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春，我刚六岁，就发蒙了。
我就读于江西旅平同乡会办的豫章小学，校董刘显猷，开斋铺(副食品加工店)，江西安福人。校址万寿宫，离我家只有三百来米。启蒙老师姓邓，一位年轻的女教师，那时还没有结婚。她的父母就在万寿宫的隔壁开缝衣店。新学期的第一课：“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繁体字，也不标拼音，笔画又多，老师教的是地道的平江土音。可是，至今我记得一清二楚。
万寿宫，供的是什么神，我不知道。江西人崇尚这尊大神；在各省，凡是有江西人的地方，就有万寿宫。
神通真广，这神！又是听说，某处建万寿宫，少一根殿堂的正柱，神仙竟附着工匠，让匠人用刨花和（hùo）着木屑合成了。真奇！我只在《济公》的电视剧中见着。
虽然是学堂，也尽管到了民国晚期，但神殿依然如故，殿堂正中端坐着高大的神像，两侧是从殿顶直垂而下的暗红色的帏幕，帏幕上一层厚厚的灰尘。是信士们进香时的香灰，还是顽童们追逐打闹时扬起的泥尘？不管它，反正这帏幕增添了殿堂的神秘。殿堂坐北朝南，东、南、西三向是高过三米的木栅栏，也是暗红色。敬神的人不多，但殿堂内日夜亮着长明灯，点的是清油（茶油）。是谁在照料，我不知道，也许是校工。无论如何，在稚童的眼中，这神是威严的。
然而，有了数月半载，这威严似乎已经减退，孩子们的好奇心居然占了上风，攀过木栅栏，爬上神坛，拍拍菩萨的头，摸摸它的须眉。有时，我们也钻入神坛的底基下去捉迷藏。学兄们不知道我是一个乖巧的孩童，一个劲地按住我，逼着我给神像磕头。我呢？也傻乎乎的，逞能似地真磕，而且磕得响，博得大家高兴。
学堂内，没有操场，也没有正式的娱乐场所和设施，向东穿过一条十来米的弄道就是街道，对门是洋人做礼拜的地方“循道公会”(我们叫它“福音堂”)。那弄道是学堂唯一的出口，临街的正上方有“万寿宫”的青石匾额。其它三向，全是高墙，隔墙全是店铺。
这神殿自然成了我们的乐园。一下课，我们就涌入这宽二十来米、进深约四米的处所。
我的成绩不错，和长沙佬刘清山、细叔刘建民一道，总是霸着班上的前三名，被人称作“三刘”。
刘清山家在学校对门的老当铺开皮匠铺，自制牛皮皮革，做皮鞋。我的细叔建民家在学校南边隔几个铺面开“庚记”文具店。我们三人至今还有着联系。
我们那时不用担心上学路上的安全，一是近，二是城内根本没有任何机动车（汽车、摩托……），就连单车也少有。汽车站在河背的三阳街，河上没有桥，孩童们只有星期天由家长带领，坐渡船过三阳街，去看那一天一班开往长沙的班车，比现在到机场看飞机还要新奇。只是，雨天，我们每人用木板捆在脚上代替套鞋，背个斗笠上学。诸多情形，不是现在的青少年学生能够了解的。
我们用小石笔在一种特制的小石板上练字算算，用毛笔练习书法。用的是最便宜的墨，要在砚池内磨呀磨。一不小心，脸上粘上墨，个个都成了“三花”（戏子）。
家人尽管疼爱我，用精肉剁碎蒸鸡蛋给我当饭吃（因为我吃多了零食不肯吃饭），却不知道“智力投资”的重要，甚至不愿意花钱买一支钢笔给我。一次，我偷了父亲一点钱，在“庚记”里买了一支最便宜的钢笔，父亲发现了，竟洗干净给退了。
不知道读了几个学期，豫章、培元，还有彭姓的一所什么小学合并成“三联”小学（就是现在城北学校的前身），细叔和我就到新设童家祠堂的北街小学去了。长沙佬去没去？我下次见到他再问。
这个地方比万寿宫好玩多了！
虽然同样没有操场，也没有正式的娱乐场所和设施，但是活动场地宽多了。祠堂比万寿宫占地面积大，而且出门右边靠着一个小山包，顶上有一座用杉树搭成的钟楼，大约两层房屋高，逢中挂一口大型铁钟，是“二战”中日本战机来袭时报警用的。我们爬上山去，尽情地玩。但是，谁也不去敲钟，因为晓得这钟的用途。往西，下个小坡，有座庙，比万寿宫小而又小，只能供一人进去跪拜。但是，中午休息，我们也偶尔光顾这里，摸摸菩萨的头，捋捋菩萨的须。
那时，汉语拼音还没有推广，老师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学生读音，地道的平江土话。不记得哪个学期，好多老师在我们学校培训，还不是拼音，是注音。我们处于好奇，拿着自己的姓名请老师注音，但三个字里至少有一个标错。也难怪，一是注音基础差，二是老师一色的平江话。
一九五二年年底，我们就毕业了。因改为秋季始业，我无法接着升入高小。
父亲把我送到一个班去补习，私人办的，在圣庙侧上的一间楼房内。只记得靠木板楼梯上下，我们整天狂蹦乱跳，楼梯板几乎被跳烂。老师经常迟到，我们就破窗而入。这是我学生时代最荒唐的半年，什么也没有学到。
一九五三年的秋季，第一次报考，因新教材上“先乘除，后加减，有括号，先算括号”的法则我们没学过，我名落孙山了。
没法，只得改报十九完小，其校址在县城西郊的鹤岭。有了第一次的教训，这次笔试总算过关了。接着是面试：
“你打架吗？”
“打！”我逞能地说（其实我不打架）。
“打不赢怎么办？”
“用mǎgòng（“马贡”，石头）！”
结果，我又给刷下来了。
后来，经过求情和解释，班主任余立英老师接纳了我。入学后，她才发现我是一个好学生。
她是一位中国传统的慈母式的女性，对我特别的关爱。
我一直怀着对她深深的敬意！
而且，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有幸与她的丈夫德高望重的凌尚武老师同校教书，还共同经历了“文化革命”那段非常的岁月，我与他们家建立了可贵的友谊。
还是说说“鹤岭”吧！
这是一处文化宝地。早在一九〇七年，凌容众、李樵松夫妇毁家兴学，创办“启明女校”于城西的鹤龄，开创了平江近代民主风气之先河。一九四九年，解放后，政府在这里建办十九完小。七十多年后的今天，规模宏大的“启明文化广场”正在紧锣密鼓施工中，有望明年竣工。
我就读时节，这里基本上保持着女校时的格局。共有好几栋教室，有小礼堂，有可容三四百人做操的操场，还有两三张乒乓球桌子。
操场就在鹤岭脚下，它的西側一排参天的大树，每年春暖花开之际都引来成群的“白老仙”（候鸟，成鸟一只有一斤左右重）栖息。它们成双成对在树上筑巢、产卵、孵化小鸟。
除此之外，操场南側有一株“槐抱榆”，树龄应该十多年了。大约是榆树的种子落入槐树的干隙内长成的。这也许是启明的又一道独特的景观了。
鹤岭半腰，有凌容众、李樵松夫妇的合葬墓，石砌。“文化革命”中自然被毁了。
这里比万寿宫、童家祠堂都好玩。只是，我老不爱活动，只爱看书。特别是爱听余公杰老师念杜鹏程的《保卫延安》。该是完小的第二学年了，班主任换成了张珂鸣老师。但是，有时读报班主任不来，余公杰老师就给我们念《保卫延安》。余老师教我们算术，会讲课，念小说更加吸引我。彭大将军英勇善战的形象感染着我，一到读报就想余老师来。若干年后，我同样有幸与余老师同事，再次领略了他的魅力。
可惜，到今天，我的老师们都已经先后作古，不在这人世了！
唉！我的文章也该结尾了。
亲爱的青少年学生们，如果你们能见到这篇不像样的东西，除了对将近七十年前的社会陌生外，应该觉得幸福，因为你们拥有优越于我们这一代千万倍的成长环境和就学条件。我呢？同样也是幸福的。因为，尽管早已是“白头翁”了，我犹记“少年竹马时”。白驹过隙，从万寿宫到城西鹤龄的生活却是我人生中的朵朵浪花，光明闪烁，繁星般镶嵌在我心灵的天空里。
（作者系 城关镇人，平江二中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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