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地域文化的转型历程

1、远古时期场文化重心向东移动

从现有资料来看,湖北地区时代最早的人类生活在鄂西山区的深处,如200万年左右建始直立人和100万年左右的学堂梁子郧县人就分别发现于鄂西南的建始县和鄂西北的郧县。荆州鸡公山旧石器时代平原居住遗址(5-1万年)的发现,则表明旧时器时代晚期远古人类开始从山区走向平原,远古文化重心开始由西向东迈出了转移的步伐。新石器时代,城背溪文化至大溪文化时期(约距今8000-5000年),湖北地区的远古文化重心已在鄂西山地向江汉平原过渡地带的宜昌、宜都、枝江等县市,以大溪文化为特色的枝江关庙山文化遗存,其聚落足可与关中的仰韶半坡遗址比美;到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约距今5000-4000年),远古文化的重心则转移到江汉平原地区京山、钟祥、天门一带。江汉平原的先民筑有多座古城,比同时期其他地区的古城都多,最大的是与中原龙山文化同时的具有文明中心性质的天门石家河古城,还有精美的石钺和玉雕,应出自土著先民“三苗”之手,为湖北文化的继续发展奠定了较高起点。这是湖北最早的文化重心的迁移。

湖北地域文化的转型历程

2、夏代至战国中期中国文化中心的变迁

这个时期从中原移居湖北的先民最有影响的有三次。第一次是夏初禹征三苗以后,芈姓楚先南迁湖北地区,先后居汉水西部地区(包括汉北丹、汉二水间地带);第二次是商代中期,商人为加强对南方的控制而移民湖北地区,并在汉东建立据点,即盘龙城;第三次是西周时期,周天子移民湖北地区,建立随国等“汉阳诸姬”,用以加强对江汉地区的控制。这三次移民先后造就了汉水以东和以西两大文化区。汉西区的文化发展进程是楚文化特色逐渐浓厚。汉东区,如盘龙城(商代)、随国所分别呈现出的商文化和周文化特点比较明显;春秋中期以后逐渐融入楚文化之中。与此同时楚国向外加强拓疆力度,疆域扩展北至豫中地区、南至五岭一带,东至淮、泗流域、长江下游的鲁东南和江浙地区,向西其势力影响直至汉水上游和云贵高原,据有中国半壁河山,从而形成了远远超出湖北的

楚国大文化(简称楚文化)。楚文化是中原文化与江汉土著文化融合为基础,随著新地域的扩展而不断充实、昇华所形成的一种中国特色的地区文化。其文化地域虽然广阔,但秦国白起拔郢以前其文化中心的移动一直在汉西地区,呈自北向南的移动走向。商末楚君鬻熊建国时都城在丹阳(今河南浙川境内),其子熊丽南迁沮水荆山之间,后世继续南迁,最后定都于今荆州纪南城,名称“郢都”。楚文化在此得楚国腹心地带之利,汲收四方文化之精华,形成楚文化中心,其高度发达的文化足可与其同时期西方的希腊罗马文化相媲美

3、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文化复苏和中国文化重心向北移动

战国后期,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白起拔郢,楚国东迁陈城(今河南淮阳县),楚国文化精英亦随之东迁,湖北地区的文化遭到削弱,直到汉代尤其是东汉时期这种精英文化才逐渐复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鄂北的襄阳地区。襄阳是由渡口城镇发展起来的,两汉时期其北的南阳郡城(治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发达,而襄阳仅为南郡属县,其地位并不显著。东汉末年献帝时

中原大乱,刘表为荆州牧(190-208年),据有荆州,以襄阳为州治,建学校,兴儒学,中原士人为避战乱,大量涌入,著名学者司马徽、宋忠、綦母凯、颖容、王粲等均在其中,襄阳一时人文荟萃,名士辈出,王粲称“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三国志·王粲传》)。此时的襄阳不仅是包括湖北在内的荆州的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14岁的诸葛亮就是随叔父诸葛玄由山东辗转至襄阳,投靠荆州牧刘表,并在襄阳学习成长起来的。后来三国分争,魏、蜀、吴都从当时聚集在襄阳的士人中吸取了大批的政治、军事人才,使湖北成为三国文化富集地。文化重心向北转移,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中原战乱而荆州安定之外,鄂北枣阳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出生地,为帝乡所在,发展速度快。同时襄阳为中央王朝首都洛阳向南交通的枢纽之地,军事要衝,经济本来发达,持天子之重,得地气之灵,地位迅速上升,此可谓偶然中之必然。

湖北地域文化的转型历程

4、三国至五代时期荆、襄、鄂三大文化中心鼎足之势的形成

荆、襄、鄂是荆州(今荆州市区)、襄州(今襄阳市)、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的简称。这三大文化中心除原有荆州这一中心外,襄州和鄂州是经历魏晋南北朝的发展逐渐形成的。襄阳虽然在刘表时一度成为政治文化中心,但襄阳城还只是一座县城,尚未成为统辖一方的郡城。汉献帝十三年(208),刘表病逝,曹操南下遭赤壁之败,退归北方后,将所得南郡北部建立襄阳郡,这一格局为后世所沿袭,襄阳城成为鄂北中心城市。东晋末年晋孝武帝在襄阳设立侨雍州及侨郡县,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449)以襄阳郡南阳郡等建立雍州(南北朝后期范围缩小,西魏恭帝元年改为襄州)并以襄阳为治所,襄阳又上升为州治之所。与此同时,南朝宋孝建元年(454),宋武帝採纳大臣何尚之的意见,分荆、湘、江、豫四州置郢州(隋开皇九年改为鄂州),其治所在夏口城(今武汉市武昌区),下辖江夏(治夏口)、武昌(治鄂,今湖北鄂州)、西阳(治西阳,今湖北黄州)、竟陵(治长寿,今湖北钟祥)、随(治随县,今湖北随州)、武陵、天门、巴陵(治巴陵,今湖南岳阳)等8郡(隋唐时仅辖鄂东南诸县)。夏口城(今武汉市武昌区)成为鄂东政治中心,逐渐与襄阳、荆州形成鼎立之势。唐代,湖北分属四道,四道中仅山南道(山南东道)的治所在襄州(在今湖北襄阳市)。江陵虽不是道的治所,但高宗上元元年(760)升荆州为江陵府(略高于州),建号南都,地位也甚显要。安史之乱以后,湖北地区设三大方镇,即山南东道节度使、荆南节度使、鄂岳观察使,分别以襄州(今湖北襄阳市)、江陵府(今湖北荆州)和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城为治所。府虽比州地位略高,但鄂州后来又设武昌军节度使,其地位渐显重要。这三处既是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三大文化中心。鄂虽可与荆、襄为三大文化中心,但因鄂州起步晚,底子薄,在文化方面尚逊色于荆、襄二州。从唐代的进士统计人数中可以看出。唐代的进士:襄州13人,唐中叶前8人,唐中叶后5人;荆州8人,唐中叶前4人,唐中叶后4人;鄂州3人,唐中叶前1人,唐中叶后2人。又如见于《全唐文》和《全唐诗》中籍属三个中心的作者和诗人:襄州36人,唐中叶前20人,唐中叶后16人;荆州30人,唐中叶前12人,唐中叶后18人;鄂州7人,唐中叶前无人,唐中叶后7人。这两种统计皆表明,无论是进士还是文学家襄州尚居首位、鄂州比荆、襄二州都少。但襄州的进士和文学家唐中叶以后少于唐中叶以前,呈衰势;荆州虽处于发展状态,速度不快;唯独鄂州均呈发展状态,发展速度明显快于荆、襄二州。由此可见,此时湖北文化的重心虽然还在荆襄一带,但

鄂州的文化地位上升比较明显,已呈现出文化重心东移的良好态势,是湖北文化重心向南向东移动的转折点

5、宋至清中叶文化重心向南、向东转移

宋代湖北地区分属五路,其中荆湖北路、京西南路的治所在江陵(今荆州市荆州区)和襄阳(今湖北襄阳市)。鄂州虽隶属于荆湖北路,但其重要性已非同一般,据《宋史·地理志》所载,绍兴元年和二年一度先后为荆湖东路和荆湖北路的治所。整个南宋时期也曾先后兼为鄂岳制置使、江南鄂州路安抚、荆湖北路安抚、沿江制置副使、荆湖制置使等超出鄂州辖区的军事职官治所。据《宋史·岳飞传》,南宋绍兴初年岳飞进驻鄂州北伐抗金,曾先后兼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荆湖南北、襄阳路招讨使等超出鄂州辖区的军事要职。为了统筹鄂州、荆襄、江州等地驻军粮饷经费,南宋王朝还在鄂州设立“湖广总领所”,鄂州的政治军事的重要地位日益显要。又据陆游《入蜀记》载,南宋时,鄂州“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裡,虽钱塘(国都所在,今杭州市)、建康(今南京市)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 。其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物繁盛”,业已成为长江流域的一处重要的文化中心。元代湖北主要分属于湖广行省和河南江北行省。江陵、襄阳均作为二级地方行政单位路隶属于河南江北行省,其中只有湖广行省省会设在鄂州(元成宗大德五年改为武昌,今武汉市武昌),鄂州成为湖北境内唯一的地方最高级的政治中心。明朝合元代江北河南行省的今湖北省部分和元代湖广行省的今湖南省部分等置湖广布政使司(省),今湖北全境大体属于湖广布政使司(省);

清初康熙三年(1664)湖北省正式建省。继元明两代之后,省会稳定在武昌(今武汉市武昌)。明中叶成化年间,隔江相望的汉水主河道入江口在龟山北麓形成,汉口作为新兴的工商业市镇在明清之际迅速掘起,成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武汉三镇鼎立格局形成,号称“九省通衢”,为华中最大的中心城市和文化中心。文化中心和文化重心的转移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移民、江汉平原的开发和漕运航道的改变应是最主要的因素。这一时期大的移民有两次,即宋代靖康之乱以后北方迁入的移民、明清时期“江西填湖广”的移民,都在湖北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如南宋中后期宋蒙(元)交战,淳右年间,“襄、蜀荡析,士无所归,蜀士聚于公安,襄士聚于鄂诸。”时负责长江中游防务的著名战将孟拱分别在公安(今公安县北)、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设立公安书院(又名竹林书院)和南阳书院接纳这些流徒的士人。其中鄂州建南阳书院的学馆多过六十间。这些士人的到来促进了鄂南、鄂东地区文化发展。同时移民的到来也加强了江汉平原的开发。江汉平原大规模开发利用,湖北经济重心向东南转移,并在明清之际完成。“湖广熟,天下足”谚语的流传,正是转移完成的一曲凯歌。另一方面,北宋王朝建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市),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市),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湖北等省上缴粮食均改由长江—运河漕运为主,同时武昌至信阳陆路遂渐上升为主干道。凡此,皆促成
湖北文化重心及文化中心向武汉及鄂东转移

湖北地域文化的转型历程

6、晚清时期武汉在传统文化转型中的先导作用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英国等西方列强依据系列不平等条约沿长江深入华中内地,汉口、宜昌先后于1861、1877年开埠;与此同时,广济的武穴、嘉鱼的陆溪口、沙市(1896年正式开埠)被先后增加为外轮停泊码头,西方传教士更是沿著汉水、清江等深入鄂西北老河口和鄂西南长阳等地的乡镇设堂传教,湖北沦为半殖民地,开启了晚清社会和传统文化的转型进程。

湖北处东西南北交通枢纽之地,开内地风气之先,在转型中掘起,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武汉是湖北的省会,“占长江沿岸最枢要之地”,基础较好,开埠甚早,工商业发达,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是湖北也是内地最大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享有“东方芝加哥”(当时的美国第二大都会)的称誉。张之洞的湖北“新政”;推翻帝制、创建民国的辛亥武昌首义,为传统文化转型开创了近代历史新的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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