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51372111055
陈寅恪对隋唐五代史的研究贡献巨大，倡导“以诗证史、以史解诗“。但也有不少学者对其有负面评价，如钱钟书批评他所考证之事太过细枝末节，如杨贵妃进宫时是否是处子之身，钱钟书认为这是比”普希金是否抽烟”更无谓更无聊的问题.
郭沫若常被人诟病甚至批判主要因为其风流情史及所谓的软骨行径，但不应质疑的，是他在历史研究及文学方面的贡献与才情。
（郭沫若）
个人觉得，品性、个人作风固然很重要，但应该就事论事，就成就论成就，先说说陈先生。
（陈先生与家人）
陈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我也略读一二，感到陈先生对于唐代的政治和制度确实有很多独特的想法，并且确实都通过严谨而扎实的考证一一论证。严耕望认为他与钱穆、陈垣、吕思勉可称为“现代四大史学家”。
他著名的“以诗证史“的学术方法到底是什么样的？为了给头条的读者较为直观的感受，我找来陈先生著作，举一两例，管中窥豹。
（年轻时的陈先生）
白居易的七律诗：
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岂止形骸同土木，兼将寿天任乾坤。胸中壮气犹须遣,身外浮荣何足论。还有一条遗恨事,高家门馆未酬恩。
陈先生如此解读：
白乐天此诗自言已外形骸，丁生死，而犹倦倦于座主高郢之深恩未报，斯不独香山居士一人之笃于恩旧者为然，凡苟非韦保衡之薄行寡情者，莫不如是。此实可为唐代门生对座主关系密切之一例证也。
我用白话简单翻译一下：白居易已将生死淡然，仍念念不忘座主高郢的厚恩没有机会报答，而这并非只白居易一人不忘初心，在当时，只要不是薄情寡义之人都有类似的报恩情节。这便是唐代门生与座主关系密切的证据之一。补充下，座主即是当时的科举主考官，被录取的考生会去拜见主考官，尊其为座主，自称“门生”。在唐代，若要科举考中，需要有当权官僚向主考官推荐，才有及第的希望。
陈先生通过不少唐诗来解释和考证当时的科举制度及因此形成的门党之争。
他说：「對古人之學說，應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筆」
我对于此点是相当赞同，并以此来要求自己。对于史官和学者的看法，不迷信不盲目。纵使只是回答问题，也需要严谨的考证，以得到相对真实的自己的见解，而不只是抄袭某些学者的研究或者谷歌某词条得到的结果。
再说郭沫若，与陈先生专注于史学不同，郭老算是跨界奇才，被誉为文学家、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
（郭老与家人）
在历史方面，郭沫若被称为甲骨文和金文最重要的专家之一，他出版了《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甲骨文字研究》、《青铜器研究要篆》等著作。
而郭沫若對中國早期社會的觀點，可以说主导了中國的史學，主导了我们的教科书。比如我们从小学习以至于现在大家依然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便是郭沫若对古代史分期的观点。甚至“封建”一词也在那之后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尽管对此我并不赞同，但我尊重在当时特定历史时期和政治背景下郭老的选择。
（毛主席与郭老）
回顾问题本身，并不需要答者将二人比较，实际上，我认为无法比较，也无需比较。可以肯定的是，二人都对中国史学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经史通义
这两位历史学家，有段时间处于竞争状态之中。
陈寅恪先生被学术界公认为“三百年来仅此一人”、“教授中的教授”。这没有问题。不过坊间流传的是陈先生外语如何好，这就有点不严肃了。历史学家厉害就厉害在他的创见与理论是否还能引起今天学者的重视。
普通人可购买一本名叫《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书，在这部全球隋唐史顶尖专家撰写的书里，只要出现“陈寅恪”三个字，通常会被尊称为“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他的名字被引用多达十多处，要么被赞扬，要么被反驳，要么被引用，总之不可能被忽略。他的思想、观念、治学方法今天仍然被全球史学家权衡、吸收，成为人类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郭沫若，撇开他身上文学家的身份与文革中的不佳传闻。也可以称得上是历史学家。尤其是甲骨文与历史专题研究方面，卓有成效。
尤其有意思的是，1949年后，陈寅恪被称为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郭沫若这个无产阶级历史学家当然要超越他了。
1953年郭沫若邀他进京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被拒绝。
1958年，郭沫若发表了《关于厚今薄古问题》等文章。郭沫若在自己的文章中说：“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史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们可以采用他的长处，但希望他不自满，更不能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在实际上我们需要超过他。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是当对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呢？我才不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超过他。”
在《再生缘》研究的成果发表上，郭沫若领先了陈寅恪。陈寅恪从1953年就开始研究《再生缘》，次年便完成著作《论再生缘》，但未能公开发表。据说康生想见陈寅恪，被拒绝。怀恨在心。康生见过《论再生缘》稿本后，说：“那个‘孟丽君’（《再生缘》中的主人公）可不能再宣传了，那里面讲打高丽，朝鲜方面有意见。”
郭沫若在1961年见过陈寅恪的稿本，也开始研究工作，不久便取得了新的成果，而且在学术成果的公开出版发行上创造一个纪录。从4月在《光明日报》发表《〈再生缘〉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开始，一年下来，他先后公开发表论文7篇。1962年初，周恩来总理曾经打招呼，不要再在报纸上讨论《再生缘》，以免由此伤害中朝友谊，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
竞争归竞争，陈寅恪并不以为意。郭沫若南下广州，与陈寅恪有过愉快交流。
神州袖手人
晓木刚刚学习魏晋南北朝史，就自己的这几年的学习经验，谈一点看法。学界对陈寅恪先生的学说，祖述者有之，学习者有之，商榷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但是，怀疑其史学成就者则寥寥无几。“先生治学之广是非常惊人的”（季羡林语），我所见者仅陈先生学问之一隅，仅就中古史领域，谈一谈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成就。
陈先生在中古史领域的成就主要体现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续编》、《寒柳堂集》。前三种为成体系的著作、后三种为论文集。陈先生论文集中的每一篇文章都体大思精，极为精彩，视野之开阔、结论之精妙，令人不禁为之击节，但是限于问题，无法展开。在此仅举出陈先生的三大贡献，分别为隋唐制度三源说、政治集团说、诗史互证法。
第一、隋唐制度三源说
陈先生通过对隋唐时期礼制、职官、兵制、刑律、财政的考察，认为隋唐制度共有三个源头，分别为北魏北齐、南朝梁陈、西魏北周。其中北魏北齐一源的内容为汉魏旧制、两晋及南朝前期制度的集合，为孝文帝子孙所承用者。南朝梁陈一源的内容为汉魏、两晋、南朝前期制度在梁陈之新发展，即南朝后期制度的新发展，即旧史所称之“梁制”。西魏北周一源的内容为汉魏旧制与鲜卑野俗的混合体。
陈先生不仅指出隋唐制度的渊源，而且对这些制度的来源、产生原因、对隋唐制度的重要性，都进行了研究。这一理论为中古史研究搭建了一个极大的框架，后代史家多是在陈先生所搭建的框架中，展开其进行工作的。并且，陈先生还指出了“南朝化”倾向的问题，这一问题为唐长孺先生所发展、完善，形成了南朝化理论，并为唐门所祖述，在现代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而南朝化又催化了北朝主流说的形成，此说为田余庆先生提出，阎步克等先生所承袭，阎先生提出的“北朝是魏晋南北朝出口”的说法，即由此而来。
这一理论的意义还不止于此，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打乱了中国文化原有的演进轨道。由此产生出两大问题：秦汉文化与隋唐文化关系、衔接问题、汉族与少数民族问题。陈先生秉承文化史观，其认为民族的区分以文化而不以血缘，五胡乱华不仅未能中断中国文化的演进，反而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即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并且指出隋唐文华承袭自秦汉、魏晋，其中并未中断。
二、政治集团说
陇集团说仅为政治集团说之一隅。政治集团说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一种分析工具，在陈先生运用后为后代史家所承用，影响中古史研究数十年。
这一理论的要点在于：通过区分政治群体不同的出身、地域、血缘关系以及利益结合程度，勾勒出互相对立的政治集团轮廓，借此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记载中整理出清晰的线索（仇鹿鸣语）。
陈先生用这一理论构建出了关陇集团，并以此解释唐代中前期历史，形成的专著即《唐政治史述论稿》。其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中，勾勒了东汉末年以至西晋的历史演进，其所用的方法即为政治集团说。由此，又开创了以门阀士族兴衰为背景，来认识魏晋南北朝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框架。
其后这一方法为后代学者所承用、并被不断完善，用以解释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政治史。并使士族研究成为中古史研究的重点。以我之管见，似乎田余庆先生又用这一理论解释了汉武帝后期的政治走向，即《论轮台诏》。
这一理论的确有其不足之处，即政治集团掩盖了纷繁复杂的历史情况，这也是黄永年等诸位先生反对陈先生具体研究的原因。但是，应该看到，在数十年前，这一学说是非常必要的。当时学习中古政治史依靠的还是《资治通鉴》及正史，线索复杂、头绪纷繁，令人无所适从。正是这一富有张力的学说，理清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七百年间的政治走向，为以后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基础。这也是今天中古史研究蓬勃发展的前提。
三、诗史互证
这一学说主要的贡献在于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将原来研究历史是很少利用的诗文集纳入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并通过自己的研究证明了这一方法的可行性。因为唐代史不是我的主攻方向，《元白诗笺证稿》也仅读过一遍，所以在此不再多谈。
在《剑桥中国隋唐史》一书的前言中，提到了两位史学丰碑，一位是开创了日本京都学派的内藤湖南，另一位就是陈寅恪先生。这两位杰出学者的研究，对现代史学研究有极为突出的贡献。现代中古史研究所使用的许多方法、探讨的许多命题，都是从这两位先生的研究成果中，所生发出来的。其在史学界的地位，是受到国内外学界认可，并无虚假。我认为评价一位学者的成就，要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放在特定的学术史位置上，看他提出了什么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留下了什么遗产。或许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失误之处，这一点不须讳言。但是，正如陈先生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中所写的那样：“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56-80）。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80-）。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某些具体错误并不能掩盖陈先生在史学研究上的地位。
晓木曰兮
今天的风气是捧陈批郭，我觉得批驳没问题，问题是批驳的立足点是人品、道德，而非学术。这就很没意思。按说，特定历史时期，跟郭沫若一样的文人不止他一个，哲学家冯友兰也是，怎么没看见有人批驳他。
很多人顶礼膜拜陈寅恪，却只知道“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段话。而你问问他们看过几本陈寅恪的书，了解他的史学观念与否，答案多半是否定的。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把陈寅恪、钱穆、吕思勉、陈垣四个学者并称，可见四人的水平很高。但，陈寅恪的研究不等于真理。学者研究之前都有一个预设，陈寅恪的预设是中国优秀的东西很多都是外国传入的。在这个预设下，他做了很多推测与考据。比如竹林七贤有可能本身跟竹林无关，而是佛教传入，比附佛教里“竹林精舍”，再比如崔莺莺是胡人歌女等等。这种预设跟陈寅恪自己的经历有关，他漂泊西方诸国，就是为了学习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希望把有用的东西引入国内，所以，他研究里有这种预设很正常。不能说他的结论就是错的，但盲目的奉为经典肯定是有问题的。
郭沫若在学术上并非没有可圈可点的地方，郭沫若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甲骨文是为了检验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念在上古历史是否适用。今天对于郭沫若的质疑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他在学术上贡献不应该一味的抹杀。郭沫若在甲骨文金文研究、考古工作，古籍整理、先秦思想研究等等都是有功劳的。
我觉得客观的说，郭沫若的东西你要放在特定历史时期去理解，那段历史搞研究会参杂特殊的术语，但是拨开这些迷雾，你会发现郭沫若在学术上是有贡献的。
以上就是我的回答了，希望对问题有帮助。
半卷
陈寅恪是大家，公认的民国大师，郭沫若是我最看不起的文人之一，他用行动证明了才华和人品有时候没有任何关系！
1982年侨居美国的宋美龄女士在给廖承志的公开信中指责郭沫若宣称“斯大林是我爸爸”为“无耻”。虽然晚年的宋美龄女士对很多人都做了批评，但是能被她称为“无耻”的真不多见，那么著名的“斯大林是我爸爸”出自哪儿呢？
郭沫若在一次需要表达忠心的场合下，一时激情迸发，脱口宣布：“斯大林是我爹，我奶奶江青说，毛主席比我爹还厉害”
不仅如此，他在另一首“诗”里，又认了一个亲戚:《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
天安门上红旗扬，
毛主席画像挂墙上，
亿万人民齐声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万岁万岁寿无疆!
毛主席呀毛主席，
你真赛过我亲爷爷!
(郭沫若的《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
郭沫若既然认了“爷爷”，对“奶奶”自然也有所表示——“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郭沫若的《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不过，这“孙子”真不地道，他“奶奶”前脚进了班房儿，他立即就开骂“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郭沫若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郭沫若被奉为大文豪，甚至有“鲁郭茅巴老曹”之称，并列与鲁迅，茅盾等之列，其人品低劣，见风使舵，风流成性也一直被人诟病。
豫见五羊
两个人都是中国近代伟大的史学家，评论是绝对不敢的，只能说说自己的一些浅薄的看法。
先说陈寅恪。
陈先生的名字如雷贯耳，他的名字就是一种信仰，就是一种精神。先生治学严谨，而且品格高尚。他被称为“公子之公子，教授之教授”。他的家学渊源颇深，而且他的家族就像是半部近代史。他的祖父陈宝箴作为湖南巡抚，但是却思想先进，支持戊戌变法，谭嗣同死后的尸体就是他的祖父来收敛的，他的父亲陈三立痛恨日寇，最后绝食而亡。陈先生一生背负着这么大的光环，能够走出光环，说明他的学识确实是顶级的。他的鸿篇巨著柳如是别传，很多人只闻其名，看完的人非常的少。
陈先生学贯中西，讲课旁征博引，自然会引来其他人的旁听。但是因为他学识渊博，讲的太深入，导致有的学生太苦恼。
他为后人留下的最宝贵遗产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的思想。”
郭沫若，近代重要的人物。
虽然他是文学家，但是在文学上的他的建树远远不及和他齐名的那几个人，也就是鲁郭茅巴老曹其他的五位。
但是史学上，他的贡献和学识无论如何都是否定不了的。
但是为人诟病的人就是他的私生活。
本来嘛，私生活是个人的事情，但是老郭在这方面做的确实有些过了。
一声不响的离开日本妻子，然后和别的女人结婚，我虽然反对道德批判，但是郭这种不服责任的做法让人大跌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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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书君
什么是史学？不过是后人依据前人的资料整理罢了，可前人的依据就准吗？史学是胜利者写的，记住了！任何一个做史的人，难免有个人的喜好偏好而已，也难免不了夸大其词，所以都是猜测而已，就所谓的研究这个著作那个文章，结果是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自己写不出，却去挖地三尺，延伸出我相信作者本人都没有的思想研究，来显示个人的学问，我就呵呵了！有那劲头自己写一本去！别整天研究人家拉的屎是啥颜色的并代表什么了！论学问就论学问，别扯啥人品，两者之间无关系！抛开一切，陈的学问不见得就比郭强，就因为那一句姓梁的话就无出其右者了？笑话！那么高怎么没高过那么多的诸子百家的呢？最看不惯你们这种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的傻逼们！别总用你们那点可怜的所谓仁义礼智信绑架道德了！平时连个街头小偷都不敢呵斥的跑这来大论人品和学问，你们有几个看过他们的著作？什么玩意儿！呸呸呸！
用户5865855518
abc浅尝点点
郭沫若才华横溢却无人品，每每读郭沫若的诗，我都在想诗人多情但不滥情，娶了这么多女人的郭文豪是多情吗？每每看他写的关于历史人物的杂文，我就想这样学贯古今的人咋就没点儿风骨呢……陈寅恪学贯中西，近代最有学识的学者，应该尊称先生“陈先生给王国维碑文里提到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正是他自己的写照一想到这样国宝级大师，死时竟是那般境遇，让人不胜唏嘘，感谢现在中国太平盛世，文化繁荣期待更多人沉淀下来研究学问，太久没有接班的国学大师了
智评631
陈寅恪是学者，郭沫若是学者，又是政治家，政治家就成不了完人，始终都是别人品评的对象，学者就安全，是天生的品评者，学者往往是自以为自己是正义的代言人，政治家是以社会国家为重，也会兼顾自己的官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