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无论学界还是民间，对袁世凯的评价都日趋正面。即使是对“二十一条”，人们也逐渐了解，北洋政府经过全力交涉，是在日本最后通牒的压力下，才被迫签订条约，同意接受“二十一条”中的九条。如著名历史学家陈恭禄所言，
“中日强弱悬殊，和战均不利中国，衔其轻重利害，决定大计，终乃迫而忍辱签订条约，何可厚非？”但另一个误解还是长期存在，那就是把袁世凯被迫接受“二十一条”，看做是换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唐启华梳理中、日、英三方外交档案后，在《洪宪帝制外交》中有力反驳了这一观点。唐启华是较早运用新史料，为北洋政府外交正名的中国学者。他此前所著《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等书，都将相关研究向前推动了一大步。
帝制问题本是中国内政
唐启华在《洪宪帝制外交》的第一章，挖掘了英国为扭转战局，急切购买中国剩余军火的史实，说明了在帝制问题上英国较为支持袁世凯的原因。此后为本书主体，时间跨度不大，主要是从袁世凯1915年7月立意称帝，到1916年6月去世这一年间发生的事。但所涉范围很广，除北洋政府在改制前后的外交举措外，还叙及日、英、法、俄、美等国不同时期的对华政策。循着唐启华的思路，我们会发现袁世凯称帝前后一系列的外交误判，尤其是对日本敌意和野心的错估，很可能是导致他失败的诸多原因中，最为关键的一个。
从本书看，袁世凯的帝制外交大致可划为三个阶段。首先是称帝前，顾维钧、陆宗舆、胡惟德等驻外使节争取所在国支持的试探性活动。在袁世凯看来，1913年“二次革命”后，孙中山、黄兴等流亡海外，国内已无力量能干扰其称帝，成败与否完全取决于列强态度。对袁世凯有利的是，当时“一战”双方都意图拉拢中国，协约国的英、法、俄、意等国视帝制问题为中国内政，只要北洋政府保证，恢复帝制不引发国内动乱、危害外国在华利益，他们就不会干涉。同盟国的德国、奥匈，及中立国美国，亦持相同立场。
袁世凯称帝后的“中华帝国”国旗
北洋政府唯一的外交隐患，就是日本。1915年9月，时任首相大隈重信发表演说，称中国国情还不能适应共和制度，即使恢复君主制，大多数人也不会反对；他还称赞袁世凯是“中国现代一大伟人”“其皇帝自为，任何人亦不至引以为怪”。这番话被袁世凯及帝制派视为日本政府的官方表态，备受鼓舞，当年10月正式启动了改制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驻日公使陆宗舆在同北京的往来电报，一再警告袁世凯，日本各界对帝制问题意见不一，且“大隈好作无责任之密语”，称帝之事必须谨慎，可惜没有得到袁世凯的重视。另外，由此很容易联想到一个故事，说袁世凯被假袁克定造的《顺天时报》欺骗，误信日本支持其称帝。现在我们知道，袁世凯要了解日本政府动态，有来自陆宗舆的汇报，及其他专业人士的分析，并不需要过多依靠媒体报道。
中国欲借重欧美反制日本
大隈对袁世凯示好的演讲发表后，日本军部、大陆浪人激烈反对，他们通过历史——袁世凯驻朝期间，阻碍日本侵占朝鲜，以及“二十一条”交涉中和日本的刻意对抗，判断袁世凯不会听任日本指导，要控制中国，必须“倒袁”。这些人希望看到，欧美各国不承认中国改行帝制，引发中国动乱，使日本得到在中国扶植亲日领导人的机会。为应对变局，中国的帝制外交也进入第二阶段：借重欧美各国，反制日本阻挠。
三国劝告后，中国朝野震惊，只是箭在弦上，已无路可退。唐启华道出此中无奈，“袁世凯对日绝不示弱让步，日本则一定要中国屈服追随日本”，双方矛盾不可化解。北洋政府一边宣示，恢复帝制是民意要求，并非政府推动，无法中止的同时；一边施展“以夷制夷”的手段——通过参加协约国，换取欧洲各国支持，迫使日本在帝制问题上妥协。由于日本不愿中国获得参加战后和会的机会，收回被其侵占的利权，因此一贯反对中国参战。英、法、俄和中国之间的相关谈判，只能背着日本，在暗中进行。
在这一阶段，袁世凯高估了中国对协约国的重要性。协约国固然希望中国参战，一方面驱逐德国在华势力，解除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在中国建立兵工厂，为俄国生产步枪，但是在远东地区，日本才是协约国最为看重的盟友。在中、日之间，协约国必然倾向后者。
日本倒袁，大获全胜
在发动全面“倒袁”后，日本开始援助中国境内宗社党、革命党、护国军等反袁力量。其实包括护国军起义在内的各项反袁行动，影响都相当有限。但这些内乱的发生，使日本有了干涉借口，也让欧美各国对“中华帝国”的态度，从倾向立即承认，变为暂时观望。袁世凯推迟登基计划，帝制外交进入第三阶段：直接同日本交涉，以求挽回局势。
在交涉中，北洋政府很担心日本重提“二十一条”中被删除的第五号条款（要求中国政府各部门聘用日本顾问等），外交部指示陆宗舆，“承认国体为彼此利益，绝不能含有交换条件意义”；如果日本以利益交换做引诱，袁世凯要求“表示绝对不能承认之意，务持镇静，不为所动”。至于袁世凯为称帝出卖国权的说法，其实很多出自反袁宣传，如唐启华所说，“护国军及革命党的宣传日后不断复制，众口铄金，坐实袁氏之罪名，流传至今”。
袁世凯墓
此时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也是针锋相对，密议“必须让袁氏自中国势力圈脱退，何人取代袁氏，无疑要比袁氏对日本更有利”，已无回旋余地。袁世凯后来被迫撤销帝制，倡导“中日提携”，谋求妥协，然而日本毫不信任，坚决在财政上扼杀了袁世凯及其帝制支持者。由此来看，无论是袁世凯自题的“敌国忌恨，讵非伟人？”还是传说中他的自挽“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都不夸张。说袁世凯“亲日”“卖国”，确实冤枉。
唐启华此书行文简洁，几无闲话，同时大量引用电报、报道全文，使读者很容易体味当时的外交情境。通过对这些外交情境的复盘，唐启华阐释了几个重要事实：一是袁世凯称帝同签署“二十一条”间没有因果关系，也拒绝用国家利益换取日本对帝制的承认；二是中国站在协约国一方，参加“一战”，发挥的作用并不只是外派华工那么简单；三是袁世凯延期登基，乃至失败，主要在于日本抵制，而非护国军起义的直接打击；四是日本政府真的忌恨袁世凯，为“倒袁”不惜在中国制造动乱，必欲除之而后快。
银元
袁世凯决意称帝的原因很复杂，同他的个人野心及对共和的误解都有关系。清楚的是袁世凯贸然称帝的后果——给了日本干涉借口，日本趁机在中国制造动乱，并确立了东亚霸主地位；他本人的迅速败亡，更导致中国彻底陷入割据局面，错过最后一个没有外敌入侵的发展期。无论动机怎样，袁世凯恢复帝制，终究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原刊于《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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