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春，我剛六歲，就發矇了。
我就讀於江西旅平同鄉會辦的豫章小學，校董劉顯猷，開齋鋪(副食品加工店)，江西安福人。校址萬壽宮，離我家只有三百來米。啟蒙老師姓鄧，一位年輕的女教師，那時還沒有結婚。她的父母就在萬壽宮的隔壁開縫衣店。新學期的第一課：“來來來，來上學，去去去，去遊戲。”繁體字，也不標拼音，筆畫又多，老師教的是地道的平江土音。可是，至今我記得一清二楚。
萬壽宮，供的是什麼神，我不知道。江西人崇尚這尊大神；在各省，凡是有江西人的地方，就有萬壽宮。
神通真廣，這神！又是聽說，某處建萬壽宮，少一根殿堂的正柱，神仙竟附著工匠，讓匠人用刨花和（hùo）著木屑合成了。真奇！我只在《濟公》的電視劇中見著。
雖然是學堂，也儘管到了民國晚期，但神殿依然如故，殿堂正中端坐著高大的神像，兩側是從殿頂直垂而下的暗紅色的幃幕，幃幕上一層厚厚的灰塵。是信士們進香時的香灰，還是頑童們追逐打鬧時揚起的泥塵？不管它，反正這幃幕增添了殿堂的神秘。殿堂坐北朝南，東、南、西三向是高過三米的木柵欄，也是暗紅色。敬神的人不多，但殿堂內日夜亮著長明燈，點的是清油（茶油）。是誰在照料，我不知道，也許是校工。無論如何，在稚童的眼中，這神是威嚴的。
然而，有了數月半載，這威嚴似乎已經減退，孩子們的好奇心居然佔了上風，攀過木柵欄，爬上神壇，拍拍菩薩的頭，摸摸它的鬚眉。有時，我們也鑽入神壇的底基下去捉迷藏。學兄們不知道我是一個乖巧的孩童，一個勁地按住我，逼著我給神像磕頭。我呢？也傻乎乎的，逞能似地真磕，而且磕得響，博得大家高興。
學堂內，沒有操場，也沒有正式的娛樂場所和設施，向東穿過一條十來米的弄道就是街道，對門是洋人做禮拜的地方“循道公會”(我們叫它“福音堂”)。那弄道是學堂唯一的出口，臨街的正上方有“萬壽宮”的青石匾額。其它三向，全是高牆，隔牆全是店鋪。
這神殿自然成了我們的樂園。一下課，我們就湧入這寬二十來米、進深約四米的處所。
我的成績不錯，和長沙佬劉清山、細叔劉建民一道，總是霸著班上的前三名，被人稱作“三劉”。
劉清山家在學校對門的老當鋪開皮匠鋪，自制牛皮皮革，做皮鞋。我的細叔建民家在學校南邊隔幾個鋪面開“庚記”文具店。我們三人至今還有著聯繫。
我們那時不用擔心上學路上的安全，一是近，二是城內根本沒有任何機動車（汽車、摩托……），就連單車也少有。汽車站在河背的三陽街，河上沒有橋，孩童們只有星期天由家長帶領，坐渡船過三陽街，去看那一天一班開往長沙的班車，比現在到機場看飛機還要新奇。只是，雨天，我們每人用木板捆在腳上代替套鞋，背個斗笠上學。諸多情形，不是現在的青少年學生能夠了解的。
我們用小石筆在一種特製的小石板上練字算算，用毛筆練習書法。用的是最便宜的墨，要在硯池內磨呀磨。一不小心，臉上粘上墨，個個都成了“三花”（戲子）。
家人儘管疼愛我，用精肉剁碎蒸雞蛋給我當飯吃（因為我吃多了零食不肯吃飯），卻不知道“智力投資”的重要，甚至不願意花錢買一支鋼筆給我。一次，我偷了父親一點錢，在“庚記”裡買了一支最便宜的鋼筆，父親發現了，竟洗乾淨給退了。
不知道讀了幾個學期，豫章、培元，還有彭姓的一所什麼小學合併成“三聯”小學（就是現在城北學校的前身），細叔和我就到新設童家祠堂的北街小學去了。長沙佬去沒去？我下次見到他再問。
這個地方比萬壽宮好玩多了！
雖然同樣沒有操場，也沒有正式的娛樂場所和設施，但是活動場地寬多了。祠堂比萬壽宮佔地面積大，而且出門右邊靠著一個小山包，頂上有一座用杉樹搭成的鐘樓，大約兩層房屋高，逢中掛一口大型鐵鐘，是“二戰”中日本戰機來襲時報警用的。我們爬上山去，盡情地玩。但是，誰也不去敲鐘，因為曉得這鐘的用途。往西，下個小坡，有座廟，比萬壽宮小而又小，只能供一人進去跪拜。但是，中午休息，我們也偶爾光顧這裡，摸摸菩薩的頭，捋捋菩薩的須。
那時，漢語拼音還沒有推廣，老師還是一個字一個字地教學生讀音，地道的平江土話。不記得哪個學期，好多老師在我們學校培訓，還不是拼音，是注音。我們處於好奇，拿著自己的姓名請老師注音，但三個字裡至少有一個標錯。也難怪，一是注音基礎差，二是老師一色的平江話。
一九五二年年底，我們就畢業了。因改為秋季始業，我無法接著升入高小。
父親把我送到一個班去補習，私人辦的，在聖廟側上的一間樓房內。只記得靠木板樓梯上下，我們整天狂蹦亂跳，樓梯板幾乎被跳爛。老師經常遲到，我們就破窗而入。這是我學生時代最荒唐的半年，什麼也沒有學到。
一九五三年的秋季，第一次報考，因新教材上“先乘除，後加減，有括號，先算括號”的法則我們沒學過，我名落孫山了。
沒法，只得改報十九完小，其校址在縣城西郊的鶴嶺。有了第一次的教訓，這次筆試總算過關了。接著是面試：
“你打架嗎？”
“打！”我逞能地說（其實我不打架）。
“打不贏怎麼辦？”
“用mǎgòng（“馬貢”，石頭）！”
結果，我又給刷下來了。
後來，經過求情和解釋，班主任餘立英老師接納了我。入學後，她才發現我是一個好學生。
她是一位中國傳統的慈母式的女性，對我特別的關愛。
我一直懷著對她深深的敬意！
而且，到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我有幸與她的丈夫德高望重的凌尚武老師同校教書，還共同經歷了“文化革命”那段非常的歲月，我與他們家建立了可貴的友誼。
還是說說“鶴嶺”吧！
這是一處文化寶地。早在一九〇七年，凌容眾、李樵松夫婦毀家興學，創辦“啟明女校”於城西的鶴齡，開創了平江近代民主風氣之先河。一九四九年，解放後，政府在這裡建辦十九完小。七十多年後的今天，規模宏大的“啟明文化廣場”正在緊鑼密鼓施工中，有望明年竣工。
我就讀時節，這裡基本上保持著女校時的格局。共有好幾棟教室，有小禮堂，有可容三四百人做操的操場，還有兩三張乒乓球桌子。
操場就在鶴嶺腳下，它的西側一排參天的大樹，每年春暖花開之際都引來成群的“白老仙”（候鳥，成鳥一隻有一斤左右重）棲息。它們成雙成對在樹上築巢、產卵、孵化小鳥。
除此之外，操場南側有一株“槐抱榆”，樹齡應該十多年了。大約是榆樹的種子落入槐樹的幹隙內長成的。這也許是啟明的又一道獨特的景觀了。
鶴嶺半腰，有凌容眾、李樵松夫婦的合葬墓，石砌。“文化革命”中自然被毀了。
這裡比萬壽宮、童家祠堂都好玩。只是，我老不愛活動，只愛看書。特別是愛聽餘公傑老師念杜鵬程的《保衛延安》。該是完小的第二學年了，班主任換成了張珂鳴老師。但是，有時讀報班主任不來，餘公傑老師就給我們念《保衛延安》。餘老師教我們算術，會講課，念小說更加吸引我。彭大將軍英勇善戰的形象感染著我，一到讀報就想餘老師來。若干年後，我同樣有幸與餘老師同事，再次領略了他的魅力。
可惜，到今天，我的老師們都已經先後作古，不在這人世了！
唉！我的文章也該結尾了。
親愛的青少年學生們，如果你們能見到這篇不像樣的東西，除了對將近七十年前的社會陌生外，應該覺得幸福，因為你們擁有優越於我們這一代千萬倍的成長環境和就學條件。我呢？同樣也是幸福的。因為，儘管早已是“白頭翁”了，我猶記“少年竹馬時”。白駒過隙，從萬壽宮到城西鶴齡的生活卻是我人生中的朵朵浪花，光明閃爍，繁星般鑲嵌在我心靈的天空裡。
（作者系 城關鎮人，平江二中退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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