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母，姓張，名一貫，江蘇蘇州人，1901年出身在蘇州一箇中產階級的家庭，1929年春，與我祖父錢穆（賓四）先生結婚，當時也可算“大齡知識女性”了，婚後育有我父親他們三男二女五兄妹。因為祖父的原因，近年來，祖母張一貫的名字也頻頻在一些文章中被提及。祖母首先是一位賢妻良母，在與我祖父聚少離多的一生中，獨自教養了五個兒女及他們的家庭；祖母也曾有自己的職業，先後在蘇州的幾所小學任教，是一位好教師，好校長；解放後不久，她不幸中風，偏癱在家，又頂著“反動文人”家屬的身份，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在我印象中，是一位樂觀堅強的老人。
張一貫女士
女子獨立非求學不可
新發現的祖母佚文，共有散文三篇，詩三首。
發表最早的一篇文章，載上海《少年雜誌》第十卷第二號（1920年），文中寫道：
《說女子求學之要》1920年
“人無論男女，皆當自立。不能自立而徒借父母之庇廕，親族之周恤，雖豐衣美食，亦可恥也。然則如何始能自立？曰：非求學不可。或曰，女子但能盡其治理家務、教導子女之天賦，即為已足，何必更求學問？嗚呼！此大謬也。……今姑勿論其他。即以家庭之間治理家務、教導子女論之，女子苟非略明書算，何能區劃家政，使之井井有條？苟非讀書明理，何能改良家庭教育？
況今者世局日新，東西各國之女子，無不與男子受同等之教育。凡社會之間，若工場，若商店，若郵電各局，若教育界，若慈善界，若醫生、律師等業，無不有女子廁身其間。……我國女子倘仍守無才是德之謬說，以求學為不急之務，吾恐非特女子失其自立之能力，即家庭生計、國家經濟亦必受其影響。
我女界同胞，奈何不猛省哉？”
文章從傳統觀念要求女子“治理家務、教導子女”出發，到當今世局日新，東西各國女子廁身社會各業界兩個方面，縱觀古今、兼涉中外，說明了新時代女子讀書求學、接受教育的必要性。批評“無才是德”的錯誤老觀念，呼籲女同胞急需“猛省”而求學自強。文章宗旨正切合五四新文化運動後的時代新思潮。耐人尋味的是，近百年過去了，今天女子受教育的權利早已達成，而“女子當自立”的話題，仍然並不過時。
此文作者後署曰“江蘇吳縣私立明德女學校高等一年生”，民國初頒佈了壬子癸丑學制（1912-1913年），規定新式小學學制分初等小學4年，高等小學3年，原則上，兒童一般6歲起入小學。但是，由於當時正處於從舊的私塾家學，到新的近代學堂轉制的新舊過度時代，所以，從實際情況看，進入新式小學讀書的學生年齡，特別是女學生的年齡，會比較晚一點。祖母入新式學堂的時間，就比較晚，可能是四年初小後升入高小，也可能是先上私塾，後直接升入高小。根據我表妹在蘇州市教育檔案查到的資料核實，1918-1921年，即她17歲到20歲間，在明德小學就讀高小並畢業，可以說，讀高小是比較晚了，而發表此文的1920年，祖母十九歲，應該說又是比較早的。
值得一說的，這個明德女學校的創辦者是吳仲裔，就是著名物理學家、“中國居里夫人”吳健雄的父親，學校在吳的家鄉太倉瀏河鎮，吳健雄早年也就讀於此。瀏河鎮離上海只有50公里，雖屬於吳縣，地緣上卻是上海的衛星城。我推測，上面那篇發表在《少年雜誌》的文章，應該就是明德的老師甚或就是吳校長，拿到上海去發表的。
1921年，祖母從明德女學校畢業，考入江蘇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繼續深造學習。
這個江蘇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我查了一下資料，也是有些值得一說的。
民國初年，蘇州地界上有影響的新式女校，一是江蘇都督程德全在盤門新橋巷創立的女二師，這是公立的，首任校長是蘇州女教育家楊達權，學校以“誠樸”為校訓；另一所私立的女子學校，是名流教育家王謝長達稍早於1905年創辦的振華女校，這一私一公兩個女校，一時開蘇州女子教育風氣之新。楊蔭榆女士從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留學畢業回國後，第一個工作就是在此女二師任教，擔任教務主任，同時兼任生物解剖教師。後來，才去了北京的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另外，吳健雄女士，也是女二師的學生，晚祖母一級1922年入校的，她與祖母可說是明德、二師的雙料同學。女二師還有一位有名的女學生，就是張君勱的妹妹、徐志摩的髮妻張幼儀女士，她比祖母大一歲，卻是學校創立當年1912年就入校的首批學生，三年後，15歲的她奉“父母之言、媒妁之命”，停絀學業，嫁到杭州，當了徐志摩太太，經歷了七年不幸的婚姻，到1922年與徐離婚。
在女二師時期，祖母留下了兩篇文章和一幀圖畫，分別載於《江蘇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校友彙刊》第14、15、16期上。它們分別是：
1，《梅竹》圖畫，1922年，如圖二，署為“預科生”；
2、《與人論文書》文，1922年，署為“本科一年生”；
3、《聽演講日本震災感言》文，1923年，作者姓名下則標為“後師一年生”。
圖一：《江蘇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校友彙刊》
圖二：“預科生張一貫水彩畫”
當時的師範學校，設預科一年，本科四年。所以，有預科生與本科一年生之說。而1923年，似乎應該是升入本科二年級，怎麼出現一個“後師一年生”？原來，正是在這一年之前，民國學制又有改變，即1922年11月，北洋政府廢止壬子癸丑學制，頒佈新的壬戌學制，把原來預科一年、本科四年的師範，改為六年制，稱為前期師範三年，後期師範三年。所以，祖母的本科二年級就變成了後期師範第一年，故有“後師一年生”之名。根據查得的蘇州市教育檔案資料可核實，1921-1926年，祖母確實是在省立二女師就讀並畢業。
《與人論文書》以書信的形式論說為文之道。有意思的是，在提出“夫文為語言之代表，以能說理敘事描情寫景為上，而說理敘事描情寫景尤以真切為主”之後，作者接著說“如因形式之束縛，而致精神不能自由發展，若駢文、律詩之類，皆非真正之文學也”，認為駢文、律詩，“皆非真正之文學也”。論說可謂之一反傳統，大破大立，奇崛新穎。從這裡，我們似乎隱約看到五四新文學運動反對傳統文學、倡導白話詩的時代影子。
《聽演講日本震災感言》一文，可說者有二。一、演講者是趙紫宸，即日後甚為知名的燕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宗教學院院長，也即翻譯家趙蘿蕤先生的父親，趙先生時為蘇州東吳大學文學院院長；二、作者的議論，文中寫到，聽聞遭此大震災後，日本教育、實業、商業、交通等一切均照常辦事，且超前籌劃著新的、更先進的城市建築，讚譽日本人“勇毅強悍……且將執東亞牛耳”，提醒國人不可不以此警醒，急起直追云云。
總結來看，一個高小女學生、一個初級師範的女學生，寫了三篇文章，從小處說，堪稱邏輯清晰、筆調洗練，是標準的晚清民初論說類散文。從大處說，三文依次表述了“女子自立”“自由求真”“富強御外”等那個時代的思想主題，堪稱真知灼見。
“大好河山仍還吾”
三首詩作，同載《知新》雜誌第6卷第1期（1923年），分別是：《賦得山中一夜雨》《竹》《雜詩》三首，也是在女二師的作品。
《賦得山中一夜雨》
一夜蕭蕭意，泉聲入遠灣。
如何千點雨，不隔萬重山。
毓秀蒼松色，含滋翠柏顏。
紅塵從此淨，白水自相環。
處處煙雲密，瀯瀯壑谷間。
四圍成畫本，撫景老僧閒。
《竹》
幽人樂與竹盤桓，暑日閒來我亦歡。
暫借古人詩一句，森森竹裡復生寒。
前者寫雨後山水的毓秀蔥翠，兼寫心境的悠遠閒淨；後者寫幽篁生寒的夏日竹林，均透出傳統的詩情畫意。而作者創作格律詩的修養，於此亦可見一斑。
第三首《雜詩》，尤為值得一說。全詩如下：
滬上甫來黎黃陂，大盜竊國入京畿。
人民元首竟堪逐，共和政治自此非。
愧有電文報章載，裁兵憲制天下欺。
項城走卒無良者，阿瞞後裔已可知。
爪牙滿布防人討，更謀結黨多樹私。
世有軍人不識丁，總統不識實所稀。
中國總統卻如此，故爾友邦莫不奇。
軍人素稱愛國者，耶徒玉祥洛陽吳。
今忽大變所懷志，低首下心把曹扶。
軍人扶曹豈足責，沽身議員實可誅。
僅為區區五千元，不惜豬仔被人呼。
一己名譽固喪盡，中華國體焉有餘。
且看孫文定粵局，北連奉張浙合盧。
義旗共舉來征伐，大好山河仍還吾。
這首詩一一列舉了民國以來軍政當局的重要人物與事件，對之進行分析評說，有的嚴辭批判，抨擊諷刺，有的寄以同情和厚望，最後結以“大好河山仍還吾”，表明了自己的立場身份和感情。詩歌發表於1923年，它所涉及的這些民初史實，關涉袁世凱、黎元洪、曹錕、馮玉祥、孫中山、張作霖、盧永祥等等人物，可以說，都是鮮活的當代史，是還沒有來得及進入教科書或課堂講述的當代歷史，這就讓人不由得不為作者的政治睿智、洞察力，以及大氣磅礴的詩情而讚歎。如此佳構，竟出自一位22歲師範女學生之手！
遙望遠天，夜空澄澈，那時明月，猶在眼前。以上這三文三詩，讓我瞭解到，讀書時代的祖母，實在是一位有情懷、有抱負的才女學生呢！而那個時代一位女學生的散佚詩文，也給我們傳遞了民國初年學制改革以及學生思想風貌等等時代信息。
獨力操持一家老小
與此同時，感謝蘇州博物館李軍先生，代為查到兩件祖母的遺物。這是蘇博建立之初的上世紀六十年代，祖母捐贈給該館的。文物賬上記錄為張一貫女士捐贈 “中華民國會證”（張一貫、錢賓四各一通）、“中華民國會折”（錢賓四一通）。李先生特地傳來了文物原件的高清照片。這“會證”與“會折”是什麼呢？先看這會證上的文字（“會折”內容相近，意義相同，從略）。
圖三：中華民國會證
“第二期張一貫女士收執；第十期錢賓四先生收執。會證。
蓋聞管鮑分金，千古傳為美談；患難相濟，朋友有通財之誼。刻因正用，爰效蟠桃之舉，敬集十位，計會本洋叄佰元整，一年二期，每逢陽曆二、八月廿八、三十一日舉行，以認定期坐收，毋許變更。預日具東相邀，至期風雨無阻。會外一切，不得糾葛。感荷諸公推愛，玉成是舉。請以義始，誓以信終。會證俟期滿作廢，謹將臺銜並認定次序及數目，按列於後。
第一期民國二十年二月廿八日收
沈仲清太太 應解會洋 四十三元五角
第二期民國二十年八月三十一日收
張一貫女士 應解會洋 四十元五角
……
第十期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收
錢賓四先生 應解會洋 十六元五角
民國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會首順芬（鈐印）訂”
會證和會折，其實都是一種經濟憑證，一種民間（一般是親友間）集資、周急的經濟方式的憑證。某家遇事，一時有急用，需要賙濟救急，而所需款項或比較大，不便向一人一家借取，此人便在親友間，通過協商，發起組織一個類似分散支出、整筆獲取的互助會。發起者作為首會，可以先期拿到第一期救急的款項。如圖三所記，由沈仲清太太發起親友十人組成，首會沈太太可以先期收取三百元，此後每半年為期，逢二、八月月末，每人出資，輪流收取；先收取者應付利息，故每期所付較多；依收取順序的先後，各人出資多少不一；直到十人輪全一遍，最後一人收齊，會證期滿作廢。
如圖三所示，1930年8月31日會首發起，在1931年2月28日、8月31日……每半年一例會，到1935年8月31日最後一次，十人例出輪收，前後五年內，沈太太第一、祖母張一貫女士第二……到祖父錢賓四先生第十為止，各人先後收取三百元，本次會證結束。
圖四：1938年攝於北平東安市場明明照相館。祖母與子女們。
祖母從師範畢業後，即在蘇州各小學任教，與祖父結婚時，28歲，是文山小學校長，在當時，可以說是超齡、事業型女子。結婚次年，大伯出生，同年秋天，祖父停止蘇州中學教職，北上燕京大學。一年後的1931年8月，輪到祖母收取300元本金時，正是她自己辭去教職，攜家眷北上，到北京與祖父會合的時間。在這樣兒子出生、工作變遷、家室變動之時，家有急用，獲得賙濟救急，想來是一樁好事。而同時，即1931年秋後起，祖父得聘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職，同時在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兼課，收入應該是漸次增多了。祖母和祖父出資還款或捵足上述例會，也應該是沒有問題的。1932年5月、1933年1月，父親與我三叔相繼在北京出生。此間，祖父母寄居西城北京大學附近，住過西城潘佑蓀宅、後門二道橋、馬大人衚衕等處，曾先後與湯用彤、向達、劉盼遂、張爾田張東蓀兄弟等人相鄰。可以想象，作為教授太太的祖母，相夫育子的忙碌和充實生活。
值得一說的是，祖父一介書生，埋頭教讀，一向不問家務、不事生產。之所以列名會證與會折，如圖三清一色女士、太太的會員中，祖父列名最後一期，想來是出於祖母代為行事的結果，也可見祖母在家庭生活中獨立主事的事實。正是因為這種獨立作主的能力，“七七事變”以後，祖父一人先行離開北京隨北大南遷，祖母能夠一人帶著家人，仍然暫住於京城達兩年之久。直到1939年暑假，祖母才又率家人離開北平，回到家鄉蘇州。整個抗戰時期，她獨力操持一家老小，度過艱難時期。這也正是文章開頭一節所說“抗戰家書”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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