也少遭人家的白眼，记得两次代课后回到生产队务农，就有不少闲话压得我喘不出气抬不起头来，别有用心的人冷笑道，哼，想当老师，逃避种田，没有那么好的八字，读了书，当了兵，还不是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还有更心血不正的人，总是找错，说你这没做好，那没做好。挑起队长来批评你。那一段时间，我没有少受这些闲气。如今不同了，有了新身份，同伴们也另眼相看了。一天下午，我正在田里拔秧，胡校长风尘仆仆赶来通知我去县城参加暑期教师培训，叫我做好准备，明日一早就去鄱阳。同伴们都惊呀起来，你真命好，可以脱离苦海去享福了。第二天一早，我和李官清，李荣春，张建明等四人去县城参加暑期教师业务培训。我学的是物理学科，为下半年学校开设物理课做准备。
三
1978年下半年，我以正式民师的身份，全身心地投入到芦田小学的教学工作中。学校分配我的任务是，担任初二年级的班主任并任初二语文物理两科的教学工作。暑期到鄱阳培训，参加物理培训学习，这次是现买现卖了。当时教育刚刚走上正规，各门学科渐次开设，但各科老师却稀少，因而我既上语文又上物理，我的同事也一样，和我搭班的教导主任李胜恩既上数学又上化学{此君后从政，干出了一番不同凡响的业绩，任过乡长，书记，农业局局长}。那时老师的任务都重，干劲都大，每周上六天课，还有早晚班，但没有一个人有怨言。至于班主任，更是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不象现在的班主任，有班主任津贴，我们那时的班主任，既没有班主任补贴，也没有任何照顾，完全是额外的负担，一旦学校决定谁做班主任，没有一个无故推辞，总是乐意地接受，并全身心地做好班务工作。至于不是班主任的科任老师，也不象现在某些非班主任老师一样，对班上的事务，尤是学生矛盾纠分，能躲就躲，能推就推，采取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态度，而是积极地配合班主任开展班务工作，当班主任不在时，同班的科任老师会及时地帮助管理班级事务，解决班级矛盾是非。整个班级的科任老师团结得象一个人似的，因而班务工作教学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但那时的学生思想比较复杂，学生个性差异较大，因为那时正处于文革刚刚结束之际，有些学生尤是初中生，还留有文革后期红小兵的习性，特别是受到小黄帅的影响，敢打敢拼的品性还未收敛，对学校老师班主任的管束很不舒服，时不时弄出一点动作来难为老师，叫你哭笑不得。曾记得万泉村的几个学生和胡家村的几个学生闹矛盾，如果是公开相骂打架还好处理些，但万泉村的几个学生，明的不来，暗中害人。一天晚上下自习后，一万泉村的学生在教室里拉上一堆屎，还用胡家村一学生的饭碗盖上。你说恶心不恶心。还有一个应姓的学生，因不服我的管教，竟把我家菜园里的菜苗瓜秧统统拔起弄死，虽然家长积极配合管教，但我面对如此窘境，又能怎么样呢，只能深感教育者的责任重大。
那时文革已经结束，国家又恢复了中考高考，学生和家长都看到了希望，家长们望子成龙，不要再走自已的老路，一生搬泥土种田，因而拼命送子女读书，并要求学校老师严加管教，而学生们呢，在父母的熏陶下，也渐次懂得读书的重要性，尤是那些考取中专大学跳离农门的人，对他们诱惑更大，因而也发奋读书，争取鲤鱼跳龙门，考个一官半职，荣宗耀祖。而老师们呢，尤是那些还没有脱离农门的赤脚老师们，更是现身说法，希望自已的学生有个好前程，因而苦口婆心地不遗余力地教导他们，督助他们，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确定自已的奋斗目标，吃苦三五年，幸福一辈子。一些学生也够争气的，通过几年的努力，竟然考取了中专大学，终于脱离了农门，成了吃商品粮拿国家工资的公务人员了。当时在农村人眼里，你一夜之间就身价百倍，成了状元举人了。
学生考取了，家长自然高兴，老师也觉得脸上有光，但中考高考毕竟是选拔考试，不是人人都能如愿的，大多数家长是讲道理明是非的，认为孩子没考取，不是老师的责任，而是有多种原因的，但也有一小部分家长，不自我反思，总是迁怒于老师，说老师看不起他的孩子，没有真心教他的孩子，更有人说赤脚老师水平就是低，教学能力就是差，误了他的孩子等等。你看，赤脚老师头顶就是平一点，说来说去最后还得多说你一点。
四
虽然说是正式民办教师，但与公办教师相比，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公办教师吃的是商品粮，拿的是国家工资，月月见红，享受国家医疗服务，大队生产队也管不到，民师呢，只能吃农业粮，拿工分，一年到底也没有几个现钱，80年后国家有点补助，每个民师每月补助10元钱。由于只争工分，所以还要受生产队大队的管束，若他们对你不满意，还是会给你找麻烦的。在80年代前，初中完小是大队主办管理，对赤脚老师的任用调配是有绝对权威的，就是要清除你也是一句话的事，虽然80年代教师归口管理，县府发了民师任用证，但在经济待遇上还是拿工分，还得受生产队大队控制。当时在人们眼里，公办教师的地位也不怎么高，何况是民师。任何一个大队干部或生产队长，对老师尤是民师都可以颐指气使，耀武扬威。当时发生的几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至今还记忆犹新
那是一个星期四的下午，本校四年级的两个学生打架，其中一个胡姓的女学生打输了，她没有告诉老师，而是跑到初一教室告诉读初一的哥哥，这个初一的学生当然也是一个孩子，不很懂事，听妹妹一讲，便跑去将另一个四年级的学生，不分青红皂白地给打了一顿，被打的学生也不跟老师讲，而是跑回家告诉了家长，这便引起了家庭纠分，两家人都到学校找校长评理 ，校长是饶埠人，只能低声下气地左解释右解释，但两家长都说自已的孩子挨了打，要对方医治，尤是那胡姓的家长，是孩子的母亲，她是金源大队支书的爱人，很强势，硬要校长说个明白。我在隔壁房间批改作业，实在听不下去了，就到办公室来说了几句公道话，帮校长解围。我说，四年级学生在一起嗑嗑碰碰是难免的，初一的学生跑去打小学生就不对了，那家长一听火气更大了，仗着自已的丈夫是大队支书，对我指指点点，口出狂言，我也懒得理她，趁机把校长支走。那家长很不服气，晚上纠起家属多人，来校指名道姓要跟我辩论。支书本人没有来，她带来了弟弟，儿子，女儿等四五人，那支书的老婆，气势汹汹，继章取义地指责是我说的，小的打小的可以，大的打小的不行，那儿子女儿也毫不示弱，一起围攻，我岂是软弱之人，便与他们针锋相对，毫不退却，那支书的弟弟突然跳起来，把桌子一拍，说我这样的态度会教坏了人，不配做老师。我也是针尖对麦芒，指着他说，你儿子在我班上，我明天进教室，他就得出教室，省得教坏了他。校长怕得罪他们，又怕把事情闹僵，忙把他们请到校长房里，又是赔理，又是道谦，说我年青气盛，不要计较并叫我回避一下。我当时正是二十七八岁的年纪，那受得了这等窝囊气，临走时还说了一句，我明天进教室，他儿子就得出教室。那支书的弟弟见我如此倔强，再也没有跟我吵了。其实他儿子在我班上是一个好学生，我对他很关心很器重的，我说这话只不过是压压这强势家长的气焰，怎么会去伤害我的学生呢。
第二天一早，我徐家六十多岁的姑母就来到学校找我，叫我千万不要赶胡家某某人的儿子出教室。这时我才知道，那支书弟弟的妻子是我徐家姑父的堂妹，昨晚他们回家后，这支书弟弟夫妻二人连夜赶到徐家，拜托我姑父姑母跟我说好话，好好教他的儿子。我虽气愤，但不至于迁怒于学生，何况是一个好学生。我叫姑母放心，我不会为难学生的。姑母见我如此说，放心地走了。以后曾有几次碰到该家长，他总觉得不好意思，似乎想开口又怕我不理他而难堪，我也是见好就收，淡淡地说道，都过去了，没事的，你生了一个好儿子。此儿后来考取了上饶师专，做了一名高中教师。和我还是同行呢。
事情过后，同事们都说我，你真牛，敢跟支书夫人较真。我说，人家看不起我们这些穷民师，我们自已不能有自卑感。没过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为我们这些穷民师再一次出了一口恶气。
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各项物质指标均按计划执行，尤是粮油之类商品，更是紧俏物资，计划之外的物品一般人是难以搞到的。公办教师拿的是国家工资，吃的是商品粮，民办教师拿的是工分，吃的是农业粮。每到端午节，粮食部门会给每个公办教师划拨5斤面粉指标，供其过节享用，民办老师是没有的。但有些粮食部门的领导，想方设法多搞一点指标，给就近的民师也发放一点，这也不违反国家粮食政策。如当时芦田的邻社饶埠就开了先河，而又是饶埠的民师把这个信息传递给芦田的民师。茶余饭后，芦田的民师便谈论起此事，说芦田粮管所做得太过分，就舍不得给我们十几个民师几十斤面粉的指标，话越说越多，气愤越来越激烈。有人说，不要紧的，初一年级的某生，他父亲是粮管所所长，何不请他帮忙解决一点。于是就有人找到该生，叫他向他爸爸转达我们的请求，不料，该所长不以为然，以民师不在计划内为由推脱，这下民师们大都火了，既然你的面粉指标不在计划之内，那你儿子也不在我们学校生源范围之内（他儿子应该在舍头学区），于是，班主任通知该生，叫他爸爸给他转学，因为你不在我们学校招收范围之内。那所长一听慌了，连忙赶到学校赔理道谦，说一定要想方设法给每位民师调拨5斤面粉指标。于是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你看，民师地位有多低，为5斤面粉指标，都要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还要承担一些社会非议，难怪有人说，老师可怜，民师更可怜。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确实也点儿过分，当时，国家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下面的粮管所粮站，不过是上面粮食部门的看门员而已，根本没有支配权，要想开点后门也是要冒风险的。可怜那位老所长，为了自已的儿子不得不冒险，搞点计划外的指标，以安抚更加可怜的民师兄弟们。
还有一件事也深深刻入我的脑海。我当民师不久，由于有点业绩，被当时教办领导所认可。在一次小学期末考试时，被委派去矿山小学任考务。这是我第一次以钦差的身份去外校办事，脸上也觉得有光。矿山小学是个老派的完小，其学校规模，办学条件，师资水平，教学成绩等都属一流。该校校长徐君是个能力非凡的女强人，各项工作在全公社所有学校中都是名列前茅。当时学校因为买了一辆自行车，而与大队支书发生了一些误会。徐校长听说我与大队支书既是同学又是战友，想请我周旋一下，化解矛盾，争取支书支持关心学校工作。我手拍胸膛，信誓旦旦地说，“徐校长，你放心，我一定帮你办到。我们不是一般的同学战友关系，而是刎颈之交，想当年我们在山东岙山卫新训结束分别的滚滚热泪，他能不顺我的面子。”徐校长当时很高兴。
一次，应君到他在沈家村的堂叔家办事，饭后到我家坐了一会就走，说要去公社办事，我也正好去学校，于是同行。他推着自行车，我们边走边聊，很快就谈到矿山小学的事，我还没有说到几句，他就火冒三丈，说他一个小小的校长，没把他这个支书放在眼里，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买自行车跟谁说了，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那我这个大队以后还怎么管你这个学校，你要钱要经费就知道请示报告，开支就自行作主，那还了得。这自行车我是要收回的。我一听也火了，你不就是一个支书吗，何必如此盛气凌人，说着说着，我们几乎是吵起来了，当时我觉得这个人变化太大了，一身官气，一口官腔，完全不是读书时的同学，也不是当兵时的战友，我失望之至，就说“你要赶去开会，请先走吧。”他马上骑上自行车，气愤愤地扬长而去。此君后来真的当了一个小官，乡政府的付乡长，不过比起那位做过书记局长的同学李胜恩君，官还是小多了。他当大官都没有那么神气，你一个小支书为何如此神气？据他说，是聂文主先神气起。这事怎么和聂文主扯在一起呢。原来，聂文主先退伍回来，就混上了一个团支书，应治有后退伍，回来后在大队砖瓦厂做砖，。一见面就笑他，你还在当泥瓦匠，我都当上了团支书。后来这应君也很争气，竟当了党支书，那姓聂的还是个团支书 ，因而比姓聂的更神气些，把失去的尊严找回来。因为神气惯了，就不分时间地点了。也许是当时不到三十岁，和同辈人比，就当上了支书，真是鹤立鸡群，高人一等了。也许当时我是从民师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的，总认为大队干部对民师有偏见，而对应君颇有微词了。其实应君是一个很有上进心的人，退休后，还被人聘请去当水利工程师而忙个不停，其书法作品还被杭州某书法机构授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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