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有“魔都”之城的上海，不僅是“國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滬杭甬大灣區核心城市”，更是國際經濟貿易、航運、科技創新中心，首批沿海開放城市，也是除東京外，遠東地區最繁榮的大都會。這座大城市在普遍傾向農業經濟的中國是一個特立獨行的存在：它為中國大陸的商業而生，並一直承擔著面向世界的商貿職責。令人心馳神往的魔都，一方面科技商業帶來的機會，讓滬飄一族為之拋灑熱血，紛紛湧入大都市；一方面在中國經濟宏觀去中心化的浪潮中，東南沿海出現了一批發達的大城市，中部城市的實力和話語權也在穩步提高，上海的權重似乎越來越低了，接下來讓Kopu君帶領大家一起深度解讀上海——一座充滿幸與殤的大熔爐，是如何迎接經濟變化中的機遇與挑戰的。
天時、地利、人和的幸與殤
首先得從地理位置上確立上海成為經濟風向標的必然因素，北界長江東瀕東海，南臨杭州灣，西接江蘇和浙江兩省的上海，豐富的港口資源和物資便利條件以及港口人民對舶來文化的接受程度，自然成為晚清時期最受外國人歡迎和追捧的城市，爭相在上海設立銀行和商貿區，以達到控制上海經濟命脈的目的。淪陷前，上海的金融體量遠在香港之上，是除了倫敦和紐約之外的，世界第三大債券和股票市場。襟長江，帶太湖，控蘇南而引浙北，上海的地理位置優越，相比華東市場的深度和廣度，上海擁有巨大交易吞吐量，這是上海在中國現代工商業建設早期崛起的必然條件。上海自然成為資本的寵兒，一方面受到各國列強的經濟侵入，一方面也切實將上海打造成最大的內外貿交易窗口。由於上海多方勢力的均衡，各國大使館駐紮上海保護本國政治和經濟活動。不得不說，上海的地利給上海帶來列強割據境地的同時，也使上海成為全國經濟最閃耀的那顆明珠。跟著Kopu君的時間刻度繼續向前，新中國建立後，百廢待興，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滿祖國各地，上海不例外，東部沿海當然也不例外。改革開放後，以上海為中心，覆蓋江浙滬地區的長三角地區重新啟動，仍然憑藉這一巨大優勢躋身世界六大城市群。上海作為中國經濟中心的合理性可見一斑。
但有意思的是，近年來，上海在保持自身條件和政策條件並未變化的情況下，上海的經濟卻發生了“衰退”。二十一世紀的首個十年，在省級行政單位中，上海的經濟總量從第七名跌出前十，並在人均產出上，被天津和北京超越。經濟增速更是鼓衰力竭，位列大型城市之尾。而與此同時，呼之欲出的是大批地區中心城市的崛起，華中的武漢，華南的廣州深圳和西南的重慶成都等等。這些城市在金融，貿易和製造方面，正在逐步瓦解著上海的壟斷。這也象徵著中國的經濟正在經歷“去中心化”，上海不再是經濟貿易的龍頭老大。
去中心化發展困局
在通訊不夠發達的年代，獲取類似價格和供應量等市場信息的能力，在競爭中尤為關鍵。商業發展的必要條件就是信息對稱，因而，為了提升商業競爭力，企業將多數交易和結算都移到上海——貿易中心城市。商業的連鎖效應是驚人的，貿易需要的借貸、抵押和擔保等複雜商業手續需要專業機構代理，銀行業的跟進勢在必然。股市和債券市場的時效性比實業更強、更加追求集中效應以求減少訊息費用，自然越發青睞消息靈通的上海。而金融業服務於實體經濟，強大的金融融資能力助長了上海周邊的工商業發展，實體經濟和金融的繁榮互為因果，相互促進。這讓上海經濟中心的地位不可撼動。
然而接踵而來的就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科技革命使得信息技術飛速發展，訊息費用不再高不可攀。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和普及，使得只需點開網頁，即能獲得相關的實時商業訊息，商業不再依賴上海的信息渠道。既然隨時隨地都可得到同等商業價值信息，並且城市與城市之間的聯繫不再只依靠馬車、汽車，交通的快速發展，縮短交易的距離和時間，加之上海多年來的過度消費導致的商業活動成本增加，那麼證券股票期權中心也逐漸撤離上海。第三次科技革命帶來的不僅是科技力量的增強，也使得上海的問題暴露在大眾面前。Kopu君發現，科技從興起到如今，儘管在飛速發展，但上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卻缺少互聯網巨頭。上海與生俱來的精明，使得整個城市著眼短期利益，投資回報率的房地產成為主要選擇項目，使得上海的互聯網偏向於遊戲、金融等看得見回報的領域；並且注重生活品質的上海“買辦”文化盛行，更傾向於舒適，因此，第三次科技革命並沒有為明星上海帶來BAT巨頭，相反，上海的互聯網企業不斷被收買被割韭菜。
魔都上海，不幸的是，去中心化的持續進行使上海失去獨尊寶座，但幸運的是，綜合實力強勁的上海有足夠多的高校和人才吸引力，來供應這些極度依賴人才厚度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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