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年1月新官上任的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駐守河南的蔣鼎文，很快就面臨一個棘手的問題，河南遭遇了大旱災。先是有些地方一春不下雨，麥收平均只有一二成，搞的人心惶惶。繼而整個夏天又未下雨，早秋幾乎全部枯死，晚秋即使有些地方勉強種上，也因缺乏雨水和播種太晚，不能結實生籽。偏偏禍不單行，夏秋之交，又鬧起了蝗災。蝗蟲滿山遍野，遮天蔽日，落在高粱地或穀子地裡，翅膀在陽光照射下閃閃發光，瞬間就可以就把禾苗齧光。
時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在紀念抗戰五週年講話時指出“今年若干縣份二麥復欠收成，秋旱可慮。至於勘災請賑更當努力辦理，總期於‘軍事第一，勝利第一’，‘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之原則下，並與儘可能範圍內，力求民眾負擔之減輕，精神之安慰。”
李培基對河南災情有些輕描淡寫，沒有重視，沒有調查實際情況。在他看來各縣為了避免多出軍糧，難免有誇大災情之嫌，因此他認為沒有必要第一時間把河南遇到的困難上報中央。由於他的失誤彙報，就給中央政府造成錯誤的判斷。
6月上旬，日軍向林縣、陵川、淇縣等地發起進攻。國軍抵擋不住，紛紛根據總部指示轉移太行山區，採取“敵來我走，敵退我追”的方式和日軍進行周旋。但是第40軍106師師長李振清決定不按總部指示，聯合39師痛擊來犯之敵。6月12日將近拂曉的時候，106師成功聚殲林縣合澗鎮附近的一股日軍，繳獲戰馬200餘匹。接著又在火燒莊與敵人廝殺兩晝夜，有力阻止了日軍的進一步掃蕩。
由於河南大旱，冀察戰區太行山遊擊根據地的給養十分匱乏，官兵主食為玉米。當地老百姓的日常飲食也非常拮据，除極少數人家還有餘糧外，大多數人家只能依靠米糠、紅薯幹、野菜之類果腹。李振清師長為了減輕地方負擔，派人到山西設法蒐購軍糧，再由民夫搬運下來，以供軍民食用。起初官兵還能每日吃上兩餐，後來逐漸供應不上，不得已只好把米糠觀音土滲在小米內，維持官兵生計。
河南省政府沒有如實報告災情，駐軍擔心影響軍糧供應，將可預見的嚴重情況，通過各種管道向重慶傳遞。據後來接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劉茂恩回憶，第36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在重慶晉見蔣介石時，曾經報告過河南災情，蔣介石聽後要他趕快向何應欽反映。未料何說“災情是不能隨便報的，鄂西有災，因為地方政府有報告，河南方面未見地方政府報告，何來的災情？”
蔣鼎文將河南旱災、蝗災實情上報，因為與省府所報不同，不僅未受到重視，反而遭到批評。河南軍政雙方為此引發極大利害衝突，蔣鼎文憤怒之下一度扣留河南財政廳長和糧政局長。
蔣鼎文說：“本來我只管軍事，徵糧是河南省政府的事，但明知道河南缺糧，李培基卻報告說河南的收穫還好，這使我不能向他處求糧，為了軍糧，現在你們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辭職，二是拿出糧來。”為了糧食，河南駐軍與當地政府無法達成共識，矛盾開始激化。
此時，全國的抗戰形勢及國際局勢是什麼樣的呢？
從1942年上半年的蔣介石日記中，絲毫看不出愈演愈烈的河南災情。在此期間，他記下了出訪印度、指導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權衡浙贛會戰衢州守與不守、引導“新疆王”盛世才歸附中央等事件的點點滴滴。
當戴安瀾師長緬甸殉國的消息傳來後，他在日記裡不禁感嘆萬千說“杜聿明處置不當，如當時能遵令由河膀向景東轉進，則絕無此事。痛哉！”
5月日軍為摧毀中國東南一帶的航空基地，調集重兵進攻浙贛鐵路沿線，圍繞是否保守衢州的問題，蔣介石陷入苦思，最終痛下決心棄守，他在日記裡說“我為政略計，應放棄衢州，萬不可以無關緊要一地之得失，爭一日之榮辱，而忘最後成敗之大計也”。
此時，長期與中央政府若即若離，全面控制新疆地區的“新疆王”盛世才，有意歸附重慶。蘇聯大使卻釋放出“中央接防河西，為新疆之不利”的政治空氣，企圖阻撓此事。印度國大黨領袖甘地一直尋求民族獨立，他要求英國退出印度，為此特別寫信給蔣介石徵求意見，蔣介石覺得不是時候，但又感到一時難以作答。山西地方實力派與日軍暗通款曲眉來眼去，蔣介石憂心忡忡在日記裡痛責起閻錫山“廉恥掃地”。
從這段時期蔣介石的日記裡就可以看出，1942年國內國際形勢異常複雜，作為政府首腦的蔣介石也面臨著難以想象的巨大壓力。
9月初，到西安召集軍事會議，蔣鼎文再次呈報災情，希望河南軍糧問題能夠引起中央足夠重視。蔣介石高度重視，但由於對事實情況的認知不清，他認定所謂軍糧問題，完全是由於糧政人員辦事不努力，並不是因為糧食缺乏所致。
蔣介石因此規定，以後縣長的考績，軍糧和兵役各佔百分之三十五。第一、第六戰區可以設立戰區糧食調查處，凡是百石以上的大戶人家，調查清楚之後，即轉交省政府管理統制，以備不得已時就地徵購，接濟軍食。考慮到河南遭災的特殊情況，蔣介石同意河南的軍糧配額減為250萬石，並把西安方面的部分儲糧迅速運往河南，以解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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