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儒家倫理最講究尊卑秩序，講究宗法禮儀。今天我們來講講，在禮法制度裡，如果下級認為自己受到上級的不公平對待，該怎麼辦？
晉文公就遇到過一場這樣的官司。
一場越級訴訟
晉文公塑像
當時晉文公打算攻打曹國，向衛國借路，衛國不肯，晉國軍隊只好繞道走，但在不情不願之下，終於和衛國發生了武裝衝突。
隨即，晉文公和齊昭公舉行結盟儀式，衛國國君衛成公請求加盟，理所當然的就被晉文公拒絕了。
晉國是強國，衛國是弱國，弱國的生存之道主要就是搞外交。
“弱國無外交”這話不對，越是弱國才越重視外交。這就像在公司上班，越是業務能力弱，才越需要人際關係的能力去彌補。
在弱國的外交手段裡，抱強國大腿是很重要的一種，所以衛成公想，既然晉國把自己踢開，那就去抱楚國的大腿好了。
但他沒想到，衛國臣民還是心向晉國。大家要討好晉國，就要納投名狀，結果就把衛成公趕走了。
這件事當然會激怒楚國，結果引發了春秋歷史上著名的城濮之戰。
簡言之，晉國打贏了，晉文公會盟諸侯，當上了實至名歸的霸主。
流亡在外的衛成公聽說楚國戰敗，知道自己沒法回國了，就先後到楚國和陳國避難，一邊等待時機復辟，一邊安排大夫元咺（xuān）輔佐自己的弟弟叔武攝政，由叔武代表衛國去參加諸侯盟會，接受盟約。
然而事情一波三折，就在元咺出發之後，有人向衛成公進讒言，說元咺已經在國內立叔武為國君了。偏巧這個時候，元咺的兒子元角正在衛成公的流亡政府裡做事，衛成公一怒之下，既然奈何不了元咺，就把元角殺了。
在得知了兒子的死訊之後，元咺依舊忠實地執行衛成公的命令，侍奉叔武攝政。
不久以後，晉文公擺出霸主應有的寬宏大量，允許衛成公回國復位。
但衛國貴族們這下慌了，生怕衛成公回來以後搞清算。
於是，衛成公身邊的的甯武子出面，和留守國內的貴族們訂立盟約，約定追隨衛成公流亡的人不可居功，留在國都的人也不必畏罪，自此之後要拋棄成見，和睦相處。
盟誓之後，留守派放寬了心，準備迎接衛成公回國復位。
衛成公卻沒有因此放下猜忌，特意提前進城。當時攝政的叔武正在洗頭，聽說哥哥回來，趕緊握著水淋淋的頭髮，高高興興地出去迎接，沒想到卻被衛成公的衛士一箭射死。
元咺見勢不妙，拔腿就跑，趕往晉國去了。
以上是《左傳》的記載，《公羊傳》的說法略有不同，大致是這樣的：
說晉文公趕走了衛成公，立叔武為國君。叔武本來不想即位，但擔心如果立了別人，衛成公恐怕就回不來了，所以才暫代國君，這樣才好以國君的身份參加諸侯盟會，用外交手段幫哥哥回國。
衛成公後來當真歸國復位了，卻恩將仇報，以篡位的罪名殺了叔武。元咺為叔武伸冤無效，無可奈何之下只好離開了祖國。
元咺是臣子，衛成公是國君，兩個人是直屬的上下級關係。那麼元咺到底該不該伸冤？該的話，又該怎麼伸冤？
造反和暗殺當然也是辦法，但我們要考慮的是“正當辦法”。也就是說，在那個禮制社會，或者說等級社會里，上級欺負了下級，是不是就白欺負了？
事情的後續是，元咺去找晉文公申訴，霸主在這種時候就該出來主持公道。
晉文公很仗義，派人傳喚衛成公出庭受審，和元咺當庭對質。
當然，國君和大臣對質，這太沒體統，所以事情是這樣發展的：
甯武子輔佐衛成公出庭，針（zhēn）莊子充當衛成公的替身，士榮代表衛成公作法庭答辯。
一番唇槍舌戰之後，晉文公判決衛成公敗訴。
接下來就請你推測一下，在禮制原則下，對敗訴者會怎樣處罰，判決又會被怎樣執行呢？
道德的層級秩序
結果是這樣的：
晉文公派人把衛成公押解到周天子那裡囚禁起來，然後，處死了士榮，砍了針（zhēn）莊子的腳，唯獨赦免了甯武子，讓他貼身服侍衛成公。
如果你已經不記得士榮和針莊子是何方神聖，我可以提醒一下：在法庭上，針莊子充當衛成公的替身，士榮代表衛成公作法庭答辯。
這二位確實很冤枉，但沒辦法，這就是當時的規矩。
之所以將敗訴的衛成公押往周王城，是因為從法理上講，只有周天子才有最高的裁決權力，最後該怎樣處置衛成公理應由周天子決定。
周襄王
《國語》記載了周襄王對衛成公的發落經過：
晉文公請求處死衛成公，但周襄王拒絕了，理由是“君臣無獄”。
也就是說，君臣之間是不應該有官司可打的，元咺雖然理直，但畢竟是臣子的身份，所以他的意見並不重要。
倘若君臣之間可以訴訟，那麼父子之間豈不是也可以訴訟了麼，這就敗壞了上下尊卑的次序，動搖了社會根基。何況為了臣子的緣故而殺掉君主，這根本找不到適用的法律。
在周襄王看來，元咺作為臣子，雖然絕對佔理，但“順服”才是第一義。
所以周襄王的觀點看似有點自相矛盾，他一方面承認元咺理直，一方面認為即便元咺理直也不可以伸張這個理。
這樣的判決是把等級秩序置於具體是非之上，也就是說，認為在具體是非之上，還存在著一個更為基本的道德原則，它同時也是最基本的政治原則和法律原則。
這番道理出自兩千多年前的周襄王之口，在今天聽來當然會覺得荒謬，事實上這種道德的層級秩序一直存在，只是具體內容在不斷變換而已。
比如1994年轟動一時的何智麗事件，何智麗以日本隊員的身份擊敗鄧亞萍，奪得亞運會乒乓球女單冠軍，遭到中國觀眾幾乎眾口一詞的譴責。
何智麗
在絕大多數人看來，如果何智麗只能以這種方式來為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尋求公正的話，那麼她唯一正確的做法就是默默隱忍。
與此相關的是，“讓球”和“假球”雖然在表現形式上並無二致，但前者屈從於國家榮譽，因此是正義的，後者屈從於個人的經濟利益，因此是非正義的。在這個道德序列裡，體育精神要排在國家利益之後、個人利益之前。
這就意味著，所謂道德，所謂正義，不但是有具體內容的，而且是有層級秩序的，較低等級的道德應當服從於較高等級的道德。
在1994年的佔絕對多數的國人看來，何智麗對個人正義的尋求不應該違背民族大義；而在兩千多年前的周襄王看來，元咺對個人正義的尋求不應該違背君臣父子的等級制度。
那麼，晉文公有沒有被周襄王這一席話說服呢？
不同的史料給出了不同的說法。
《左傳》的版本是，衛成公雖然沒被治罪，但還是沒能恢復人身自由，元咺則回到衛國，擁立公子瑕為君。
又過了兩年，晉文公大約是想徹底解決掉衛成公這個麻煩，就安排一名醫生暗中對衛成公下毒。奈何消息走漏，甯武子賄賂醫生，讓他減少了毒藥的劑量，衛成公這才保住性命。
後來魯僖公為衛成公求情，終於促成衛成公獲釋。
魯國為什麼會插手呢？這個稍後再講。
衛成公自由之後，派人回國賄賂兩名當權貴族，請他們幫自己復辟，許諾事成之後加官進爵。這兩人便殺了元咺和在任國君，迎衛成公回國。
任務完成，兩大功臣喜滋滋地穿好禮服，準備接受任命。沒想到其中一個忽然在太廟門口得急病死了，另一個趕緊扮低調，不敢居功邀賞。
從《左傳》的一貫風格來看，交代這兩位復辟功臣不光彩的下場，應當暗示了對衛成公的譴責，以及對元咺等人的同情。
相對的正義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元咺確實值得同情。
他在兒子被冤殺之後，仍然繼續履行著衛成公交託給自己的使命，不可不謂公而後私；為叔武之死尋求公道，也算得上對國家大事的赤誠。
但是，《公羊傳》給出了不同的道德評價，認為錯在元咺，因為他作為臣子，沒和國君步調一致，這就是所謂“不臣”。
這就是說，在《公羊傳》的道德序列裡，君臣秩序是首級道德，公平是次級道德，或者公平只能在本階層之內尋求，絕對不可以跨越等級秩序，這和周襄王的看法一致。
這就意味著，人們在判斷一件事道德與否、正義與否的時候，首先應當考慮的是道德序列或者公平的適用範圍，然後才可以在道德序列的框架之下，或者在公平的適用範圍之內，尋求一種“相對的正義”。
最後再來講講在元咺訴衛成公一案裡，魯國到底為什麼來插手。
這在《國語》裡邊有詳細記載，但我們要特別留意《國語》的編排方式：
周襄王的意見在《周語》部分獨立成章，魯國的意見在《魯語》部分獨立成章，只有擺在一起才能看出前因後果。這就是國別史的寫作特點。
話說晉文公在毒殺衛成公失手之後，並沒有懲罰醫生辦事不力。
消息傳到魯國，魯國大臣臧文仲對魯僖公說：
“衛君大概是無罪的，因為刑法無非五種，並沒有私下毒殺這一種，既用私刑必有顧忌。……現在晉國人毒殺未遂，卻不追究執行人，這就說明他們有所顧忌，害怕擔上擅殺諸侯的惡名。那麼，如果有哪位諸侯為衛君求情，衛君必定可以得到赦免。我聽說，地位相等的人彼此顧惜，這才會有親近之情。那麼，當某一位諸侯遭遇不幸，其他諸侯表示關懷，這才可以當人民的表率。您何不為衛君求情，以此向諸侯表示親近，同時還可以打動晉國呢？晉國剛剛稱霸，如果他們因此而能想到‘魯國不背棄應該親近的人，所以我們應該和魯國搞好關係’，這不是很好嗎？”
魯僖公深以為然，就帶上美玉作為禮物，親自說情去了。
自此之後，晉國對魯國果然親近了許多，對魯國的禮儀也要比對其他諸侯高出一等。
臧文仲這番冠冕堂皇的理由，頗有幾分後世百姓眼中“官官相護”的影子，但在當時卻是再道德不過的，尤其考慮到衛國的始封君康叔封，和魯國的始封君周公旦是同胞兄弟，顧念祖先的手足之情自然也不失為一種美德。
讓我們再看看周襄王，他看上去是一個孔孟式的人物。但就在幾年之前，他還是一個“非禮”的反面形象。
當時周襄王與鄭國交惡，準備藉助狄族的力量攻打鄭國，大臣富辰極力勸諫，主要理由是，狄族畢竟是外人，是夷狄之屬，鄭國不但是親族，還有大功於周王室，所謂“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不該因為一點小怨而引夷狄來攻打親族。
但周襄王不聽勸諫，一意孤行，後來為了感謝狄族的戰功，又想把狄君的女兒立為王后。富辰再次苦勸，周襄王依舊我行我素。
《國語》很詳細地記載了事件經過，精心展示出富辰才是一個苦口婆心的守禮典範，富辰尤其強調“夫禮，新不間（jiàn）舊”，也就是說，不能讓新關係的出現疏遠了老關係，這才是合乎“禮”的，但周襄王不但不信任故舊，還肆意破壞舊秩序，做事完全只從眼前利益著想。
當我們把元咺案和富辰的進諫結合起來看，就會發現，在周襄王那裡，當禮阻礙了利益，他就可以完全無視禮的存在；當禮可以維護利益的時候，他講起話來就和富辰同一個腔調了。
周襄王對晉文公談禮，這禮終歸還是為自家利益服務的。
其時，周王室只是名義上的天下共主，周襄王對晉文公據“禮”力爭，外交辭令幾乎就是唯一的鬥爭手段了。禮，維繫住一分，周王室的利益便維繫住一分。
元咺終於不能和國君分庭抗禮，諸侯便也不能和周王室分庭抗禮。
所以，大家應該看得很清楚了吧，孔夫子老人家孜孜念念要恢復的周禮，在周王自己看來，也只是一種維護自家利益的工具，當這種工具對自己有利時，就拿來用，對自己利益有害時，就扔一邊去。
我們今天透過歷史的迷霧仍能看清楚這一層，當時的諸侯們肯定更加看得清。
從這個角度看，並不是禮崩樂壞讓周王室日漸式微的，正是封建禮法這種缺乏公平、公正的制度設計，讓周王室走到末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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