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紀30年代初，日本以關東軍為代表的陸軍比較傾向於北上進攻蘇聯，佔領遠東以確保被他們視作是生命線的滿洲的安全。
這個時候的關東軍已經從開始時候的4萬人發展到20萬人，而且擁有了日軍剛剛組建的第一個坦克師。同時龐大的海拉爾要塞，也已經建成開始啟用了，它讓關東軍更加有了底氣。
1937年，近衛文磨出任日本首相，這位46歲的文官是曾統治日本的藤原家族的後代。他的出山是時勢所趨，因為國民對政客已沒有什麼信心，同時也擔心軍人統治繼續下去。
軍方大多數人也都信任近衛，因為他看上去沒有什麼政治野心。財閥想靠他帶來穩定，一般民眾因為他曾拒絕任首相而有所好感。近衛給人的感覺是能以同情的態度傾聽各種不同政見者的意見，使每個人都以為近衛同意自己的主張。
實際上一生三次組閣的近衛，是發動並組織戰爭的禍首之一。當年人民熟悉的“東亞新秩序”、“大東亞共榮圈”等等政治口號，都是出自於他口。有評價說，他親手造就了日本戰爭機器，並使其像烈馬一樣狂奔。
近衛上任後遇到的第一個麻煩，就是發生在中國的蘆溝橋事變，史稱“7.7事變”。
1937年7月7日，駐華日軍在今天北京蘆溝橋一帶。尋釁與中國軍隊發生了一場小規模的衝突，關東軍又認為可以藉機對中國華北發動大規模進攻。近衛要做出是否向中國增派兵力，以擴大戰爭的決定。而高層就是否派兵存在爭論，即“事變擴大派”和“事變不擴大派”。
無論與否，都代表日本對華的態度。如果派兵就表明日本準備擴大在中國的戰事和規模，將會牽涉到更多兵力和物資的投入。
坂垣徵四郎和石原莞爾，這對當年“9.18”事變的絕配搭檔，此時卻是站在兩個山頭。石原莞爾根據他的“勝利極限點”的理論，堅決反對日本得隴望蜀，繼續向華北進軍。他認為，一旦和中國發生全面戰爭，日本將陷入無法自拔的戰爭泥潭，絕無取勝的希望。他提出一個問題，歷來最危險的敵人是俄國，為什麼要冒同中國打仗的風險。
軍部中的大部分人，卻是和坂垣徵四郎一樣的“事變擴大派”。他們認為中國軍隊會像以前一樣，一打就跑，並由此提出“對支那一擊”論，認為只要給中國一個強大的打擊，中國政府就會屈服。在取得一系列的勝利後，蔣介石必然會提出和談締結協定。三個月即可結束在中國的戰事，進而可將華北視作對付蘇聯的緩衝地帶。
一開始在手記中寫下“我方有點可疑”的近衛相信了軍方保證，最終同意向中國派兵，除本土的軍隊外，駐守在滿洲的關東軍也被抽調。
石原莞爾和坂垣徵四郎這兩位關東軍名人的命運，也因此有所不同，坂垣一路直升，官運亨通，石原從此被排擠，不被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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