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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長野冬奧會女子短道速滑1000米決賽，大楊揚率先衝線卻被判了橫切犯規，金牌落到韓國人全利卿手裡。很多人認為那是一次不公正的判罰，因為當時的國際滑聯一把手是另一個韓國人金明熙。
後來，大楊揚還在運動生涯後期，就開始參與到國際滑聯乃至整個奧委會的各種活動裡。03年她離開清華專門去美國學英語，10年她正式成為中國史上第四位IOC委員，和羅格、巴赫都保持著非常緊密的關係。
某種意義上，那次判罰，也是她積極參與國際體育事務的動力。
這次平昌冬奧會上的爭議判罰依然很大。剛剛卸任國際奧委會委員的大楊揚，在評價短道速滑3000米接力時，哽咽著說，裁判“很難去有偏袒”，呼籲觀眾理性，結果被人罵成出國當官丟了尊嚴，是“鱷魚的眼淚”。可她也不可能公然指責哪一方，否則在奧委會的八年算是白乾了。而且她的觀點沒毛病：制定規則比對抗結果更有效。
要參與制定規則，就在各個國際單項體育組織裡有更大的話語權。
然而這麼多年來，中國指派到國際體育組織裡的外事人員，大多數時候只要有滿足兩個條件：懂外語、聽話。甚至根本不用懂體育，只要能把國家在項目上的訴求直接而準確地傳達出去就足夠。
老一批進入世界體育最高話語圈的中國人幾乎都是這樣的。兩位奧委會二把手，何振梁小時候讀的是教會學校，會說流利的英語和法語，於再清曾經留學日本。當過國際田聯二把手的樓大鵬自幼旅居英國。而這三位都是轉行之後才從事體育，沒有一個是專業運動員出身。
而且他們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拋開在體育界的身份，他們在國家體育總局都有職務。
這在國內太正常不過了，畢竟體育是要為大局服務的。但是在外國人眼裡看來就很奇怪。
體育當然不可能那麼的純粹，多數是商人、律師這類出身的外國委員們也都會給自己的國家爭取權力和利益，但是像中國委員們這樣公開在機關裡任職的還是少之又少。在倡導決策高度獨立性的國際體育組織看來，有著另一種氣息的中國委員跟奧林匹克精神並不那麼契合。
而這些中國委員不僅在國際上開展工作會遇到難題，對內也施展不開手腳。
張吉龍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龍哥從事足球外事工作三十多年，13年的時候亞足聯一把手的位置幾乎已經是他囊中之物。然而這時驚傳國球乒乓要被清出奧運會，領導立刻決斷要做出犧牲保住乒乓球這個絕對優勢項目。犧牲誰呢？長期在外，國內根基淺薄的張吉龍就被獻祭了。
而更早之前，何振梁也曾為了團結西亞國家的方針放棄競選亞奧理事會一把手。
何振梁生前和袁偉民的恩怨就結的很深。袁偉民一直指責何振梁在01年北京申奧前夕罔顧國家利益，為韓國人金雲龍競選奧委會一把手背書聯署，差點得罪了最後當選的羅格。在他的《袁偉民與體壇風雲》一書裡是這樣說何振梁的：“不聽招呼，自作主張。”
而何振梁後來解釋，在那個關頭，他不可能去得罪頗有勢力的金雲龍，所以選擇當了一次兩面派。先穩住金雲龍，然後私下向羅格解釋併為他投了票。這在何振梁看來是外交手段，在領導們看來卻是他仗著“將在外”不聽指揮，搞個人主義。
連袁偉民自己都說，在國外這可能不算事，但在中國這就是大錯。當時罵何振梁的不止他一個，還有當時的體育總局另一位話事人李志堅。組織上一二把手同時批評，何振梁的國內生涯也就到頭了。
最可惜的還是前冬季中心一把手任洪國。幹了幾十年冬季運動，自己也是國際滑聯的資深裁判。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去年五月居然被調去管航模了，轉頭冬奧會中國滑冰就出了么蛾子。
中國體育外事工作者們很多時候就處於這種夾心餅乾的狀態，一方面要積極參與外事，不能在國際舞臺上展現太多民族情緒，這樣才能保住該有的話語權；另一方面又揹負著為國家爭取利益的使命，有時候還會被大後方捅一刀子。
當年送何振梁出去的時候，給了他一個國家體委二把手的頭銜，據說是為了讓他好跟其他國家的委員打交道。
但這到底是個護身符，還是緊箍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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