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丨從“楓橋經驗”到浙江麗水“青田觀調團”

探索丨从“枫桥经验”到浙江丽水“青田观调团”

浙江省麗水市青田縣法院改革家事審判,在全國率先探索建立了家事糾紛人民觀察調解團制度。該制度借鑑國外“陪審團”制度,糅合“老孃舅”調解模式,受到最高法肯定。

4月13日,浙江省麗水市青田縣法院家事審判庭,一起離婚案正在開庭。

探索丨从“枫桥经验”到浙江丽水“青田观调团”

4 月 13 日,浙江省麗水市青田縣法院家事審判庭開庭審理陳良夫妻離婚案。葉旭耀 / 攝

“這婚,非離不可!”43歲的陳良(化名)帶著律師第四次起訴離婚。“我堅決不同意。”與他同齡的妻子王晶(化名)依然“老方一帖”——堅決不離。

當所有知情人都覺得這兩人的婚姻這次真的要走到盡頭時,奇蹟卻再次在青田縣法院庭審後出現:一貫強勢的女方低頭認錯,男方解開了糾結多年的心頭疙瘩,再次撤訴。

創造奇蹟的是青田縣法院探索實施的家事審判人民觀察調解團制度,被稱為新時代“楓橋經驗”。

探索“中西合璧”制度

陳良和王晶都是青田人,經人介紹結婚,婚後20年,育有3個子女,大兒子已上高三。

起先,王晶當全職太太,負責三個孩子的撫養教育,並打理家裡所有事務,陳良在外投資了一家公司並參與經營。夫妻雙方因家庭事務逐漸產生了摩擦。

婚姻危機從2014年爆發,對婚姻喪失信心的陳良以夫妻感情不和為由向法院起訴離婚。今年是他第4次起訴離婚,前3次都撤訴了。這次,他是鐵了心要離,專門請了兩位律師。

這幾乎是所有家事案件的難點所在:家事糾紛特殊而複雜,人身、財產權益中滲透著情感、倫理,且具有私密性和人身依附性,往往難以舉證和認定。單純依靠當事人舉證陳述,很難查清事實,而主要依靠法官依職權調查收集證據,又因法官時間、精力有限顯得不現實。

從事民事審判13年的周小敏感慨道:“鬧到法院的案件,很多情感已經破裂,再公平公正的裁判也無法彌合傷痕累累的心靈,辦案法官的心理壓力可想而知。”

抱著最後的一絲希望,周小敏決定啟動人民觀察調解團制度,讓人民觀察調解員一起來“問診把脈”。

“傳統的法官坐堂審案、依法裁判的家事審判模式,在事實查明上時有不足,在治癒家庭創傷上更是力不從心。”青田縣法院院長徐蓓姿說,觀調團制度,是由普通民眾深度參與到家事糾紛的化解中來,如參與調解、表達意見、跟蹤回訪等,為審案提供協助和參考。

觀調團由7名專家型和民意型人員組成,在案件開庭審理前,法官根據案件具體情況,推薦4名能夠與當事人產生共鳴、調解經驗豐富的社區幹部、僑領等人民陪審員,由當事人從中選取2人作為專家型成員。其餘5名成員則由雙方當事人從人民陪審員數據庫中隨機抽選,作為民意型成員。

觀調團通過旁聽案件審理瞭解案情,並當庭參與案件調解。調解不成的,由成員對更需生活經驗判斷的事實問題,如夫妻感情是否完全破裂、有無和好可能等,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作出評判,交由審判員當庭公佈意見結果,作為法官裁判案件的重要參考。案件判決後,由觀調團成員安撫敗訴當事人的情緒,增進敗訴方對法院的信任和對案件處理結果的信服度。

“這是借鑑國外‘陪審團’制度,糅合‘老孃舅’調解模式而建立的,主要適用於法律關係相對明確、雙方當事人矛盾較為突出,更多需要社會經驗判斷的家事糾紛案件。”青田縣法院院長徐蓓姿表示。

這個制度在涉僑家事案件應用時獲得成功,一些僑領擔任的觀調員在案件調解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使一些疑難案件得到有效化解。青田縣法院據此將該制度延伸到其他的家事糾紛案件上。

庭審圓桌式

陳良夫妻都同意讓觀調團介入調解。庭審之日前一週,一個7人組成的觀調團成立了。其中2名專家型觀調員是由法官從20人組成的全縣專家型觀調團成員數據庫中選出4名調解經驗豐富的社區幹部、僑領等,由陳良夫妻各自選取1人。而5名民意型觀調員則由陳良夫妻從127名人民陪審員庫中隨機抽選。

4月13日,案件庭審採取圓桌形式,7名觀調員坐在雙方當事人的對面,可以清晰地觀察到對方的表情。法院還特邀情感專家、心理諮詢師應童與觀調員坐在一起。婆媳關係和諧、反對離婚的陳良母親也被安排坐在圓桌邊。

陳良倒出滿腹苦水:“這麼多年來,我作為一個男人,得不到一點認可,不管是在家人面前還是在外人面前,我都抬不起頭。家裡的所有生意都不是我在打理,所有的財產我也沒有一點知情權,這樣的日子過得有什麼意思呢?”

王晶也有怨言:“我在家給他洗衣做飯,照看3個孩子,孝順父母,他在外做的所有生意都虧空,最後只能我來接手,為了這個家庭,我無怨無悔地在付出……”

陳良表示自己幾次三番起訴又撤訴,是試圖挽回這段婚姻,但女方不但不改變,反而變本加厲,作為一個男人,沒有任何地位可言。

當聽到陳良說雙方感情已經破裂時,王晶又氣又急,眼淚奪眶而出。隨著庭審的深入,雙方爭論越發激烈,問題和癥結逐漸浮出水面。

7名觀調員一直靜靜地觀看著。庭審到調解階段,觀調員們出馬了。

在對陳良夫妻一番對話後,觀調員們將他們分開,背對背調解。心理諮詢師應童分析道:男方多年來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和認可,自尊心受傷,極度渴求成就感;女方作為一名傳統女性,為家庭默默付出很多,不僅自我認知上得到了滿足,也得到男方父母的支持和認可,日常生活中對男方的態度不免有一些輕慢,但是兩人生活了20年,感情還是很深的,並沒有完全破裂。應童通過對雙方當事人的心理分析,開始進行有針對性的心理疏導。特別是對王晶進行心理疏導之後,讓她認識到男方的心理訴求,主動放下姿態,改變高高在上的心態,通過積極的言行去挽回男方。

觀調團成員、西班牙僑領徐宋靈則與陳良母親進行了溝通,他了解到陳良母親一直站在兒媳一邊,反對兒子離婚,而陳良非常孝順母親。他覺得,通過陳良母親做兒子的工作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徐宋靈是西班牙知名僑領之一,久居海外的他,從2015年開始做觀調員,“出國20多年,真沒想到,我還能以這種方式為故鄉、為同胞發揮餘熱!”回顧這兩年的觀調員經歷,徐宋靈不無感慨地說。

徐宋靈以觀調員身份,已經參加過9次庭審,“如果當事人是西班牙華僑,感覺上會更親近些,我也更瞭解當事人的情況,就像是‘孃家人’。”徐宋靈說,調解的時候,語氣要親切,觀點要公正,根據實際情況“對症下藥”,通常就沒有調解不了的案子。

徐宋靈指導陳良母親如何做兒子工作,結合國外的生活經歷及國內傳統的婚姻家庭觀念,讓她主動軟化態度,肯定雙方各自對家庭的貢獻和作用。從親情的角度,從經濟的角度,特別強調兒媳心地善良,一直關心照顧老人,“刀子嘴、豆腐心”的性格。“都說婆媳關係最難處理,能處理好婆媳關係的媳婦是很難找的。”

觀調員、青田縣禎埠鄉司法所所長姜劍宏得知雙方大兒子正在讀高三,便嘗試從孩子在讀書為切入點與男方進行思想溝通。他對陳良說:“你們的婚姻破裂與否,可能在你看來是兩個人的事情,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你正在衝刺高考的孩子?你們兩個人的事,說小了是你們的事情,說大了何嘗不是你兒子乃至一家人的事情?你們不是在毀自己、毀家庭,很有可能是在毀你們的兒子。給彼此一個機會,家才是最好的港灣和前行的勇氣。”

陳良嘆了口氣,低下頭沉思。姜劍宏趁熱打鐵,給他深入剖析。

觀調員、法官、陳良母親與陳良夫妻幾番溝通交流後,陳良低落的心情漸漸舒展,口氣有了緩和。法官看時機差不多了,將陳良夫妻叫到一起,面對面溝通。

王晶動情地對陳良說:“老公,對不起,這麼多年來,你在我心中一直是一個好男人、好爸爸,我沒能給你足夠的支持和理解,是我太強勢了,對不起。”這一席話讓陳良如釋重負,他看到妻子眼眶裡閃動著真情的淚光。

至此,案子峰迴路轉,陳良當庭同意撤訴。法庭內頓時響起了陣陣掌聲……

新時代“楓橋經驗”的有益探索

陳良夫妻離婚案被當作麗水市中級法院和青田法院家事審判學術交流研討會的一個典型案例,4月13日,與會專家學者和來自上海、山東、江蘇等法院的同行觀摩了該案的庭審和調解。案子的最後結局,讓他們直呼“想不到”。

據青田縣法院院長徐蓓姿介紹,青田法院已有74件家事案件適用觀調團制度,其中調解43件、撤訴24件、判決7件,服判息訴率100%。

浙江省法學會民法學研究會會長、浙江大學教授陳信勇說,該制度動員了社會資源,包括生活經驗、道德觀念和民眾意願,進入司法,使司法更容易為民眾接受,體現了司法與社會相互融合的程度,反映了司法民主和諧的價值取向,普通民眾的參與不僅不會損害司法的專業性,還能起到潤滑劑的功效,有利於司法和社會的良性互動。這是針對現行民事審判制度,尤其是家事審判制度方面,缺乏靈活性的一種改進,它的經驗可供未來家事審判等方面作立法的參考,促進家事審判制度完善。

在兩年多的探索實踐中,最高法院、浙江省高院對這項制度均給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最高法院院長周強批示“應予總結和推廣”。

在浙江省高級法院研究室主任陳增寶看來,觀調團作為一種制度創新,一種工作方式的創新,是傳承創新楓橋經驗的一種探索,其核心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也彰顯了法治的人本主義精神。

現場觀摩的一些專家認為,觀調團制度把普通民眾的價值觀念帶到家事審判活動中來,使法官的判決在情理法中達到平衡,符合家事審判的價值目標。觀調團制度也彌補了婚姻立法在地域性規定上的不足,對法官價值判斷做了一個補充,可以緩解當事人對法官的對抗。這是家事審判改革中大膽的一次嘗試,符合最高法院推行家事審判改革的政策方向。

華東政法大學講師孫穎提出完善觀調團制度的建議,她指出,觀調團制度的案件庭審過程體現了法事思維,因為是共識,通達就非常重要,家事法官對當事人以及觀調團的認識,觀調團成員的組成和選擇是至關重要的。

“觀調團制度是對新時代‘楓橋經驗’的有益探索,首創於青田,目前已在全市法院推廣試行,成效顯著。全市法院將繼續實踐和探索觀調團制度,為全省乃至全國法院家事審判方式和工作機制改革提供麗水方案。”麗水市中級法院院長蔣衛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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