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遠古時期場文化重心向東移動
從現有資料來看，湖北地區時代最早的人類生活在鄂西山區的深處，如200萬年左右建始直立人和100萬年左右的學堂樑子鄖縣人就分別發現於鄂西南的建始縣和鄂西北的鄖縣。荊州雞公山舊石器時代平原居住遺址（5－1萬年）的發現，則表明舊時器時代晚期遠古人類開始從山區走向平原，遠古文化重心開始由西向東邁出了轉移的步伐。新石器時代，城背溪文化至大溪文化時期（約距今8000－5000年），湖北地區的遠古文化重心已在鄂西山地向江漢平原過渡地帶的宜昌、宜都、枝江等縣市，以大溪文化為特色的枝江關廟山文化遺存，其聚落足可與關中的仰韶半坡遺址比美；到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時期（約距今5000－4000年），遠古文化的重心則轉移到江漢平原地區京山、鍾祥、天門一帶。江漢平原的先民築有多座古城，比同時期其他地區的古城都多，最大的是與中原龍山文化同時的具有文明中心性質的天門石家河古城，還有精美的石鉞和玉雕，應出自土著先民“三苗”之手，為湖北文化的繼續發展奠定了較高起點。這是湖北最早的文化重心的遷移。
2、夏代至戰國中期中國文化中心的變遷
這個時期從中原移居湖北的先民最有影響的有三次。第一次是夏初禹徵三苗以後，羋姓楚先南遷湖北地區，先後居漢水西部地區（包括漢北丹、漢二水間地帶）；第二次是商代中期，商人為加強對南方的控制而移民湖北地區，並在漢東建立據點，即盤龍城；第三次是西周時期，周天子移民湖北地區，建立隨國等“漢陽諸姬”，用以加強對江漢地區的控制。這三次移民先後造就了漢水以東和以西兩大文化區。漢西區的文化發展進程是楚文化特色逐漸濃厚。漢東區，如盤龍城（商代）、隨國所分別呈現出的商文化和周文化特點比較明顯；春秋中期以後逐漸融入楚文化之中。與此同時楚國向外加強拓疆力度，疆域擴展北至豫中地區、南至五嶺一帶，東至淮、泗流域、長江下游的魯東南和江浙地區，向西其勢力影響直至漢水上游和雲貴高原，據有中國半壁河山，從而形成了遠遠超出湖北的
楚國大文化（簡稱楚文化）。楚文化是中原文化與江漢土著文化融合為基礎，隨著新地域的擴展而不斷充實、昇華所形成的一種中國特色的地區文化。其文化地域雖然廣闊，但秦國白起拔郢以前其文化中心的移動一直在漢西地區，呈自北向南的移動走向。商末楚君鬻熊建國時都城在丹陽（今河南浙川境內），其子熊麗南遷沮水荊山之間，後世繼續南遷，最後定都於今荊州紀南城，名稱“郢都”。楚文化在此得楚國腹心地帶之利，汲收四方文化之精華，形成楚文化中心，其高度發達的文化足可與其同時期西方的希臘羅馬文化相媲美。3、戰國晚期至秦漢時期文化復甦和中國文化重心向北移動
戰國後期，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白起拔郢，楚國東遷陳城（今河南淮陽縣），楚國文化精英亦隨之東遷，湖北地區的文化遭到削弱，直到漢代尤其是東漢時期這種精英文化才逐漸復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鄂北的襄陽地區。襄陽是由渡口城鎮發展起來的，兩漢時期其北的南陽郡城（治宛城，今河南省南陽市）發達，而襄陽僅為南郡屬縣，其地位並不顯著。東漢末年獻帝時
中原大亂，劉表為荊州牧（190－208年），據有荊州，以襄陽為州治，建學校，興儒學，中原士人為避戰亂，大量湧入，著名學者司馬徽、宋忠、綦母凱、穎容、王粲等均在其中，襄陽一時人文薈萃，名士輩出，王粲稱“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俊傑”（《三國志·王粲傳》）。此時的襄陽不僅是包括湖北在內的荊州的文化中心，同時也是全國的文化中心。14歲的諸葛亮就是隨叔父諸葛玄由山東輾轉至襄陽，投靠荊州牧劉表，並在襄陽學習成長起來的。後來三國分爭，魏、蜀、吳都從當時聚集在襄陽的士人中吸取了大批的政治、軍事人才，使湖北成為三國文化富集地。文化重心向北轉移，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中原戰亂而荊州安定之外，鄂北棗陽是東漢開國皇帝劉秀出生地，為帝鄉所在，發展速度快。同時襄陽為中央王朝首都洛陽向南交通的樞紐之地，軍事要衝，經濟本來發達，持天子之重，得地氣之靈，地位迅速上升，此可謂偶然中之必然。
4、三國至五代時期荊、襄、鄂三大文化中心鼎足之勢的形成
荊、襄、鄂是荊州（今荊州市區）、襄州（今襄陽市）、鄂州（今武漢市武昌區）的簡稱。這三大文化中心除原有荊州這一中心外，襄州和鄂州是經歷魏晉南北朝的發展逐漸形成的。襄陽雖然在劉表時一度成為政治文化中心，但襄陽城還只是一座縣城，尚未成為統轄一方的郡城。漢獻帝十三年（208），劉表病逝，曹操南下遭赤壁之敗，退歸北方後，將所得南郡北部建立襄陽郡，這一格局為後世所沿襲，襄陽城成為鄂北中心城市。東晉末年晉孝武帝在襄陽設立僑雍州及僑郡縣，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449）以襄陽郡南陽郡等建立雍州（南北朝後期範圍縮小，西魏恭帝元年改為襄州）並以襄陽為治所，襄陽又上升為州治之所。與此同時，南朝宋孝建元年（454），宋武帝採納大臣何尚之的意見，分荊、湘、江、豫四州置郢州（隋開皇九年改為鄂州），其治所在夏口城（今武漢市武昌區），下轄江夏(治夏口)、武昌(治鄂，今湖北鄂州)、西陽(治西陽，今湖北黃州)、竟陵(治長壽，今湖北鍾祥)、隨(治隨縣，今湖北隨州)、武陵、天門、巴陵(治巴陵，今湖南嶽陽)等8郡（隋唐時僅轄鄂東南諸縣）。夏口城（今武漢市武昌區）成為鄂東政治中心，逐漸與襄陽、荊州形成鼎立之勢。唐代，湖北分屬四道，四道中僅山南道（山南東道）的治所在襄州（在今湖北襄陽市）。江陵雖不是道的治所，但高宗上元元年（760）升荊州為江陵府（略高於州），建號南都，地位也甚顯要。安史之亂以後，湖北地區設三大方鎮，即山南東道節度使、荊南節度使、鄂嶽觀察使，分別以襄州（今湖北襄陽市）、江陵府（今湖北荊州）和鄂州（今武漢市武昌區）城為治所。府雖比州地位略高，但鄂州後來又設武昌軍節度使，其地位漸顯重要。這三處既是當時的政治經濟中心，也是三大文化中心。鄂雖可與荊、襄為三大文化中心，但因鄂州起步晚，底子薄，在文化方面尚遜色於荊、襄二州。從唐代的進士統計人數中可以看出。唐代的進士：襄州13人，唐中葉前8人，唐中葉後5人；荊州8人，唐中葉前4人，唐中葉後4人；鄂州3人，唐中葉前1人，唐中葉後2人。又如見於《全唐文》和《全唐詩》中籍屬三個中心的作者和詩人：襄州36人，唐中葉前20人，唐中葉後16人；荊州30人，唐中葉前12人，唐中葉後18人；鄂州7人，唐中葉前無人，唐中葉後7人。這兩種統計皆表明，無論是進士還是文學家襄州尚居首位、鄂州比荊、襄二州都少。但襄州的進士和文學家唐中葉以後少於唐中葉以前，呈衰勢；荊州雖處於發展狀態，速度不快；唯獨鄂州均呈發展狀態，發展速度明顯快於荊、襄二州。由此可見，此時湖北文化的重心雖然還在荊襄一帶，但
鄂州的文化地位上升比較明顯，已呈現出文化重心東移的良好態勢，是湖北文化重心向南向東移動的轉折點。5、宋至清中葉文化重心向南、向東轉移
宋代湖北地區分屬五路，其中荊湖北路、京西南路的治所在江陵（今荊州市荊州區）和襄陽（今湖北襄陽市）。鄂州雖隸屬於荊湖北路，但其重要性已非同一般，據《宋史·地理志》所載，紹興元年和二年一度先後為荊湖東路和荊湖北路的治所。整個南宋時期也曾先後兼為鄂嶽制置使、江南鄂州路安撫、荊湖北路安撫、沿江制置副使、荊湖制置使等超出鄂州轄區的軍事職官治所。據《宋史·岳飛傳》，南宋紹興初年岳飛進駐鄂州北伐抗金，曾先後兼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荊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等超出鄂州轄區的軍事要職。為了統籌鄂州、荊襄、江州等地駐軍糧餉經費，南宋王朝還在鄂州設立“湖廣總領所”，鄂州的政治軍事的重要地位日益顯要。又據陸游《入蜀記》載，南宋時，鄂州“市邑雄富，列肆繁錯，城外南市亦數裡，雖錢塘（國都所在，今杭州市）、建康（今南京市）不能過，隱然一大都會也” 。其經濟繁榮，文化發達，“人物繁盛”，業已成為長江流域的一處重要的文化中心。元代湖北主要分屬於湖廣行省和河南江北行省。江陵、襄陽均作為二級地方行政單位路隸屬於河南江北行省，其中只有湖廣行省省會設在鄂州（元成宗大德五年改為武昌，今武漢市武昌），鄂州成為湖北境內唯一的地方最高級的政治中心。明朝合元代江北河南行省的今湖北省部分和元代湖廣行省的今湖南省部分等置湖廣佈政使司（省），今湖北全境大體屬於湖廣佈政使司（省）；
清初康熙三年（1664）湖北省正式建省。繼元明兩代之後，省會穩定在武昌（今武漢市武昌）。明中葉成化年間，隔江相望的漢水主河道入江口在龜山北麓形成，漢口作為新興的工商業市鎮在明清之際迅速掘起，成為全國“四大名鎮”之一，武漢三鎮鼎立格局形成，號稱“九省通衢”，為華中最大的中心城市和文化中心。文化中心和文化重心的轉移原因雖然是多方面的，移民、江漢平原的開發和漕運航道的改變應是最主要的因素。這一時期大的移民有兩次，即宋代靖康之亂以後北方遷入的移民、明清時期“江西填湖廣”的移民，都在湖北文化發展過程中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如南宋中後期宋蒙（元）交戰，淳右年間，“襄、蜀蕩析，士無所歸，蜀士聚於公安，襄士聚於鄂諸。”時負責長江中游防務的著名戰將孟拱分別在公安（今公安縣北）、鄂州（今武漢市武昌區）設立公安書院（又名竹林書院）和南陽書院接納這些流徒的士人。其中鄂州建南陽書院的學館多過六十間。這些士人的到來促進了鄂南、鄂東地區文化發展。同時移民的到來也加強了江漢平原的開發。江漢平原大規模開發利用，湖北經濟重心向東南轉移，並在明清之際完成。“湖廣熟，天下足”諺語的流傳，正是轉移完成的一曲凱歌。另一方面，北宋王朝建都汴京（今河南開封市），南宋建都臨安（今杭州市），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湖北等省上繳糧食均改由長江—運河漕運為主，同時武昌至信陽陸路遂漸上升為主幹道。凡此，皆促成 湖北文化重心及文化中心向武漢及鄂東轉移。
6、晚清時期武漢在傳統文化轉型中的先導作用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國家。英國等西方列強依據系列不平等條約沿長江深入華中內地，漢口、宜昌先後於1861、1877年開埠；與此同時，廣濟的武穴、嘉魚的陸溪口、沙市（1896年正式開埠）被先後增加為外輪停泊碼頭，西方傳教士更是沿著漢水、清江等深入鄂西北老河口和鄂西南長陽等地的鄉鎮設堂傳教，湖北淪為半殖民地，開啟了晚清社會和傳統文化的轉型進程。
湖北處東西南北交通樞紐之地，開內地風氣之先，在轉型中掘起，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武漢是湖北的省會，“佔長江沿岸最樞要之地”，基礎較好，開埠甚早，工商業發達，僅次於上海，居全國第二位，是湖北也是內地最大的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享有“東方芝加哥”（當時的美國第二大都會）的稱譽。張之洞的湖北“新政”；推翻帝制、創建民國的辛亥武昌首義，為傳統文化轉型開創了近代歷史新的紀元。更多湖北城市發展史，請關注規劃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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