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隨著李自成攻陷北京與清軍從山海關進入內地，大明朝迅速淪為了只有半壁江山的殘局。在南方準備重整旗鼓的官員們，急需一套相對完整的戰略謀劃去應付至少兩個方向上的對手。飽讀史書的他們，很快就將目光瞄準了唐朝時候的經驗。
藩鎮再現
1644年末的南明 至少在表面上還控制著半壁江山
從1644年下半年到1645年初，南明弘光政權以留都南京為核心，希望儘快收拾殘局。但臨時組建的小朝廷卻發現，餘下的半壁江山中的大部分，已經不在自己的實際掌控當中。
在北面的江淮地區，官府與軍隊都已經失去原有的效忠對象。殘存的組織，也往往只能保留原先的小單位，待機而動。而在長江以南的大部分地方，明朝原有的官方組織架構則完好無損。但他們在更早之前就表現出了相對自主的離心力，並在北京失守前就已經不再提供多少援助。
吳三桂等人帶去滿清一邊的也是大明朝最有戰鬥力的軍隊
這就讓南京的新任兵部尚書史可法，非常為難。他一方面希望結好入關的清軍，另一方面也要防備隨時可能南下的李自成與張獻忠勢力。但他手裡其實沒有什麼可以作戰的部隊。從明朝立國以來，特別是朱棣篡位遷都後開始，長江以南的駐軍就基本上羸弱不堪。在連年的抽調和損失後，南方僅靠自身已看不到獨善其身的希望。
於是，南明政權對歷史上唐朝中後期亂局的第一個策略模仿開始了。在確定北方的京師等地已全部淪陷後，已經擁立福王朱由崧的史可法，逐步在長江以北設立了四個類似往日藩鎮的軍區。原先駐紮在山東劉澤清率部南下到淮安一帶，駐防京杭大運河沿線。早先駐紮河南的劉良佐則帶兵撤到了兩淮西部待命。從李自成陣營脫離的高傑，帶著自己的部隊拱衛交通要道徐州。最被信任的黃得功則佈防南京對岸的江北沿線。歷史上的江北四鎮，由此初具雛形。
江北四鎮佈局 他們被史可法寄予厚望
南明弘光朝對這四位軍頭的待遇也非同小可。除了繼續執掌手中的軍隊，四位武將還被富裕了直接使用防區內賦稅的權力。哪怕是民事管轄權，也一併交由他們節制。如此一來，四位統帥在實際上成為了南明冊立的四個地方諸侯。其權力不僅比宋以來的大部分地方要員更大，也比唐朝中後期的絕大部分藩鎮節度使要強。
或許在當時的南明朝廷看來，藩鎮割據式的佈局有再多不符合皇權專制之處，也好過被敵人輕易攻破。唐朝中後期的諸多問題，常常被歸結於無法控制藩鎮。但也是眾多藩鎮在王朝後期的百年裡，為長安的朝廷分憂解難，讓李唐愣是續命許久。
江北四鎮的設計理念無疑源自唐朝的藩鎮割據
另一方面，南明自身所面臨的局勢也與唐朝類似。由前關外家丁與依附部落掀起的清軍威脅，不能不讓人想起那終結盛唐的安史之亂。愛新覺羅家族與八旗部眾的聯合體，粗看之下也頗似內亞風格的安祿山集團。至於由吳三桂與唐通牽頭的眾多歸降邊軍，更不能讓人不想起安史之亂前的三鎮精銳。
八旗與大量邊軍的叛變 或許讓明朝人想起了安史之亂
至於李自成與張獻忠之流，在南明士大夫心中的地位則類似於唐末的黃巢叛軍。兩者不僅有類似的出生地位，更是在流寇式作風上如出一轍。他們對王朝地方統治體系的瓦解性破壞，遠勝過可以馬上維持秩序的安史與滿洲。
既然唐朝用藩鎮手段攻滅了安祿山集團，也用藩鎮為主力去剿滅了黃巢，大明朝為什麼不能再用一次呢？
李自成與張獻忠的叛亂 容易讓人想起黃巢一夥人
對外借兵
江北四鎮的迅速瓦解也預示著在揚州督師的史可法結局
然而，出乎史可法及南明士大夫意料崩盤，很快降臨。新建立的江北四鎮，還來不及享用各自防區的賦稅，就被迅速摧毀。除了駐防長江北岸的黃得功有少許抵抗，其餘三鎮都在頃刻間被瓦解或投降。
1645年年中，福王政權與總戰略設計師史可法一起，灰飛煙滅。同出大明宗室的魯王與唐王，分頭在杭州和福州開始監國。兩個幾乎同時成立的地方政權都發現，不管自己手裡有無資金和兵馬，都不足以抵抗清軍南下。後者不僅掌握著明朝在北方投誠而來的精銳部隊，還在江北四鎮的兵馬加入後，勢力更強。
魯王監國時期發行的銅錢
更要命的是兩位王爺的幕僚們，還在熱衷於將對方的地位，置於己方之下。當清軍在南京等地獲得大量賦稅與官吏隊伍時，勢單力薄的兩夥人也在樂此不疲的打著嘴炮。在嘴仗分出勝負以前，清軍的新一輪兵鋒就開始掃過錢塘江以南。萬般無奈之下，魯王朱以海遁海逃到舟山避難。在更南方的唐王隆武政權，也向日本派遣了自己的使者。
相比朝廷建構完整的福王與勢單力薄的魯王，福建的唐王在很大程度上獲得了地方豪強鄭芝龍的擁立。這讓他的小朝廷在初期看上去生機勃勃。但這個政權本身的能否延續，也就只能指望福建地方派的支持。當鄭芝龍開始意識到無法用一省力量去抗衡清軍，他就需要開始對外借兵。
唐王和他的隆武政權
只要熟悉唐朝歷史，就不會不知道唐朝從安史之亂開始就大量對外借兵平叛。這個優良傳統在之後一直被延續到鎮壓黃巢叛軍。可以說是大量的番將外兵一起，幫助唐朝在屢次動亂中穩住陣腳。很多時候，外兵的作用要遠大於普通的藩鎮部隊。著名的回鶻人、契丹人和沙陀人，都有過提唐朝打工的經歷。
然而，對於偏居一隅的南明小朝廷而言，能夠借兵的對象是非常有限的。在鄭芝龍觸手可及的地方，只有三股外兵可以供求助。西面的澳門、海對岸的荷蘭東印度公司，以及東面的日本德川幕府。澳門由於地域狹小，無法提供太多部隊。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駐軍也人數不足，何況他們還同鄭氏關係微妙。因而，鄭芝龍和整個唐王政權的借兵對象就以日本為主。
隆武政權的實際控制能力不會超過此圖範圍
1645年年底，鄭芝龍的第一位特使抵達了日本的對外口岸長崎。這次借兵的詳細過程，已經沒有明確記載。我們只能通過常識判斷，福建的特使在長崎不得要領。1646年初，又一位特使來到日本，希望從日本獲得武器支援。這個要求再次被武器不得出口的條例所回絕。這年10月，第三位特使再次到日本尋求軍事援助。幕府以需要了解大陸軍情為藉口，又拖延了下來。
看到鄭芝龍的特使經常無功而返，蝸居舟山群島的魯王派系也出動了赴日使節。只是連與日本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鄭氏都不能求得援助，形同海盜的過氣藩王又如何能夠吸引幕府出兵？破落的魯王使節，自然被幕府一口回絕。
西方人筆下的鄭氏集團
一直到1647年春季，已經撤退到西南地區的桂王永曆政權，才終於從澳門借到了300人的小規模援軍。這對於駐紮兵力一直很少的澳門來說，已經是規模很大的部隊了。為了繼續獲得外部援助，南明最後一個政權不惜和過去看不上眼的天主教會建立更為廣泛的聯繫。甚至於派出了歷史上第一位去西方教廷求助的特使--陳安德。
然而在歐洲人忙於內部紛爭的時代，永曆皇帝的求援根本無法獲得有效相應。當陳安德在1656年滯留印度果阿時，澳門派出的小規模部隊已經被召回和解散。陳安德自己也只能通過陸路返回雲南赴命，最終消失在歷史記載之中。三年後，永曆皇帝自己也在昆明被吳三桂處死。
南明桂王的千里跑路線路圖
世道變了
南明在抵抗清軍南下的過程中基本上是一敗塗地
縱觀南明各政權的歷史，他們在大戰略上的努力，不可謂不用心。然而源自唐朝的歷史經驗，能否成功挽救大明朝的頹勢，本身也不由他們的主觀意志來決定。在缺乏必要根基的基礎上，照葫蘆畫瓢的復刻就很難達到期望的效果。
在唐朝，無論是藩鎮割據還是對外借兵，全部都有賴於唐朝統治者對內外交往所打下的基礎。藩鎮制度雖然不同於封建采邑，卻也在安史之亂前就已經建立起來。各地的節度使們在大部分時間裡也對中央較為認同。時局變化對他們的影響，往往是擁有更多自主權還是應該更加服從長安的中央。
唐朝這樣敢大力任用番將外兵的朝代 明朝根本學不來
但在明朝，連太祖皇帝朱元璋親自訂立的同姓藩王們，都被形同軟禁的朝廷恩典舒服。至於普通的地方軍政大員，則更不可能在大廈將傾前，擁有足夠的決斷和支持。江北四鎮的倉促建立，就是這種大背景的體現。四鎮守將在之前雖已形成自己的軍閥團隊，卻鮮有執掌一方的經驗。很多人先前的履歷無非是帶隊與流寇作戰，並會在補給不足時，立刻擅自更換防區就食。他們與短暫治下領域的紐帶，形同虛設。
當清軍的軍事威脅與詔安利誘，同時降臨，形同散沙的軍隊就沒有理由繼續抗爭。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控制長江中游的左良玉集團。其軍紀與名聲，比起流寇與清軍來說，更讓當時的人忌憚。即便會選擇繼續抗清，也很難有什麼作為。至於有地方關係的鄭芝龍派系，也在一邊抗清的同時，和北京的新朝互通書信。有時更會為了示好而故意撤兵。
作為總設計師的史可法 致死也只能做點道德批判
至於讓唐朝屢次度過劫難的外兵，在明朝更是難以施行。相比能夠理解和利用外來文化與人員的他們，連境內胡人都不準同族通婚的明朝，無疑有著深厚的文化保守傾向。然而他們消滅的不僅僅是和自己稍有不同的語言和文化習俗，也湮滅了可以出產更好武士或匠人的社會體系。
作為老對手 日本對於借兵給明朝沒有什麼興趣
早先在北方抗清中曾倚重的蒙古人，向上追述都可能是被明朝邊軍借過人頭的牧民。後來在南方不斷求助的日本，則在數十年前才和明軍在朝鮮大打出手。至於能提供一點綿薄之力的西方人，也在地方官和駐軍的雙重打擊下，受到不少限制和歧視。這種有事有人而無事無人的行事風格，同長期任用番將的李唐對比，實在是逼格太低。
若非隆慶時代的控制鬆動 南明連杯水車薪的那點援軍都要不到
當然，我們也不能責怪執行這些失敗戰略的士大夫們。作為一個以利益紐帶為核心、文化認同為外衣的獨特群體，他們在相當程度上是隻能依附皇權而無創造之力。鳳毛麟角的特例，更多是原先體系鬆動後表現，而非個人能動性的結果。雖然各個都飽讀史書，懂得以史為鑑，但理解能力與解讀角度的偏差在一開始就會註定最後的結局。（完）
閱讀更多 冷炮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