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周相国（上）：大智若愚的大学士何以被黑化？
姑苏城外，吴江境内，有一座千年古城“松陵”，城内“玉带河”南畔有一条小巷叫“阁老厅”，因明朝内阁首辅周道登的祠址而得名。每次路过，我都会想起故相周道登与才女柳如是的故事，想起那段被后人大肆黑化的情缘，以及被黑化的阁老生涯。
那么，真实的周道登何许人也？是愚是智？是好色是钟情？是庸官是廉吏？且听松陵人士云巛一一道来，客观还原阁老的高洁、博学、憨直、深情本色。
【家学渊源】
谈起名篇《爱莲说》，读到“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大家即会赞誉作者周敦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人格和“志趣高远，博学力行”的洒落胸襟。
（北宋理学鼻祖周敦颐）
周敦颐(1017年-1073年)，又名周元皓、周敦实，字茂叔，谥号元公，北宋著名文学家、哲学家，是儒家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也是宋明道学的开创者，著有《周元公集》《爱莲说》《太极图说》《通书》等。在当时儒、佛、道合流的形势下，周敦颐确有"发端之功"。二程的"扩大"，朱熹的"集大成"，不过是在周敦颐原有思想基础上的完善化、系统化而已。
周敦颐人如其名“敦实”，他提倡"文以载道"，强调文辞是艺，道德为实。笃其实而书之，美则爱、爱则传，贤者得而学之，是为教化。他也强调尊师重道，指出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他的后人较多秉承其敦实品行，谦谦君子，恭而安。
据谱牒记载，周敦颐原为道州营道楼田堡(今湖南省道县)人，曾定居庐山，为纪念家乡，将住所旁的溪水命名为濂溪，并终老于庐山。周敦颐有子二人。长子周寿生六子，从官居吴中，成为江浙一带周姓始祖之一支，周恩来、鲁迅等均为其后裔。次子周焘生三子，居道州，其子孙主要在横岭、淇田、南岸、斋江等地。这些周氏后裔广泛分布于江、浙、湘、赣、粤、闽等省并移居繁衍至海外，其中周寿有一支迁至江苏“吴江”。周道登的曾祖周篪，字仲达，游学吴江，赘吴江望族沈氏为婿；祖父周受，父亲思沈，后都因周道登而诰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周道登的母亲万氏，生育道登、道生二子。
（明朝大学士周道登）
周道登(公元?-1632年)，字文邦、文岸，苏州吴江人，晚明政治人物，为官清廉务实，待人谦和礼让，一生治学勤勉，著有《清生阁集》等。史书称他一表人才，从小就很聪明。清乾隆《吴江县志》卷二十八记载：“少有器识，仪观甚伟”。县志文集中收录他的《吴江新筑石塘碑记》和《霍侯履亩清册序》二文。
（补注一句：周道登曾是才女柳如是的前任丈夫，第一任丈夫。）
【时代背景】
宰相，是中国古代最高行政长官的通称，宰相的正式官名为丞相，辅佐皇帝、总理百政的 百官之长。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大兴冤狱，诛杀功臣，洪武十三年(1380年)，杀胡惟庸，罢中书省，废除1600余年来的丞相制度，全国每天发生的重大政务都由皇帝独揽亲理。由于政务繁忙，明太祖另设殿阁大学士，侍从左右，以备顾问。后来这些辅臣逐渐参与决策，形成内阁制度。
阁老一词，是明朝对内阁辅臣的通俗称谓。内阁辅臣分三个层次，一是首辅，二是次辅，三是剩下的都称为群辅。明代共出了一百六十几位阁老（南明不算），其中首辅有八十几位。明代内阁制度不同于现代，内阁不是行政机构，内阁辅臣没有具体官职，只是皇帝身边随叫随到的近臣，他们叫做殿阁大学士或翰林院学士。
明代殿阁大学士也有多种，如中极殿大学士，建极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和东阁大学士，华盖殿大学士，谨身殿大学士，左、右春坊大学士等。一旦被授予大学士，就等于进入内阁，称为辅臣，也称阁老，但民间仍习惯称之为宰相。
周道登在崇祯朝内阁，曾坐到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位置，吴江人称之为明朝故相，松陵曾建有他的名人专祠，那里被乡民称为“阁老厅”，此老地名沿用至今未变。
东林党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朝野人士政治集团。公元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朋党讲学其中，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他们主张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因朝政日趋腐败，党派林立，明末东林党与宦党、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之间党争迭起。
吴江人周道登身为江南士大夫，亦为明朝东林党成员，有着极强的道德标准，不肯附阿阉党，为官廉正奉公。在激烈的党争中，他再隐忍也难逃漩涡。
熹宗朱由校逝世后，天启七年（1627）八月，其弟朱由检（1611—1644）匆匆即位，年仅十七岁，年号崇祯。他继承的是一个风雨飘摇的皇朝，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当道，正直官员迭遭杀戮、贬斥，国家财政走向崩溃边缘，加之内忧外患与积弊已久的阶级矛盾乱如麻，使得新帝求治心切，“急躁、褊狭、猜疑”的性格弱点日益严重，所戮大臣不计其数，更替之繁前所未有，人人自危。崇祯帝在位的17年是明代最为动乱时期，最终明皇朝随着他的自缢而宣告灭亡。
【仕途沉浮】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周道登中了进士，主考官李文清“盛称其才”，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万历四十年（1612年），他荣升司业，署国子监事，后又历迁少詹事兼侍读学士。泰昌（1620年）初，以礼部左侍郎署部事。次年，明熹宗朱由校改元，周道登任礼部左侍郎，充经筵讲官。天启二年（1622年），周道登补经筵日讲官。天启七年丁卯十二月由太子宾客礼部右侍郞升尚书。
在“连遭大丧，又值熹宗大婚”之时，周道登作为礼部左侍郎，仍能“拮据赞囊，皆有条理”，从容处理好殷繁的典礼，办事谨慎务实。因他为人老实正派，做事清廉，屡遭乱臣阉党排挤。升尚书后，根基浅薄的周道登更遭嫉妒与争执，生性淡泊的周道登主动辞官，称病隐退，回到家乡吴江。然逍遥没多久，周道登又被廷推礼部尚书，不得不回朝重新为官。
“廷推”，知道啥叫廷推？
明制，凡朝廷遇有重大政事，或遇有文武大臣出缺，皇帝必诏令廷臣会议，以共相计议，衡量至当，然后报请皇帝，取旨定夺，其有关政事得失利弊之研商者，谓之廷议;其有关人事升补任用之拟议者，则谓之廷推。
廷推之至意，实所以重视选贤荐能，以为国用，期能贤人在位，能者在职，相与共谋国事之兴隆，而杜佞幸之窃位，明代廷推之制，实有其深远之意义，有如吏部尚书陆光祖上疏有言：“...夫爵人於朝，与众共之，祖宗定制，凡大臣员缺，吏部与九卿会推，请旨简用，至推吏兵两部尚书，各边总督及内阁大臣，则九卿之外，复益以六科十三道。盖其任愈重，则举愈当公，询谋佥用，方敢推用，实所以广忠集众，而杜偏听之奸，绝阿私之患也。…臣愚以为会推大典，祖制绝不可废，私荐内降，其端不可启。”
今人不懂明制，跟风野史歪传，拿抓阄说事，贬议周道登之所以当上阁臣，靠的不是实力，而是运气。但是，大明朝的惯例就是如此！能怪崇祯帝草率么？没有两把刷子，能被大家“廷推”为候选人么？那些附和野史里“乱臣阉党构陷周道登不学无术”的妄评者有脑子么？真以为“从进士到大学士”这一路的升迁如孙大圣翻跟斗那么容易啊？站着说话不腰疼！
当时，天启七年（1627年）冬，明崇祯刚即位，朝政正把持在权阉魏忠贤之手，“五虎”、“五彪”、“十狗”、“四十孙”之辈遍布朝野，横行霸道，肆意陷害忠良，根本不把年轻的新帝放在眼里。崇祯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清除魏忠贤及其阉党”。因原来的阁臣皆魏忠贤之人，不足所倚，皇帝下诏请廷臣推举10位新的宰相候选人。然后按惯例“古枚卜典”，《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九有云：“贮名金瓯，焚香肃拜，以次探之，首得钱龙锡，次李标、来宗道、杨景辰。辅臣以天下多故，请益一二人，复得周道登、刘鸿训，并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吴江县志》亦云：“上自祝天取，会推诸臣姓名，署金瓶中，卜之，得钱龙锡六人，（周）道登与焉。”诏令削籍为民的周道登马上赴京入朝。
闻知周道登重获器重，亲朋好友纷纷前来送行道贺，留下不少赠别诗章。著名文学家、戏曲家沈璟（吴江人）作有《送周文岸太史还朝》，诗云：“五载居庐痛蓼莪，九重侧席望岩阿。然黎已照青油舫，载笔还催白玉珂。平淮无书须著述，盐梅有鼎待调和。东南杼柚曾留意，讲幄应传谠论多。”
（明朝议政图）
当年十二月，周道登到达北京，正式拜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副宰相），入参机务。周道登起初也是踌躇满志，对新帝寄以厚望，入朝晋见时，即面陈“三事”：“一曰守祖制，二曰秉虚公，三曰责实效。”皇帝欣然接纳，“一日发本，内有明日请旨改票签”。周道登持之以请：“履霜坚冰，渐不可长，今若此，是去一忠贤，复来一忠贤也。”殊不知因此得罪了阉党司礼监王某，引“群阉侧目”。
注意，“群阉侧目”什么情况？——阉党们群体炸毛了！
崇祯元年（1628年），推恩辅臣，加周道登太子太保，进文渊阁大学士。不久，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上书房总师傅、国史官正总裁，管理户部事务。皇帝如此倚重周相国，更是引来阉党嫉恨，故意诸多刁难，大事扳不到，就吹毛求疵在小节上夸大诋毁，党徒们一时串通构陷出多起笑话广为传播，将性格内向、老实憨直又不肯低头附阿的周道登贬为平庸无术之流。
阉党之首魏忠贤仍执大权，18岁的小皇帝羽翼未丰，周阁老结果被免职回乡。天启七年十二月至崇祯二年正月 （1627-1629年），任东阁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 （副宰相），周道登的首辅时间仅一年余。
清乾隆《吴江县志》称：当时党争方张，周道登持平，一无所徇；他“裁冒滥，杜请谒，故忌疾者众。自掌礼曹，至入相朝廷，屡有恩荫，皆坚辞不受。”并说道：“盖道登固无才略，犹不失为憨直。而是时党局纷争，人言亦未可尽信也。”
咱纵观皇帝的表现：
崇祯帝在位十七年，先后换了50余名阁臣。有明一代，阁臣不过一百六十余人，而崇祯一朝即占三分之一。内阁与七卿更替之繁也是前所未有，仅以刑部尚书言，居然换了17任。
看到了没？就一个位置，平均一年换一个，屁股还没坐热就被一脚踹下去了！天大的才能也没法施展啊！这皇帝小儿，狂躁症么？
崇祯初年，尚有一些为人较正直且有才能的阁老，如刘鸿训、钱龙锡、韩爌、李标、孙承宗、钱象坤、文震孟等，但比例较小。
随着阉党的猖獗，皇帝的褊狭与猜疑，暴戾日盛，多数正直的辅臣心灰意冷，沦为庸碌之辈，如周道登、郑以伟、程国祥、刘宇亮、范复粹、吴宗达、方逢年、姚明恭、黄士俊、李建泰、方岳贡等，他们或拘于文墨，不通时变，或胆小怕事，委蛇其间，无所建树。
真正受崇祯宠信的恰恰是那些被正直臣僚“耻与为伍”的人物，如：周延儒、温体仁、薛国观、王应熊、陈演等。这些宠臣有个共同点：善于窥伺帝王心理，以排斥异己为能事，奸猾无比。温体仁就因攻讦钱谦益而重用。
（再补注一句：钱谦益是才女柳如是的后任丈夫， 最后一任丈夫。）
（崇祯帝）
反复无常的崇祯帝，确也任用过一些人才，但由于他的急躁与褊狭，或用之不专，或刻薄寡恩，使得人心溃散，所用之才动辄遭咎，所戮大臣不计其数，其中总督7人，巡抚11人。总督袁崇焕之冤加速敲响亡国丧钟，兵部尚书陈新甲之死也有冤难言，近臣阁老们更是鲜有得善终者。
可想而知，“性木强，不好矜饰”，既不谙官场之道，又不擅虚与委蛇的老实人周道登，居然能在屡遭排挤的党争漩涡里屡次全身而退，已属不易，乱世中的大幸。面对多疑善变的皇帝，明知无力斡旋的乱世，贤臣的抱负犹如飞萤扑火、螳臂当车，不如留得善终吧。
笔者以为，周道登在抱负受阻、无所作为的事实下，选择隐忍退让和装傻充愣，实则大智若愚。他不卑不亢始终保持江南士子的风骨，拒绝同流合污，坚守正派官员的清流底线，虽屡招构陷，仍可明哲保身、进退自如，大智慧也！
换谁能做得比他好比他谨慎~~
凑一曲三折，暂收上篇：
今立朝堂，犹立危墙。你若说书，我且游离。
忽欲归乡，独自神伤。你笑我迂，我叹你悲。
忍俊无藏，风过耳旁。少许糊涂，进退自知。
下篇待续~~
注：配图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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