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曾站在北方人才市場門口，看到人們擁擠在臨時搭的桌子前開了一張又一張調檔函，或是在河西行政服務中心門口聽到安保人員大聲呵斥想要跨越閘杆衝進來的申請人，“都那麼大人了，規規矩矩排隊知道嗎？”那麼你肯定知道，“6天落戶5800餘人”這個數據遠遠不能反映出天津落戶的火爆程度。
繼西安“一日落戶8000人”後，天津也因出臺了人才新政，大幅放寬落戶的條件，迅速成為全國的焦點。從一週前開始，幾十萬人擁入天津，在各區行政服務中心門前排隊，希望提交相關材料後便能成為一名“新天津人”。
被低估的城市
從一開始，天津就低估了自己的“魅力”。
5月16日，天津市副市長孫文魁公佈了“海河英才”行動計劃，放寬對學歷型人才、資格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創業型人才和急需型人才的落戶條件。全日制高校畢業的學歷型人才，本科一般不超過40週歲，碩士一般不超過45週歲，博士不受年齡限制，可直接落戶。人工智能、生物醫藥、新能源材料等戰略型新興產業領域重點企業的急需型人才，由企業家自主確定落戶條件。
一石激起千層浪。根據17日天津人社局舉辦的“海河英才”行動計劃人才新政八條新聞發佈會上發佈的信息，自16日中午12點30分至17日早上8點30分，已經有30萬人登陸並下載“天津公安”APP辦理落戶申請。
巨大的流量湧入，導致申請所用的網站停擺、APP癱瘓。18-19日，政策出現了“補丁”，針對無天津工作和住房的人口，要求必須先轉移檔案，並且不能在外地有工作單位。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分析認為，從這幾天天津的人才政策看，明顯對可能落戶的數量預期不足。天津一天能趕上西安等城市幾個月的落戶量，是因為北京戶籍政策嚴格。這種情況下的新落戶人群，很大一部分都是工作和生活在北京的外地戶籍人口。相比天津之前的落戶政策，新的政策出現申請井噴最大的原因是不用有天津社保、天津工作。這種情況下，事實上吸引的人口基本都不會去天津工作，看中的更多的是天津的高考紅利。
20日，天津有關部門強調，此輪人才落戶新政，目的在於支持有意來津真正參與我市各項事業發展，願意在津腳踏實地創新創業的人員，而不是借落戶之機，單純掛靠戶籍，或為子女獲得參加高考資格、買房炒房的各類其他人員。而這距離最初發布“直接落戶”的政策，僅僅過去4天。
高考“天堂”
在不少人眼中，“天津戶口”最大的好處，便是高考。
“我在北京工作4年，僅個稅就交了400萬，加上企業各種稅，沒有1億也有8000萬。沒有享受任何社會福利待遇就算了，為什麼連孩子上個私立學校也不讓？” 5月22日，“粉筆公考”CEO張小龍在個人認證的微博上抱怨因自己沒有北京戶籍，孩子在北京連私立學校都無法進入。
張小龍的經歷，點出了一大部分北漂的共同“痛點”。沒有北京戶籍，即使在北京待夠6年，孩子上了公立學校，但始終還要回到原籍去參加中考、高考。尤其是一些來自河北、河南、山東等高考大省，經歷過“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學生時代的人，更不願意讓孩子重蹈覆轍。
與這些地區相比，在天津高考無疑是“天堂”般的難度。根據相關數字統計，2014-2017年，天津高考報名人數從6.4萬下降到5.8萬，數量少於北京的6.06萬，在全國排倒數第五，僅僅多於上海、青海和西藏。而在本科一批錄取率上，天津以25.2%力壓全國其他省市，排在第一。事實上，過去10年中，天津在全國範圍內985和211高校錄取率幾乎從來沒有跌出前三。
正因此，天津戶口從很久以前就有很高的“熱度“，最早從1994年開始的“藍印戶口”時代。天津正式戶口的封皮和印鑑是紫紅色的，而外省市引進人才、大額投資興辦企業者和購房落戶者都可以申請臨時戶口，主色調為藍色，故而被稱為藍印戶口。根據天津戶籍政策，持藍印戶口者享受與本地常住戶口同等待遇，子女可以在天津參加高考。
天津國土房管部門曾對2009年到2014年的住房銷售情況進行統計，發現外省市戶籍人員在天津購買商品住房佔全部銷量的31%，其中辦理藍印戶口的佔40%-50%。
2014年5月30日，天津宣佈取消藍印戶口，取而代之的是積分落戶制度。積分落戶每年可以申請兩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天津市發改委和人社局定的一年落戶指標是2萬人。據知情人透露，積分落戶的主力人群，是那些學歷不高、年齡偏大的人群，一般至少35-40歲，孩子著急上學。2017年天津辦理積分落戶的機構就超過3000家，收費均價在3萬-5萬元，對年齡大、學歷低的人群收取的費用甚至高達十幾萬。
尋求人才紅利
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回憶，在過去幾年對地方政府的政策建議中，曾多次提到要留住年輕大學生這一“人才紅利”。因為他們有年齡優勢、技術優勢、創業創新的思想優勢，同時要求不會太高，抓住他們是個很大的紅利。
這也是過去一年多時間來，武漢、西安、成都、南京、杭州等“準一線”城市紛紛出臺人才落戶和創業的政策來“搶人”的原因。搶到了人就搶到了需求，搶到了消費，也就搶到了GDP。
從這個角度說，天津對“人”的需求確實處在歷史的高點。2009年國家正式批覆天津成立濱海新區，此後拉動了天津GDP高速增長，幾年增速全國第一。2017年，天津濱海新區主動“擠水分”，在將GDP統計口徑從註冊改為在地後，2016年地區生產總值調整為6654億元，2017年預計為7000億元，同比增長6%。受此影響，天津2017年地區生產總值為18595.38億元，比上年僅僅增長3.6%，列全國倒數幾位。2018年一季度，天津GDP增速在全國墊底，僅1.9%。
王暉指出，客觀地說，天津最近幾年產業發展比較迅猛，但是在快速增長過程中並沒有完成產業升級，這致使天津市的經濟過分依賴濱海新區、過分仰賴重化工、裝備製造業等二產。隨著世界經濟大環境不景氣和京津冀協同發展對環境的高要求，這些都使得天津市的經濟遇到瓶頸，產業問題凸顯。
轉型中的天津，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外來的活力來重新激活這座城市，因而仿照其他城市的策略，發佈了“低門檻”准入策略。梳理天津發布的政策可知，其主要想要吸引的，是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醫藥、高端裝備製造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所需的基礎性、實用性人才，以及有技能、有經驗的“能工巧匠”。
不過對於天津而言，更大的難題是如何讓戶籍人口真正為產業發展作出貢獻。
張大偉表示，對於發佈政策的城市來說，應該想好如何留住人才而不能只吸引，吸引來的人很可能只是為了買房。這種人才對當地的經濟產業不僅僅沒有任何好處，反而可能會導致房地產化的趨勢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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