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 年11月21日，在昔日的“五省聯帥”孫傳芳被當眾刺死後，公訴人以“蓄意持槍罪”和“殺人罪”兩項罪名起訴女刺客施劍翹。
當時，雙方律師辯論的焦點，也是公眾及輿論最關心的一個問題就是：施劍翹為父復仇，在道德上是否具有正當性，在法律上又能否站得住腳？
按儒家經典《春秋公羊傳》中說的，“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不可復仇。”
這句話的意思是，倘若父輩死於國家法度，則子女不能復仇；若不是，則子女可以復仇。如是，當年施從濱被孫傳芳以斬刑處死，非受於法，施劍翹為父報仇，情有可憫。
影視照
施家的辯護律師餘棨昌更是在法庭上表示，雖然道德中的“孝”與現行中的“法”有不盡相同的地方，但所謂“百善孝為先”，法律雖不能鼓勵殺人，但也不應掩其孝烈。
因此，法官在審判中應“權其勢、恕其情”，給予恰當的同情與寬恕；而依法而言，也應援引《刑法》五十九條，酌情予以減刑。
對此說法，孫家的律師團隊不予認同，其理由是：當年施從濱的被俘與死亡系戰爭行為，不能等同於普通時期；而且，施從濱的死經過了司法審判，並非隨意殺俘。
此外，法院審判應遵循現行法律，所謂“以孝行報私仇”的理念，在當下之年代是站不住腳的。
施劍翹
由於沒有找到原始檔案文件，所謂“施從濱曾經過軍法審判”的說法目前只能存疑，而孫家律師團隊也只是援引媒體當年報道稱“施從濱死刑，孫傳芳判處”的說法而已。
不過，在多年以後，曾任五省聯軍總參謀的楊文愷曾回憶說：施從濱被俘後，經前敵總指揮盧香亭問明身份後押解到蚌埠，後交軍法處長陳錫璋審訊，施直認不諱，孫傳芳決定立即斬決。
當時楊文愷勸孫傳芳冷靜考慮，因為打內戰不宜殺戮俘虜，即便要殺，也不必如此操之過急，但孫不聽。施從濱遂於當晚在車站南邊的曠野被執行斬刑，身首分兩處掩埋。
另據說，當時一起被斬殺的還有張宗昌之弟、某團團長。事後，施從濱的人頭被懸掛於鐵甲車上，上用白布紅字寫著“新任安徽督辦施從濱之頭”，其屍身則置於野外，後由當地紅十字會將其草草入棺掩埋。
在當年的某次戰役中，他從一個親眼目睹了施從濱死亡的部將那裡聽到，施的死只不過是那個混亂年代裡在戰場上發生的一例普通傷亡而已；
作為一個軍屬家庭，在戰場上失去父親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因此很難說施劍翹有什麼“仇”，更談不上什麼“報”了。
此外，盧香亭在最後還特別指出，施從濱其實和孫傳芳一樣，他在戰爭中同樣導致了許多無辜平民的死亡。
孫傳芳
這裡也有個說法，說孫傳芳與奉系交戰時，張宗昌將屬下白俄鐵甲兵團交與施從濱指揮，而這些人生地不熟的白俄僱傭軍對當地百姓極為殘酷，曾多次洗劫村莊、傷害平民，引起了民憤。這點，施從濱顯然要負領導責任。
此外，在兩軍交戰最激烈時，施從濱率軍撤至固鎮（津浦鐵路上的一個小鎮），後派出白俄軍攻擊孫傳芳倪朝榮先頭部隊並勝之。據說，白俄兵曾將俘獲的聯軍官兵綁在樹上凌辱處死（疑為相互報復）。
而在這時，五省聯軍的上官雲相部已暗渡宿州，並繞至固鎮以北，切斷了施軍退路。
在此情況下，孫傳芳部聯軍再次向固鎮發起猛烈攻擊，白俄軍被徹底打垮，施從濱亦不敢繼續戀戰，但當他乘坐鐵甲車駛到固鎮橋頭時，橋面上已擠滿了逃命的隊伍。
為了保住自己性命，施從濱下令鐵甲車奪橋而過，以致成百上千的官兵被鐵甲車碰撞擠壓或由此墜入河下，造成重大傷亡。
然而，因為前路鐵軌已被上官雲相部拆毀，施從濱乘坐的鐵甲車最終傾倒路旁，其與隨從人員全部被俘。
據報道，固鎮一仗，“雙方死亡枕藉，屍體遍野，慘不忍睹。”這大概就是施從濱被斬殺的背景吧。
此外，孫家的律師團隊還特別強調，施從濱的死是戰爭傷亡的一部分，不能構成任何報仇的理由。
其邏輯非常簡單，如果認同施劍翹可以報父仇，那在20世紀戰爭中死去的所有人的家人都有權為他們的親人報仇，如此以往，伊于胡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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