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淮河上的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标识
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国人惯以南方人、北方人相称的历史由来已久。这种惯例，似乎国际上也是如此。例如对中国以外地区的人则有称为西方人，而外国人则有称中国人为东方人。我曾见过这样一个段子：“我不知道我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因为我是淮安人。”倘若了解一点淮安的地理，那么对这个段子或许能会心一笑。这是个不错的段子，幽默地阐述了淮安的地理特征。
“秦岭—淮河”一线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南北地理分界线。春秋时期，齐国大夫晏子使楚时说过一句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可见这种地理分野中国人很早就已经发现并能加以利用。2009年，淮安在古淮河上设立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标识，在古淮河上架起一座桥，桥的中间设计了一个球，球的中轴就是南北分界线，以此等分，北半球为蓝色，南半球为红色，简单地理解，就是分别象征着寒冷的北方和温热的南方。
我第一次站在古淮河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上，天色将晚，暮阳的光辉随着河流缓缓流淌。桥上走过穿着冬居家服的人，走过推着自行车的人，也走过宠物狗，虽然没有熙熙攘攘的拥挤和喧闹，但是三三两两过桥的情状所揭示出的平平淡淡的生活景象，反而更能成为太平盛世的写照。这个地方，不失为周边居民茶余饭后散步遛狗的好去处，也是沟通河两岸的便捷通道，周边居民可省却许多绕道的时间，也让这座桥看起来也并不孤寂。但站在此桥之上，我并未感到有何南北气候或风俗的明显差异。甚至可以武断点说，这一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标识的设置，只有地理学和城市学的意义。桥下的河，在两岸和地图上的标示，都是“废黄河”，我只是通过书籍方晓得“废黄河”就是“古淮河”。这事，还得从从另一个词——“夺淮入海”说起。
北宋之前，虽然不存在黄水不犯淮水之事，但两条河流的干道还比较清晰，黄河侵占淮河之事也比较少，基本上可算相安无事，各有各的入海水道。公元1128年黄河河道南迁，由此开启了历时将近7个世纪的黄河侵淮历史，淮河入海故道终究被黄河给废了。黄河夺淮使隋唐之前的浅水洼地扩大为洪泽湖。现在的淮河进入洪泽湖之后，再出来流经淮安城区的河道，入海有盐河、淮河入海水道，入江则为京杭大运河。夺淮后，黄河、淮河、运河在淮安相互纠结，上演了一幕幕大自然水域的地盘抢夺战。这一段运河成为中国大运河沿线形势最为严峻、工程最密集、管理最复杂的河段。清口水利枢纽，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逐步发展起来。中国大运河申遗文本对其的描述，大意为：成为明清时期处置好运河与黄河、淮河的纠结关系，确保漕运畅通，反映了中国古代高超的水利工程勘测、设计、施工和维护技术的大型综合性水利水运枢纽。1855年起，黄河向北改道，夺大清河入渤海，清口水利枢纽的作用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变成了文化遗址。
对于淮安城而言，清口枢纽遗址可称为郊外了。除了几个工人，足可用“人烟稀少”称之，但并非“人迹罕至”。此地周边有葡萄园、游乐场，还有枚乘书院，想必在周末或一些特定的时间里，这里会比较热闹。清口枢纽遗址附近，有一条20世纪新开的“二河”，这是源自洪泽湖的一条大河。我按图索骥，顺着导航的指引，找到二河与京杭大运河交汇的河口。这个河口就是淮扬运河的北端——以此河口为标志，向南至瓜洲长江边，即为京杭运河淮扬段，又称淮扬运河、 里运河，北接中运河，南沟通长江连接江南运河。二河靠近京杭运河的南面河滩上，是一个船厂，一字儿摆开十来艘修理中的船。据船厂的工人告诉我，这里也有造船业务。而一位扬州来的督修工说，下个月他就要到厦门去督修另外的船只，今番在此修理的船达2000吨，是江船。在他的指引下，我穿过一片杂乱枯黄的芦苇，站在了河口的京杭运河边。河面上航运依旧繁忙，各种货船来来往往。沉静而平稳的运河，使得今日行驶其上的船只，也有了悠然的诗意，让人难以想象历史上这一段运河的惊心动魄。美丽的水面，仿佛一种无声的述说，述说着中国人世代的勇气、决心、智慧与牺牲。
初到淮安，我的记忆中浮现两位历史人物——梁红玉、周信芳。梁、周二人的出生地都在淮安，却与运河南端的拱墅区有着不解之缘。1901年，年仅七岁的周信芳在拱宸桥东天仙茶园登台唱戏。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时任御林军头头的苗傅和另一统兵官刘正彦叛变，宰相朱胜非用计说服苗傅派梁红玉出城招抚韩世忠。苗不知是计，接受了朱胜非的建议。梁红玉出城之前，太后召见，嘱其火速搬兵勤王，并封她为安国夫人。梁红玉用了一日一夜的时间，从杭州赶到了嘉兴。韩世忠的部队在北关堰桥一带彻底击败了叛军，堰桥因此改称德胜桥。
淮安给我的第一印象很好，但我一直对《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讲的当时淮安的“美丽而富饶”充满疑问。美丽，是感性的认识，姑且仁者见仁，可以不论。至于富饶，南宋以前，楚州（今淮安）、扬州、苏州、杭州并称为四大都市。但宋金战争之后，淮安成为前线城市，深受战火之苦，加上1128年黄河夺淮以后，水患频仍，墟落苍凉。而马可·波罗所述的时期，大概也就是元朝灭了南宋才十多年，淮安城尚未完全恢复鼎盛，其富裕程度应是相当有限。纵观《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中国许多城市的讲述，动不动就是“富饶”，好像是从一个穷乡僻壤的国度来到了繁华的中国。于是，我只能这样认为，《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讲的当时淮安之富裕，并非是全城的繁盛景象，而只是依据两方面的事情所下的结论：一是运河上往来众多的船只；二是淮安的盐业。
今淮安河下古镇景区有梁红玉祠和周信芳故居。河下古镇，就是明清淮安盐商的聚集地。河下古镇的历史十分久远。公元前486年，夫差派人开邗沟，北端起讫点即为河下。只是当时还不叫河下，而统称末口，为古北辰坊的一部分。河下之名，最早见于清乾隆间吴玉搢的《山阳志遗》。地名是想象和初步了解一座城市最简明的渠道。河下，即因当时此处陆地比河稍低而得名。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平江伯陈瑄“疏邗沟，引舟自大江，历扬州，至淮安，以通漕运。询山阳耆民， 继运道改由城西，河下遂居黄、运之间。沙河五坝为民商转搬之所，而船厂抽分复萃于是，钉、铁、绳、篷，百货骈集。及草湾改道，河下无黄河工程。而明中叶司农叶公奏改开中之法，盐策富商挟资而来，家于河下，河下乃称极盛。”河下古镇里，至今仍有湖嘴大街，还有茶巷、花巷、烟店巷、白酒巷、绳巷等地名，使人不难联想起此地曾经的市井和码头风情。
虽然都是古镇，但走在河下古镇，与走在江南古镇的感觉迥异。首先是建筑立面的风格不同，江南古镇白墙黑瓦，河下古镇青砖为墙，层层垒起，视觉感受要密得多、硬得多。其次，木门的做法也不一样。南方惯以整块的木板拼排成门，而河下的木门多为木条钉制成片做门。无论江南还是河下的木门做法，都体现了当地的传统建筑智慧。南方白墙一整面，门板一整块；河下房屋的墙是一块块砖的团结，门板是一小根一小根木条的牵手。二者的风格，都十分相搭。按现在的话说，它们皆是一种设计精神的体现，匠心洋溢。河下的石板也是条状的，表面的光滑意味着历时之久。当然现在也可以用机器打磨，但有个关于湖嘴大街的石板的故事，不妨转来一起听听。
《淮安河下志》卷二中说，徽商程氏“以满浦一铺街为商贾辐辏之地，地崎岖，不便往来，捐白金八百两购石板铺砌。由是继成善举者指不胜屈，郡城之外，悉成坦途”。所谓“继成善举者”，据说也是当地盐商，盐运到外地之后，船空了，就装石板回来，铺到河下的大街小巷中。“铺街”，即湖嘴大街，湖嘴又叫西湖嘴。如今淮安人提起河下，常常会引用明朝邱濬写的“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时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一诗。邱濬谈到为何写这首《夜泊淮安西湖嘴》时说：“唐诗称扬一益二，是天下繁华地，扬州为最。今其地，阛阓人烟之盛，视淮阴反若不及焉，有感书此。”初读此诗，难免令人想起南宋的临安（今杭州），同样在问“歌舞几时休”，同样与汉字中的“西湖”相关。虽说终究不是一处，却揭示了两地繁华的一个共性，即淮安与杭州都是因运河而兴的城市。
河下的繁华，从邱濬的诗中可见一斑。倘若说当时河下盐商们的财富加起来，富可敌国，应该算不得夸张。明朝初期，两淮都转运盐使司每年要经办35万余大引，折小引70余万，折合成斤数，约1.4亿斤。这是额定的数量，除此之外，尚有大量余盐。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吏部尚书许瓒曾上奏说：“今长芦、山东、两浙盐利俱轻，惟淮盐为重。淮盐原额七十二万引，除原额正课之外，尚多余盐。商人利官掣以厚生殖，而官为掣价，每岁约可七十八万金，于官商两便。若禁而不行，则灶丁必兴贩私盐，非惟七十八万之掣价弃于无用，而一百余万引之余盐又皆变而为私盐，私盐盛则官盐阻矣。”除此之外，明代又有“两淮盐课，足当天下之半”的说法。盐商们的富裕也造就了河下的人文光辉。河下是明清时期有名的“进士之乡”，出了67名进士，123名举人，140名贡生，其中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齐全。许多举人、进士都是盐商的子孙。
关于河下盐商的豪奢，《淮安河下志》卷一有一段生动简括的描述：“方盐策盛时，诸商声华煊赫，几如金、张、崇、恺，下至舆台厮养，莫不璧衣锦绮，食厌珍错；阛阓之间，肩摩毂击，袂帏汗雨；园亭花石之胜，斗巧炫奇，比于洛下。每当元旦、元夕、社节、花朝、端午、中元、中秋、蜡腊，街衢巷陌之间以及东湖之滨，锦绣幕天，笙歌聒耳，游赏几无虚日。而其间风雅之士倡文社，执牛耳，招集四方知名之士，联吟谈艺，坛坫之盛，甲于大江南北。好行其德者，又复振贫济弱，日以任恤赒济为怀，远近之挟寸长、求嘘植及茕独之夫，望风而趋，若龙鱼之走大壑，迹其繁盛，不啻如《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之所叙述，猗欤盛哉！”
河下之兴也盐，其衰也盐。清乾隆后期，淮北盐务积弊日深，盐商日渐式微。清道光十年（1830年），陶澎出任两江总督，创行票盐法，剔除盐政积弊，并将掣盐所迁到距离河下三十里的西坝。此举对于苟延残喘的河下盐商们来说，无疑是致命一击。结果不到十年，曾经的富丽门庭、华堂广厦、园林别墅转瞬间化为瓦砾之场，沦落到不堪目睹的境地：“高台倾，曲池平，子孙流落，有不忍者。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 黄钧宰《金壶浪墨·纲盐改票》）
从湖嘴大街往南走到底，便是淮扬运河故道，现已不通航。湖嘴大街西南，河的北岸，闻思寺山门隔着一条马路的地方，有一个御码头，据说明清时期的皇帝都曾在此泊舟上岸。到过这里的帝王，最狼狈凄惨的恐怕莫过于明末福、周、潞、崇四王，最风光的当属康、乾二帝。不过，倘若不是文字说明令外乡客得以知晓那个不起眼的亭子码头就是御码头，恐怕没人会特别对其加以注目。当然，今日御码头那一副简陋破败的模样，定然也不是当年康、乾登临时的码头样式，否则龙颜是要大怒的。
准备离开御码头了，我在手机的备忘录里输入：平静的运河水依然就在眼前流淌着，无论盐商的财富，还是清帝的仪仗，都已经烟消云散。
(本文为“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社科联+北京市网信办”联合主办的“我身边的运河故事”征集发布活动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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