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運河的會通河陽穀段全長約有19公里，南起金堤閘至阿城下閘北1公里處，該段河道內有四個水工遺址，分別是：荊門上閘、荊門下閘、阿城上閘、阿城下閘。
會通河的開通使運河船隻南往淮河而駛向江南杭州，北通臨清入衛河直達北京，京杭運河至此全部貫通，成為溝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縱貫南北的黃金通道。聊城運河段是古代會通河的一部分，流經聊城市下轄的陽穀縣、東昌府區、臨清市，全長97.5公里。元朝，特別是明清時期，會通河一直是南糧北運以及南北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自古有“南有蘇杭，北有臨張”之稱，可見，臨清和陽穀張秋在當時運河上的重要地位。
會通河陽穀段位於陽穀縣域的東部，南起張秋鎮金堤閘，向北過阿城，經七級崔莊流入東昌府區，全長約29.75公里。開鑿於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該河段上接濟寧的濟州河，下通臨清的衛河。由於歷史上該段運河由於水量不足，運河河道南高北低，落差較大，因此在張秋、阿城、七級三個碼頭分別建有荊門、阿城、七級上下閘，以節制水源，調節水位，保證漕船暢通和停泊。
陽穀縣河段通航功能的強盛時期始於明永樂九年(1411年)，當時河寬三丈三尺，河深一丈三尺。後為調節運河水位，明景泰四年(1453年)，由都察院左僉都御使徐有貞主持開挖了廣濟渠(今金堤河張秋至濮陽段)，引黃河與沁河水濟運，在張秋建通源閘以節渲。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於河南蘭考決口改道北流，於張秋南匯流穿運河，奪大清河道入海。黃河改道的衝擊，造成運河堤岸損壞，河道淤塞，運河漕運開始衰敗。後經長年泥沙淤積，黃河河道逐漸抬高，運河在張秋終被斬斷，並於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接清政府詔令停運。在其正常通航時期，船舶往來，商旅輻輳，給陽穀帶來了綿延元、明、清三代六個多世紀的興旺與繁榮。
京杭大運河給陽穀縣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這些遺存，成片區密集分佈，集中而全面地反映了運河流域古文化特定的社會形成。例如：張秋山西會館和被稱為華北五大佛教寺院之一的阿城海會寺、具有明顯清代民居風格的張秋陳家大院、祭拜玉皇大帝的張秋城隍廟、紀念懲惡濟善濟公式傳奇人物任風子而修建的任風子墓、反映明清商鋪建築風格和繁榮景象的阿城鎮剪子巷，以及掛劍臺、戊已山等。
京杭大運河孕育了豐富燦爛的陽穀歷史文化。陽穀是中國農耕文化的發祥地之一，運河的開通使陽穀的農耕文化與運河所帶來的商業文化有機融合，促進了陽穀文化的空前繁榮，孕育出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陽穀運河文化。
明萬曆年間，被譽為中國莎士比亞的明代大戲劇家湯顯祖，留下了《雀兒行》《陽穀助田主人宗祈雨》等著名詩詞。春秋時期吳國延陵王季札掛劍徐君墓歷史事件在當地廣為流傳，文學家李東陽、戲曲家、文學家屠隆等由此而撰寫的詩詞以五體十三碑的形式保存至今。反映梁山英雄好漢的世界名著《水滸》的故事就傳播於運河興盛時期，並對其成書起到了直接的促進作用。同時，佛教文化、伊斯蘭教文化也於明清時期先後傳入，不僅對當地文化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而且極大地豐富和拓展了運河文化。另外，還有反映民俗風情、富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張秋木版年畫、藍印花布、運河民謠等。這些都充分反映了運河興盛時期陽穀運河文化的繁榮景象，代表了運河文化的地方特色。
（本文為“大運河沿線八省市社科聯+北京市網信辦”聯合主辦的“我身邊的運河故事”徵集發佈活動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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