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鐘響，玉鼓催，王登九重”，這句話描繪的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皇帝80歲生日慶典的場景。萬壽大典中，一套純金製成的編鐘在陽光下熠熠生輝。這16枚一套的金質編鐘，由一萬多兩黃金鑄造而成，每一件編鐘的背後有“乾隆五十五年造”的款式。
清廷覆亡後，金編鐘也開始了它坎坷悲慘的命運。民國十三年（1924年）四月，溥儀的岳父與北京的鹽業銀行簽了一份抵押合同。內中包括有金編鐘、金冊等珍寶，其中金編鐘抵押40萬元，金冊等抵押40萬元，期限一年，月息一分。就這樣，乾隆皇帝鑄造的這套用於國家大典和作為強盛帝國標誌的金編鐘，被遜帝溥儀典押，以解決其被逼出紫禁城後生活的窘迫和財力的不足。
得到這批奇珍之後，鹽業銀行立刻改動賬目，將這筆財富轉變成銀行的賬外資產。出於安全考慮，鹽業銀行將金編鐘轉移到北京東交民巷一處不為人知的外商銀行倉庫密藏起來。而當時佔據北京的各路軍閥政客對國寶金編鐘無不覬覦垂涎。北京政府軍閥頭子張作霖就曾遍尋金編鐘的蹤跡，後來閻錫山的晉綏軍佔領北京，也各處探尋金編鐘的下落，不過都是徒勞無果。
1935年後，日本進一步侵佔華北，國難當頭。鹽業銀行將金編鐘和一批故宮珍寶轉移到位於天津法國租界內的鹽業銀行天津分行，此次轉移工作由時任鹽業銀行副總經理兼鹽業銀行天津分行經理的陳亦侯負責。1937年7月30日，日本軍隊佔領了除英、法、意三國租界外的天津市區，金編鐘面臨被日本侵略者掠奪的危險，只有再次轉移才能保障安全。
為了不讓金編鐘落入日寇手中，陳亦侯想到了好友——四行儲蓄會的經理胡仲文。陳亦侯信任胡仲文的為人，心中也已盤算好金編鐘的藏身之地，那就是四行儲蓄會地下的密室。經與胡仲文商議，金編鐘放進密室之後，藉口時局不好要儲存一些煤，以掩人耳目。1941年底，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與英、美成為交戰國，駐天津日軍先後佔領了英、法、意租界。日本人徑直來到鹽業銀行的地下庫房搜找，幸好金編鐘早已轉移，日本人一無所獲。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全面勝利之後，國民政府財政總長孔祥熙、軍統局長戴笠等都來打聽金編鐘的下落。面對他們的威逼利誘，陳亦侯、胡仲文始終嚴守秘密，不為所動。1949年1月1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天津城。1月18日，胡仲文把金編鐘和故宮珍寶的清單交到了中共軍管會的金融管理處。當年典賣出宮的珍寶共4000多件，其中有2000餘件在流離失所中遺失或被經手人拐賣出國，唯有經陳亦侯和胡仲文保護下來的金編鐘等珍寶重新回到了故宮的懷抱。
從1954年起至今，金編鐘在故宮博物院珍寶館向公眾展出，見證著自它誕生以來200餘年的風風雨雨，滄桑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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