濱州老北鎮侯廷對妻趙氏節孝牌坊出土後，引起媒體和社會各界持續關注。近日，有媒體同仁馬光濤在與我就此牌坊的背景作探討交流後，又探訪北鎮侯氏後人並拍攝《北鎮侯氏族譜》相關頁面發給我，讓我對這座節孝牌坊有了進一步瞭解：
（北鎮侯氏族譜）
一、侯廷對確是今北鎮勝利居委會侯氏家族的第六世先人，字殿元，配趙氏，旌表節孝，這與牌坊就對上了。
（侯廷對乃北鎮侯氏第六世先人）
二、侯廷對一生並無功名，只具有比“務農”更高一點的“業儒”（“以儒學為業”的讀書人）身份，其實這是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封建社會一種附庸風雅的虛名性稱謂。而這一身份是得自其家庭——其父為朝廷正六品通判，其母也出身望族（據侯氏後人說是濱州杜受田之女，疑為輩分訛傳，見後文解析），因其家道殷實，所以侯廷對可以不用務農而專做“業儒”。
三、侯廷對有後人，但自其父以下這一支侯姓人丁不旺，一直單傳，自侯廷對之後三世而絕，其子、孫均獲得增生名分，算是小有功名。
（北鎮侯氏支系圖）
這樣，有關牌坊主人的家庭背景就基本清晰了。可惜受制於舊族譜的體例缺陷，有的只記忌日的農曆月日，有的連忌日也沒記（比如此族譜中就缺記趙氏和其子承訓的忌日），均不詳記生卒年月，使我們無從獲得更多想了解的東西。因此，關於這個牌坊是基於什麼樣的節孝事蹟而立，我們只能期待再從地方誌或其他資料中去做進一步探究了。
關於節孝牌坊的探究暫且說到這裡，現在引起我們注意的是牌坊主人的公、婆以及相關背景和歷史記載。《北鎮侯氏族譜》載，牌坊主人趙氏的公公名叫侯永萼，字佩蓮，官至福建泉州府分府(此官名又名“通判”，為知府的佐官)，配杜氏，誥贈宜人（清朝五品命婦）。
（侯廷對妻趙氏節孝牌坊）
侯氏後人說，當年侯永萼（佩蓮）在當地的影響很大，至今北鎮一帶還流傳著關於他的一些故事，說他娶的夫人杜氏是濱州杜受田之女。但根據其兒媳的節孝牌坊是嘉慶十二年（1807年）所立，杜受田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生，嘉慶十二年（1807年）才二十出頭，可推斷侯永萼所配的杜氏應該比杜受田年齡還大，不可能是杜受田之女。若真是濱州杜受田一族，當為杜受田的長姐、姑母甚至更高一輩，或為本家堂支。有關北鎮侯氏與老濱州城杜家的姻親關係，應不難捋清，暫且留待日後做進一步查考。
關於侯永萼，我沒有查到其本人的傳記資料，但卻意外地查到當年他與濱州杜姓人曾牽涉到一件乾隆皇帝多次親自過問的通天御案。
案件的發生地就在老北鎮，乾隆從開始諭令按原告杜姓人報稱的案情緝拿並嚴懲被告，到最終案情頗具戲劇性地出現逆天反轉，帶累從濱州知州到山東巡撫，以及杜家相關官員等一大串大小官員被革職查辦。此一驚動朝野的案件，不僅足以補記入濱州歷史大事記中，而且可以作為歷史題材文學影視創作的極佳素材，給人們提供一些昭示、警示和鏡鑑。
據《清實錄•乾隆朝實錄》一千三百四十八卷載，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初八（公元1791年3月23日），乾隆皇帝從北京啟鑾，先行拜謁清東陵、西陵，到山東巡幸，並命皇十一子永瑆、皇十五子顒琰（即後來的嘉慶皇帝）、皇十七子永璘隨駕。
（《清實錄》，來源網絡）
就在這一天，他示諭軍機大臣等，據山東巡撫長麟奏報，濱州舉人薛對元，與貢生杜宜豐尋釁，被杜宜豐控告到州衙。州衙即派差役將涉案的薛宗孟、薛棟等緝獲押解到州衙審辦。薛對元竟又糾集人去搶奪案犯並毆傷差役。現將薛宗孟等復行拿獲，惟薛對元連夜逃走，赴京會試。已經飛信傳報直隸以及提督衙門，一體查拿，務將薛對元緝獲歸案。乾隆皇帝特別指出，薛對元身系舉人，與杜宜豐尋釁爭毆，已屬生事。在州衙緝獲案內人犯後，又膽敢於中途搶奪人犯擅行釋放，並毆傷差役，這就尤為不法了，必須嚴密緝拿，務必將其拿獲歸案追究其罪。雖據該犯家屬供稱，薛對元現已潛逃赴京會試，但該犯應自知罪重，竄跡潛逃，豈有將實在蹤跡，向人告知之理？或許就在鄰省及附近地方潛匿。他與家屬串捏此供。是不是將此作為誆諉漏網之計，亦未可定。這長麟何以未發現這一點？僅傳信直隸一帶查緝，致使其逃脫羈束。著令傳諭綿恩（乾隆愛孫，統領京師禁衛）及順天府尹，還有直隸、河南，甚至於江南各省總督和巡撫，要一體嚴拿。將薛對元緝獲後，要一面速行解赴山東，一面奏聞。同時著令山東巡撫長麟，要嚴飭所屬各州縣下實力追捕，不可讓薛對元逃至遠方。
（乾隆畫像，來源網絡）
以上記的是乾隆皇帝最初接到山東巡撫長麟關於發生在濱州的薛對元與杜宜豐尋釁爭毆並暴力抗法、搶奪人犯、歐傷差役案的奏報後，根據長麟上奏的案情作出的反應和諭示。從這樣的記載中，我們不難看出，長麟代表山東官方奏報的薛對元尋釁爭毆並暴力抗法的案情，已經受到作為國家最高統治者乾隆皇帝的重視，如果案情屬實，薛對元毫無疑問會受到嚴厲懲戒。而此案經乾隆皇帝親自關照，也就成了人們所說的“御案”。在封建社會中，一個案件一旦通天，成為被皇帝關照的御案，不是大案也是大案了。因此，薛對元尋釁爭毆並暴力抗法案，無疑是乾隆年間發生在濱州，更具體來說就是發生於今濱州市區所在的北鎮的一件大案，足可記入濱州歷史大事記。
相信有心人在讀以上案情時，應該會產生一個很大的疑問，即在山東巡撫長麟的奏報中，說犯案的主犯薛對元在遂行暴力抗法行為後，其家屬供稱其已“潛赴京會試”，而山東官府好像也相信這種說法，並“飛諮直隸並提督衙門，一體查拏務獲”。按照常理，京城應為國家控制最嚴的地方，這一點作為普通老百姓都會明白，而作為舉人的薛對元豈能不知？何況又是要去參加國家舉行的會試。乾隆皇帝當時就對如此無異於自投羅網的行蹤提出了質疑，並下令要擴大緝拿範圍和偵辦力度。可以看出，在處理此案時，乾隆頭腦還是很清楚的。
那麼，事情究竟是怎樣的？薛對元是否真如其家屬所供，是到北京參加會試了？在乾隆皇帝的諭令下，朝廷會不會很快將薛對元緝拿歸案？真實案情是否如山東巡撫所奏報的那樣？薛對元到案後會做何供述？與我們所查考的節孝牌坊主人趙氏相關人等又是怎樣牽涉進此案？這個濱州歷史上的通天大案最終會是怎樣的結果？且待下一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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