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法芬芳張小仙x

說李鴻章是賣國賊有些過，但他的確該為其所為負一定的責任。曾國藩曾有言，“少荃天資與公牘最相近，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也未可知”。

梁啟超在其《李鴻章傳》中也表明了對李鴻章的態度：若以中國之失政而盡歸於李鴻章一人，李鴻章一人不足惜，而彼執政誤國之樞臣，反得有所諉以辭斧鉞，而我四萬萬人放棄國民之責任者，亦且不復自知其罪也。

李鴻章早期是跟曾國藩混的。李鴻章早年是書生帶兵，專事意氣，不足為道。咸豐三年（公元1853年），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回鄉辦團練，“整齊皆可用”，隨後便跟在周天爵、李嘉端、呂賢基、福濟等人屁股後面跟太平軍、捻軍打的是不可開交——這數年的團練生涯，算是李鴻章一生的資本，最重要的不是他逐漸理會了為將之道，而是他開始懂得為人之道。

1858年，太平軍攻陷廬州，李鴻章只能拉著一干家眷出逃，又一年，李鴻章至江西建昌，到了曾國藩幕府之下，終於算是找到了組織。

李鴻章在曾國藩處可謂受益良多，自己也說“我從師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隨時、隨地、隨事，均有所指示。……從前歷佐諸帥，茫無指歸，至此如識指南針，獲益匪淺。”李鴻章受命組建淮軍時，也算是臨危受命，所歷事物繁多，此處略過不提。

鎮壓太平天國一事之後，在湘軍、淮軍的去留問題上，李鴻章與曾國藩產生了不同的意見。攻下天京不足一月，曾國藩手下的湘軍便已大半被他解散，實是憂心功高震主，手上握著軍權，難免引來滅頂之災。

李鴻章沒有這方面的顧慮，這個時候他雖然算是站穩了腳跟，畢竟不能與曾國藩這種大牛相比，遂提師前往山東平定捻軍。

李鴻章是絕對的洋務重臣，他先後創辦了河北磁州煤鐵礦、江西興國煤礦、湖北廣濟煤礦、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織布局、山東嶧縣煤礦、天津電報總局、唐胥鐵路、上海電報總局、津沽鐵路、漠河金礦、熱河四道溝銅礦及三山鉛銀礦、上海華盛紡織總廠（此處沒有列完，他一樁樁一件件地幹起來，後人數出來都覺得吃驚……還很難數全）等一系列民用企業，涉及礦業、鐵路、紡織、電信等行業企業，為中國近代的各個行業發展費了牛力。

李鴻章最為詬病的，一是他自傲的外交手段，一是其決策失誤，導致後來所出現的損失。不過，人非聖賢，決策失誤，那也非人力能及了，誰會希望自己決策出現失誤呢？這一點上，咱就不求全責備了，說說他的外交手段。

其實李鴻章的外交手段，也是難讓人詬病的，畢竟就算是如今，行的也是“弱國無外交”這種準則。

那時的中國落後捱打，咱不能以清之數十年乃到數百年沉痾集於李鴻章一人之身，他是為當時整個清朝背黑鍋，如果清朝呈現出對外的碾壓局勢，自然不會如此了。

古今事

有的人覺得李鴻章是賣國賊，有的人覺得李鴻章是一個很偉大的人。為什麼會不同的人對李鴻章的評價是不一樣的呢。甚至在整個歷史界對李鴻章的評價也是不同的。這個除了李鴻章本身比較複雜。同時歷史學家對李鴻章的評價也存在著明顯的時代特徵。

對李鴻章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1949年前、1949年至1978年以及1979年以後到現在三個階段。

一、1949年以前，對李鴻章的評價是譭譽參半

最早寫論文研究李鴻章的應該屬於梁啟超。梁啟超在他的《李鴻章傳》中非常全面的評價了李鴻章的一生。梁啟超認為李鴻章是近40年來第一流緊要人物，但李鴻章也有隻是一個“純臣”和“庸臣”。所以，梁啟超認為中國的失政不能全部歸罪於李鴻章身上。

梁啟超覺得李鴻章在上，雖然用兵如神，但是很大程度上，它受到了曾國藩的影響。在洋務上他是最瞭解洋務的，但它只是知道洋務，而不知道有國務。在外交上，他在處理中日外交的時候，無功也無罪但他的誤國之最是毋庸置疑的。

到了民國時期學者們對李鴻章的研究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李鴻章的洋務運動，一個是他的外交活動。

學者們覺得在當時情況之下，李鴻章的洋務運動是值得肯定的。他在那個時代比一般的士大夫對局勢的認識更加的清晰，並且始終致力於洋務事業，這是非常的偉大的。但是由於自身的一些侷限性洋務運動最終還是失敗了。

對於李鴻章的外交上面史學界一致認為。李鴻章並非賣國，但他誤國。由於李鴻章受到了舊思想的感染，不免有些自大，對外交上，常常傲慢。而這些弱點被人利用每一次外交都是失敗的。

二、1949-1978年：推翻所有評論，價值重建，批倒批臭

解放後，由於階級鬥爭的需要和政治上極左思想的影響。這一時期對李鴻章的評價基本是持否定態度的。在1955年的時候胡濱寫了一本書，叫做《賣國賊李鴻章》就很好的代表了當時對李鴻章的評價。

在這一段時期對李鴻章的評價，大概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1、認為李鴻章是鎮壓革命的劊子手，是封建社會的維護者。認為李鴻章是鎮壓太平天國的元兇。他用人民的鮮血染紅了自己的烏紗帽。

2、認為李鴻章是中國近代最大的反動買辦。他辦洋務不但沒有自強求富，反而與帝國主義勾結，讓中國人民越來越窮。

3、認為李鴻章在外交上一味的主和，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賣國賊。

三、1978-至今：重新審視李鴻章，更加全家評價歷史人物

改革開放以後，學者們從更新更深的角度提出了新的看法。

1. 在洋務上學者們認為李鴻章的思想比當時的頑固派是要積極的，開明的，進步的。
   

洋務運動的事業提高了清政府軍事上的實力，經濟上也一定程度抵制了外國經濟的擴張。教育上培養了洋務人才，還編練了海軍，改革了教育。李鴻章是一個順應時代潮流的進步人物。

2.外交上面對李鴻章的評價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一種觀點認為李鴻章的外交雖然是以失敗而告終。但是他包含了愛國主義思想和民族主義。因為李鴻章他是炎黃子孫，他辦的許多企業都是為了抵抗外國的侵略，分洋人之利。他所創建的海軍炮口是對外的是對著日本的侵略者。當然李鴻章有愛國思想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他有誤國之處。但是至於他是否是一個賣國賊，那要看他是否在簽訂《中俄密約》的時候收取了賄賂。

當然有些人認為他簽訂了那麼多的不平等條約，他怎麼可能是一個愛國的人士。

但是不得不說的是李鴻章他只是一個外交政策的執行者，而並非是決策者。他並不能決定所有的事情，他只是一個臣而非一個君。

孫李鴻章是一個非常富有爭議的人物，沒有辦法單單從某一件事情去評判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因為所有的決策權並不在他身上。

雖然很多事情李鴻章要負一定的責任，但是當時的清王朝在政治、軍事、外交、財政等各個方面都是一盤散沙。李鴻章有擔負外交上的責任，但是他沒有主持外交事務的全權。

非說不凡

李鴻章作為晚清政壇的重要政治人物，許多歷史事件的經歷者和見證者，他到底是我們以前教科書裡描述的“大賣國賊”，還是某些專家學者吹捧的“中興名臣”呢？

先看看當時的腐朽清王朝的統治者慈禧對李鴻章的評價，說他是“再造玄黃之人”。

再看看某些外國名人和西方世界是怎麼評價李鴻章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說，李鴻章是大清帝國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被西方譽為“東方伸斯麥”，與德國的俾斯麥,美國的格蘭特並稱十九世紀三偉人。

那麼我們如何評價李鴻章呢？

李鴻章是腐朽清王朝的重臣、忠臣，但不是清官、好官。

李鴻章是晚清王朝的“重臣”，曾官至東宮三師、文華殿大學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可以說權傾朝野。

李鴻章還是晚清王朝的“忠臣”。

李鴻章是淮軍創始人和統帥，由他組建的淮軍與曾國藩組建的湘軍，都是晚清末年的虎狼之師，在其後的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和捻軍起義中，都立下了赫赫戰功，為晚清的苟延殘喘提供了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

李鴻章是洋務運動的領袖，他是中國近現代電力、電訊、郵政、金融、鐵路、航運、冶金、造船、海軍、兵器等等多項事業的開山鼻祖。

他還是北洋水師的創始人，建立了中國第一支西式海軍北洋水師。

這些作為，公平的講，有的的確惠及後世，但我們應該明白，李鴻章這樣做的初衷，只是出於維護搖搖欲墜的腐朽清王朝將傾的大廈。

所以用李鴻章自己的話說，他也就是個腐朽大清國的“裱糊匠”！

有人老為他簽了那麼多賣國求榮的不平等條約抱不平，說全是慈禧的指使，慈禧說讓他籤，他也無可奈何，他又做不了主。還說他在簽訂《馬關條約》時，他不籤，日本人大怒，拿槍用槍托打在李鴻章的頭上，李鴻章的腦袋登時冒出血，他面無懼色，仍然說不籤。

日本大臣陸奧宗光也給簽訂《馬關條約》時的李鴻章臉上貼金，讚譽之情溢於言表：“起初就償金二億兩，他要求減少五千萬兩，視不能達此目的，他則乞減少二千萬兩，最後他竟對伊藤全權哀求，以此些少減額，為其歸途之餞別。此等舉動以李之地位而言實有失其體面。”

看上去，李鴻章那真是舍了“老臉”，丟了“老命”在為國分憂，為國挽回損失啊。

然而我們看看李鴻章1896年6月在和俄國人簽訂《中俄密約》是一副什麼嘴臉！

歷史記載，俄國為使李鴻章放棄清政府自造鐵路的方針，沙皇批准，以300萬盧布賄賂李鴻章。但李鴻章最終實得值只有50萬，這引發了他對俄國人的報復，在最後時刻拒絕簽約。

歷史只記錄了李鴻章這一次收受的賄賂，至於其他30多個條約，他收受了多少賄賂，無法想象！

看看，這就是李鴻章！簽訂了30多個不平等的屈辱條約，讓國家割掉了幾百萬的土地，賠償了幾萬萬兩的白銀！他呢，一次就收了人家50萬盧布，還居然嫌人家沒給夠他300萬盧布，就拒籤。

李鴻章不但是個大大的賣國賊，大貪汙官，還是個無恥小人（收人家錢不辦事）！

第一個說法，是和李鴻章共事過的容閎說，“有私產四千萬以遺子孫”。

第二個說法，是清末的費行簡在他所著的《近代名人傳》說：“（李鴻章）歿，家資踰千萬，其弟兄子銀私財又千餘萬。”

李鴻章給子孫留下千萬兩的白銀，難道都是大清帝國給他發的工資嗎？答案不言自明。

據歷史記載，在李鴻章得勢發跡之時，李家兄弟多多少少都沾了光。大哥李翰章官至兩廣總督，老五李鳳章，經營過地產、商貿和典當行等，擁有了大半個蕪湖，在李氏兄弟中算是首富。

李鴻章“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作為，能算“清官”、“好官”嗎？

最後，我們羅列一下李鴻章一生與列強簽定的不平等的30多個條約:

1876年9月中英《煙臺條約》；1884年5月中法《會議簡明條款》；1885年4月中日《天津條約》，同年《中法新約》；1895月中日《馬關條約》，同年11月，中日《遼南條約》；1896中德《膠澳租借條約》，同年中日《遼南條約》；1896年3月，中德《膠澳租借條約》，同年6月《中俄密約》；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條約》；1901年9月八國聯軍《辛丑條約》等。

那麼李鴻章是晚清“中興名臣”呢，還是個“大賣國賊”呢？

任憑後人評說吧，歷史自有公論。

燦爛晨跑

這話問得好弱！

大清那叫國麼？

那不就是一個——朝麼？

英語語境下的國，三個層面：國土、民族、政體。

國土，咱有的是。大清當時是個美麗的海棠葉，一千多萬平方公里哩。

民族呢，咱當時不大清楚，只知道，夷夏之別。而且，區分的時候也簡單粗暴，接受華夏文化，具體來講，接受孔儒文化的，那就是夏了，不接受的，統統是夷。甚至英國人打過來了，咱還管它們叫英夷——瞅瞅你們那小樣兒，連個孔子學院都沒讀過，算個毛！等著哈，二百年後我們給你們開遍孔子學院，不收學費還有補貼哈！

政體呢，當然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意政府。與前面的國土、民族組合起來，就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而已。這個國家有內外兩大功能，對外防止外國侵略，對內保證人民權利、増進人民幸福。

問題是，大清有嗎？

對內，人民就是他們放牧的羊，別說權利了，甚至都談不上人！想吃羊肉了，隨時烹；想穿羊毛衫了，隨地拔！

對外，一戰即敗，再戰再敗，三戰三敗，四戰四敗，五戰五敗……面對竄進來的外國人，清政府一直搞不清：爾們到地是搶羊呢，還是搶草呢？搶個毛，俺送爾們幾車烤全羊，幾片小草地，不謝哈，就當我發紅包了！

為什麼清政府與英夷作戰的時候，人民都是出來袖著手看好看甚至起鬨的？原因就在這裡，上下根本不是一個利益共同體，人民沒有學商紂王的那十萬奴隸陣前倒戈就差不多了！另外，你政府打敗了，人民說不定還能乘亂摸條魚哩。比如，英法聯軍進京的路上，把自家的饃餅、水果賣給英夷，傻逼英夷給的價，那是空前的高樂高！比如，乘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之後，去偷兩塊園子裡的石頭，給自家豬圈搭高一層，省得豬拱來拱去的，經常跑大街上溜達哈！

估計有人要給我提三元里抗英了。別介。第一，你被教材騙了，你不知道實情；第二，三元里民眾與英夷有了衝突，也是文化倫理之衝突，本能的樸素的群架，比如俺家大娘上街賣菜了，你們的印度癟三兵卻對著俺家的大娘，又是擠眉弄眼，又是聳肩吹口哨的，妥妥的影響俺家的婦德，大娘可忍，大爺不可忍，兄弟們，上了，給我打……

這與愛國，愛清政府，沒有一毛錢的關係好不！或者這樣說，你在廣州的女友，被黑小夥給橫槍奪走嫋，你上去揍黑哥一頓，你再不要臉，也不能說你這是愛國吧？你愛的不過自己雄性動物的臉面，你連女友都不見得是愛！

鴉片輸入中國之機，同時也是西方諸多文化概念輸入中國之機。只不過，不管是傳播的特質，還是受體的特質，都決定了這種傳播，既有先後，更有波段。一句話，西方諸多文化概念的傳播，遠遠落後於鴉片等諸多器物東西的傳播。比如這個民族國家，大清人民就一直接受不過來。

1899年，文化大神梁啟超在《清議報》上特意翻譯了日本鬼子尾崎行雄的《論支那之命運》，借用文中日本鬼子對咱的噁心——“支那人未知國家，安得有國家思想”，試圖刺激國人迅速產生現代民族國家意識。

問題是，就憑你這樣刺激，也是漢奸賣國賊，壯鬼子志氣，滅自己人威風。何況你還是維新失敗後，逃竄國外的政治飯！

1900年，梁啟超又發表《少年中國說》，繼續對大家普及現代西方的國家概念：“夫國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於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權，有服從。人人皆主權者，人人皆服從者。……夫古昔之中國，雖有國名，而未成國之形也。或為家族之國，或為酋長之國，或為諸侯封建之國。或為一王專制之國。……且我中國疇昔，豈嘗有國哉！不過有朝廷耳。”

這政治飯，說得更直白了。翻譯成普通話，國是大家的，那才是“我的國”，與我處處有幹；國是別個人的，那是“你的國”，與我何干？

陳獨秀算是接受過樑啟超刺激的，只不過刺激得過分，後來越走越遠了，無產階級沒祖國了都。但是剛開始的時候，他應該還算是梁啟超的小粉絲。他在1904年的一篇文章中說：“我十年以前，在家裡讀書的時候，……那知道國家是什麼東西……到了甲午年，才聽見有人說有個什麼日本國，把我們中國打敗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麼……八國的聯合軍，把中國打敗了。此時我才曉得，世界上的人，原來是分作一國一國的……我生長二十多歲，才知道有個國家，才知道國家乃是全國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應當盡力於這大家的大義。我從前只知道，一身快樂，一家榮耀，國家大事，與我無干……我越思越想，悲從中來。……”

這是妥妥的，陳獨秀版的《醜陋的中國人》。翻譯成普通話，隨便一種毛病，就足以讓中國滅亡好幾回了，又豈是愛國志士們一手一足能挽救過來的？

甚至，就這水平，還好意思存活於世呀：“一國之民，精神上，物質上，如此退化，如此墮落，即人不我伐，亦有何顏面，有何權利，生存於世界？一國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線以上者，一時遭逢獨夫強敵，國家瀕於危亡，得獻身為國之烈士而救之，足濟於難；若其國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線以下者，則自侮自伐，其招致強敵獨夫也，如磁石之引針，其國家無時不在滅亡之數，其亡自亡也，其滅自滅也；即幸不遭逢強敵獨夫，而其國之不幸，乃在遭逢強敵獨夫以上，反以遭逢強敵獨夫，促其覺悟，為國之大幸。”

翻譯成普通話，就可以用蘇三姐姐的觀點了，一個國家，三個觀察點，經濟、制度、文明水位，它們都有個配適問題。一句話，你文明水位到了，一時有難，國士出面也可救之；你文明水位不到，國士救個毛，救著救著，大救星出世了。

最後陳獨秀總結說：“故我之愛國主義，不在為國捐軀，而在篤行自好之上。”

一句話，做好自己，就是最大的愛國。

如何做好自己呢？陳獨秀提出幾大原則：勤、儉、廉、潔、誠、信……數數，是不是六榮六恥哈？

問題是，以陳獨秀所處的時代，1914年的中國，做到八榮八恥也不行哈。

那李鴻章的時代呢？

李鴻章所服務的大清，就一個家族公司而已。董事長是公司幾起幾落中博出位的女強人、大富婆慈禧太后，總經理幾易其手，從同治到光緒，從沒上位的溥雋到上位三年即把公司搞倒閉的溥儀，沒幾個能讓公司上世的。別說上世了，越搞還越不景氣了。

李鴻章不就是大清公司的一個高級打工仔？頂多算一個部門經理或者外事經理，他賣的哪門子國？說愛國，自作多情，說賣國，不自量力。來來來，如果你是華為公司的，或者說騰訊公司的，你賣一個給我們看看？

李鴻章把自己比喻成裱糊匠都有些自作多情。其實，公司運營不善，你當了一段外事經理而已。所有的企業合同、企業經營，都是董事長、總經理、董事會拍板的，你不是執行經理，就是營銷經理，跟其它企業合資、合夥、合股，或者，被其它企業坑蒙拐騙之類，都是人家董事長、總經理、董事會指示並批准的，你只不過代表人家，去談判了一下而已。你賣國，賣個毛哩？你連股東都不是。

我這種歷史學人，從來不用賣國賊這個概念，甚至漢奸，我都沒用過。倒是非專業的民眾，動不動漢奸賣國賊的。我倒想問了，你確信你的概念本身沒有毛病，並且確信這個帽子可以隨便給人扣麼？你家就是開帽子工廠的，也不能這麼隨便送人帽子吧。你可以說李鴻章打工的業績不好，績效不高，但年薪與獎金有些高了；經營理念與董事長、總經理、董事會有所不同、偶有衝突，忠誠度與執行力有所欠缺等等，但是賣國啥的，慎重出口！

端木賜香

天下惟庸人無咎無譽。

------梁啟超

簡單來說，這句話的意思是隻有庸人才會既沒有過錯 也沒 有稱譽。事實上對於李鴻章，關於他的大部分評價顯 然是很 差的，因為他的確代表中國簽訂瞭如此多的不平等 條款，他 也因此背上了賣國賊這口鍋直到現在還沒有脫下來。 但他肯定 不是一個庸人，因為在他身上確實有過不少爭論， 我們需從 最細的角度去解剖這個男人的所行所思所感。

總體來說李鴻章本人便是一個矛盾的結合體，怎麼說呢？

因為他既是中國傳統的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又是地主階級 之中最有遠見的人，因此它既要保障地主階級的利益，又 要想方設法去推動中國現代化的發展。它既要迎合慈禧太后 個人乃至整個大清朝天朝上國的尊嚴，又要建設北洋水師保 家衛國抵禦外敵。因此，我認為他是一個孤獨的人。

為何孤獨？因為他得穿梭於中國的大江南北---籤合約坐船船前往世界各地充當當時清朝的臉面，即便這臉面早已所剩無幾；他有才能但也恰如那個時代無數的人一樣，在皇權體制下未曾實現個人的抱負；他必須抱緊外國的大腿只為了有朝一日可以挺起胸膛，眾人只知道他身居高位的顯赫卻不知他周遊世界的艱辛。

在他身上臉譜化的現象十分嚴重，似乎他就真的是那個“賣國賊”.千古罪人。然而這就是其真正面目嗎？非也。

梁任公曾說：“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李鴻章一生的複雜起落，恰好折射出了晚清帝國在近代化歷程中的艱難前行。李鴻章的變局觀確實如實地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特徵，他也的確是一個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的人，因此提出了“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命題，並以此為基石展現對於時局的冷靜分析與深刻思考。

李鴻章所倡導的洋務運動為大清帝國步入近代化的發展奠基了事業基礎，令他身後的國人一直受益。他是對中國近代化產生至關重要影響的洋務運動的中堅力量。洋務運動雖然最終以失敗告終，但它使國人深刻意識到中國需要以強大的軍事力量來護衛國土，保護主權，使國人深刻認識到中國與當前世界主流力量仍存在著很大的差距。

李鴻章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嚴重喪失主權，讓李鴻章揹負了洗不去的髒名汙名。但是，一個政權的興衰榮辱並不能由一個人來負責，它代表著一段歷史的興衰榮辱。帝國主義列強的目的只是打開中國的國門，他們只要求與中國簽定條約，而並不在乎是由誰來代表中國簽定條約。確實在不平等條約的簽訂過程中確實曾存在列強代表要求李鴻章來代表中國簽訂條約的情況，但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敢於站出來去簽訂這種侮辱國家人民自身的條款，未必不能說他是個有大氣魄之人。說實話，他的確有錯，作為封建的代表，他在有的條約簽訂時甚至為自己的利益謀劃，於國家於人民他都犯下了一個不可饒恕的罪過。然而我卻並不認為這僅僅是某一個人可以承擔的，這是他自私的悲劇，更是歷史的悲劇。

列寧指出：“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就我來說，李鴻章便是一個提供了新東西的人。李鴻章是洋務運動的先覺者與旗手，他是洋務運動的靈魂人物，他帶領並創建了一大批近現代企業。在慈禧太后為鞏固統治，挽救清朝危機，圖謀富強的大背景下，他積極的在行動上向西方學習，引進西方的技術.資源來促進洋務運動的發展，使得洋務運動在此時期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在洋務運動後期，他又積極創辦民用企業為洋務運動的發展提供資金，實為當時的一大創舉！

在太平天國運動中，李鴻章似乎也有濃墨重彩的一筆，蘇州殺降事件之後他似乎就被安上了“劊子手”的名稱。的確，蘇州殺降無疑展現了他作為一個軍事家冷血的一面，但他作為地主階級的代表，殺死一群試圖破環自己既得利益的人在立場上也沒有什麼可以指摘的。

弱國無外交，他作為一個外交家，簽訂瞭如此多的不平等條約對他自己來說也應是一件極為痛恨之事，但迫於清政府羸弱的實力也只能在各個西方國家中周旋，利用各個國家在中國所得利益的不均衡盡力減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與資本輸出。但是李鴻章的妥協路線也在很多方面給中國帶來了額外的損失，他曾把中國的勝利作為與法國外交求和妥協的資本，簽訂《中法新約》，致使中國“不敗而敗”。甲午戰爭爆發之前，他為迎合慈禧，奉行“ 避戰求和”的策略，致使貽誤戰機，造成嚴重的後果。

總體來說，李鴻章身上的悲劇是那個時代悲劇的縮影，當兩種文化產生碰撞，弱者必須適應否則只能被吞併。李鴻章與中興諸臣雖然力挽狂瀾，挽救清王朝，但包括李鴻章在內的他們不能夠超越時代界限和階級侷限，當然無法實現真正的中興！

李鴻章對自己作為嘗作出以下的總結：“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間淨室，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應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面對風雨飄渺的局勢，作為一個裱糊匠的他東補西貼卻實在無法將這殘局收拾完整，但他作為一個朝廷官員敢於去承擔自己的責任與義務，並盡全力去保證清王朝的利益與尊嚴這一點來看，他值得我們的尊重！

李鴻章：外交家，軍事家，政治家，雖然從歷史長河來看他的成果幾乎沒有多少可以保存下來，但他在那個崢嶸歲月裡展現出的不屈鬥志已經足夠我們去敬仰！人無完人，在那樣一個年代裡，儘自己所能盡全力為國牟利已足夠將“賣國賊”的帽子摘去！李鴻章，不虛於任何歷史人物！

讀史品生活

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慾封侯。

李鴻章按照做戶部郎中父親的規劃，在鄉試中舉之後，志得意滿的進京趕考會試，寫下了胸中志向。在北京，李鴻章藉助父親的朋友圈和鄉黨及徽商商會，結實了大量的上層社會關係，後期這些人脈為他建功立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李鴻章才思敏捷，博聞強識，科場順利，24歲時候成為當時最年輕的進士，且以年家子的名義拜在曾國藩的門下，從此結下深厚情誼。(李鴻章父親李文安與曾國藩是同年的進士)李鴻章進士及地後，分配到翰林院做了編修，這裡相當於中央黨校，培訓了大量國家封疆大吏。李鴻章通過同年舉人，同年進士，同年翰林積累了廣泛深入的人脈。

曾國潘作為湘軍大帥，在清末風起雲湧的動亂中，與割據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國對壘，阻擋了太平軍的北伐和西征，抓住了天王洪秀全與東王楊秀清及翼王石達開的矛盾，制定了有效戰略方針和分割戰役戰術，讓太平軍勢力範圍牢牢萎縮在長江以南地區。但是，湘軍內部將領多草莽出身，對於參謀總長李鴻章的制定作戰方案，往往怠慢不予執行，加上朝廷不保障軍餉，湘軍靠攻城略地搶劫維持軍隊給養，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太平軍年輕將領李玉成和李繡成抓住機遇，組織反攻，很多湘軍攻陷的地盤重新被太平軍收復，導致朝廷問責嚴令斥責曾國藩，曾國藩幾次自殺未遂。

李鴻章的軍事功績得到了朝廷重用，擔任了兩江總督的職位，他立足於上海和海關總署署長英國人赫德保持良好關係(英國人通過二次鴉片戰爭獲取了清廷海關權力，用關稅償還貸款本息和戰爭賠款),赫德把海關總署搞成了清廷最高效和最廉潔的部門，加上盛世懷的商業輔助，李鴻章的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

左宗棠與胡雪巖，李鴻章與盛世懷，兩對政商組合成為洋務運動和各自陣營建功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最終李鴻章和盛世懷勝出，胡雪巖被政商勾結陷害致死。李鴻章成為了香帥，被慈禧老佛爺譽為再造玄黃的功臣，伊藤博文更是稱讚其是能與世界對抗的第一中國人。洋務運動的繁榮，卻沒能消除朝廷頑固派的抵制，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政治口號，帶來的是科學技術的革新和進步，但是政治上的保守和投降主義，最終導致甲午海戰的失敗，戊戌變法的破產，義和團運動的破產，換來的是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的簽署，清末的中興之臣，歷史記載成為了罪人。

在走向共和電視劇裡面，孫文在戊戌變法失敗後拜訪賦閒在家的李鴻章，闡述自己的革命思想，希望李中堂可以向倡導洋務運動一樣，做革命的旗手。李鴻章淡定聽完了眼前年輕人的高談闊論，淡淡的說出一代人有一代的命，我已經註定效忠大清帝國，至於身後如何？那是下代人的事情了，對於政治理想的絕望，讓北洋大臣，中興名臣，遺憾而去。

李鴻章逝世後，留下800萬兩軍餉和戰鬥力滿編滿元的捻軍體系，洋務運動系統工程技術和先進教育系統。作為門生傳人袁世凱繼承了香帥的全部政治遺產，在天津小站訓練出北洋新軍，推動了辛亥革命走向深入，推翻了千年帝制，開創了中國近代史。

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慾封侯。李鴻章走完一生，留下的生前身後名，千秋功罪自有後人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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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李鴻章賣國確有不妥，那就好比是：一個人犯了殺人罪，卻被戴上了投敵罪的帽子，儘管都是死罪，可罪名畢竟不同。

李鴻章被洋人捧為“領航員”，他自己則自嘲為“裱糊匠”。在綿延三十年的洋務運動中，李鴻章仿效西方，建立了自己的體系，卻又一敗塗地。

中國只有一個李鴻章

甲午戰前，日本人評出當世五大偉人，分別是：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美國廢奴總統林肯、中國大臣李鴻章、意大利統一者加里波第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李鴻章居於順位第三，力壓伊藤博文。

對此，梁啟超給出的合理解釋是：“日本像伊藤的人不下百人，中國只有一個李鴻章。”

很顯然，物以稀為貴。我以為梁啟超只說對了一半，另一半是：“大清朝的制度框架之下，只能有一個李鴻章，最多有兩個，多則必亂。”試想如果晚清蹦出幾十個李鴻章，有限的資源如何分配？誰聽誰的？中國政治從來就是集權和一言堂，結果就是隻有一個人“說話”，就他一個聰明，其他任不能超過他，否則就是自己找死。這就是專制體制下大清國的政治基因。

在外國人眼裡，他就是當時的清朝首相，是實際執政者。那一陣子，李鴻章說出了大話（為了他的”政績“）：中國陸軍天下第一，海軍天下第三。這實際上就是說，那都是他李鴻章的功勞。對他的話，可能慈禧有所懷疑，但大多數人（包括光緒皇帝）都信以為真。

北洋唯一的統帥，甲午一個人的戰爭

“一個人的戰爭”不自晚清始，南宋的岳家軍、明朝的戚繼光和袁崇煥等在某種程度上都適用於這個範疇，其共同的特點是既有的官僚體系和體制框架掣肘能力大於資源輸送能力，使得以“中興”自許的文臣武將被迫“另闢蹊徑”。當然，這其中的分寸並不好把握，對既有體制的繞行常備視為有“不臣之心”，稍有不慎即可惹來殺身之禍。

與前朝相比，晚清的“私兵”現象更為突出，中央大權旁落的趨勢更加明顯。

自太平軍興，八旗綠營一敗塗地難堪一用，地方武裝興起，且軍費以厘金形式自籌，先有湘軍，後有淮軍，最後又有小站練兵催生的新軍，均帶有明顯的個人和派系色彩，中央往往只能遙制，鮮能直接節制。

政治缺失，讓兩名隊友神助攻日本

也是因為李鴻章的跋扈，讓另外兩個人間接助攻了日本。

第一個坑害李鴻章的是李秉衡，甲午戰爭爆發時，他擔任山東巡撫，當日軍第二軍在花園口登陸時，旅順地區告急，李鴻章知道可能清朝會輸，於是他便向李秉衡求助，當時清朝也已經下旨，讓李秉衡派兵增援，可他卻“專顧一隅”，對於李鴻章的請求堅決不予理睬。

第二個坑害李鴻章的就是翁同龢，為什麼這樣說呢？當時兩人都是國家的名人，曾有人寫了一幅對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來譏笑二人，這裡的“合肥”是指李鴻章，而“常熟”是指翁同龢，翁同龢的哥哥曾經被李鴻章檢舉，所以翁同龢終身對李鴻章心懷怨恨，這也是甲午戰爭時，他給李鴻章穿小鞋的原因之一。

清朝末期在慈禧的統治下，內部烏煙瘴氣四分五裂，對內都不團結，對外又怎能禦敵呢？所以清朝的滅亡也是註定了的。

後記

甲午戰爭失敗，李鴻章從中興名臣變為千古罪人，清朝的復興強國夢也隨他創建的那支威名遠播的北洋艦隊一起覆滅了。但毛澤東在青年時期說過一句公平話：“李鴻章是船，清政府是水，舟大而水淺，李鴻章這艘船在水裡無法航行，施展不開。”

刀墓手札

李鴻章說他是賣國賊，有些過了，李鴻章雖不至於賣國，但的確誤國。為什麼這麼說呢。

第一，李鴻章是臣子，而非君主。也就是說，當時的大清王朝，並非李鴻章說了算，更不是所有的責任都應該由李鴻章來承擔，他只是一個執行政策有一定權力的大臣罷了。

與列強簽訂條約，賠償鉅額賠款，割讓土地，這些涉及國家根本的大事，絕不是李鴻章一個人所能決定的，這是清廷統治階層，尤其是慈禧太后的決定。把所有賣國的行為對於歸咎於李鴻章，這個黑鍋對李鴻章來說有點兒大。

第二，李鴻章從始至終始終只是清廷的洋務派的領袖。他從未統領過朝堂，更不是百官領袖。恰恰相反，無論是滿清八旗勳貴還是頑固守舊派大臣，都視李鴻章為眼中釘，肉中刺，無所不用其極的給他下絆子，拖後腿。因此，李鴻章無論做什麼事，做的事是愛國還是誤國，都會受到掣肘。

李鴻章對自己的描述是：大清國的裱糊匠。當時的大清已經千瘡百孔，風雨飄搖，對外飽經列強欺凌，對內民眾日益困苦，中央帝國的驕傲幾乎被踩在地上肆意凌辱。大清帝國已經被人民拋棄，它已經進入死亡的倒計時。

深受儒家忠君愛國思想影響的李鴻章，竭盡全力“裱糊”著大清這個破房子。因此對於李鴻章來說，保住大清這個主體才是最重要的，列強他們最大的慾望也是賺錢、賠款、割地、特權，而這些，雖然對中國有極大的傷害，但對於大清王朝來說，卻並不會致它死亡。

所以，李鴻章的選擇也就不奇怪了，他一次次對列強妥協退讓，主要目的還是為了保住大清王朝這個他心目中的“君”。

因此，賣國的主要責任並不能全由李鴻章一人承擔，但說這些理由，並非為李鴻章洗白，也不是為了他撇清責任。李鴻章對諸多賣國條約的簽訂，依然負有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鳶飛九天2018

只將心目羨冥鴻

生於亂世，李鴻章是一個有風骨的人，有擔當的人！

李鴻章像

李鴻章是晚晴比較出名的幾個備受爭議的歷史人物，他的一生跌宕起伏，精彩紛呈，讓人難已忘其項背。少年科舉高中，青年從軍戎馬，中年平叛封疆，盛年洋務救國，老了老了之時卻落了個晚節不保，揹負“漢奸賣國賊”罵名，在屈辱中鬱鬱而終。人生從苦到甜，不易！由甜到苦，更難，箇中悽苦、悲涼只有自己知道。正應了那句話：寧可站著死，絕不跪著生。

跪著生的日子是從李鴻章64歲開始的，起因是剛剛學成武士道功夫的熱血小夥小日本未驗證自身實力，主動出擊把隔壁鄰居年老體虛的地主老財清政府給打趴下了。被打的嗷嗷叫的地主老財主鄰居最後吃痛不住，舉手投降，不斷哀嚎乞求饒命。承諾只要饒其性命，他家裡的金銀財寶、美女良田、車馬糧食，只要有的小日本喜歡什麼那什麼。（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這次打架多年後還起來個名字叫“中日甲午戰爭”，自此大清國全民一覺被打醒，不痛不通呀！

1895年，剛過元宵節，清政府派人赴日和談。屁顛顛的跑到小日本家門口去請安，可人家小日本人愛理不理的打了個哈哈沒下文了。一群請安的人頓時如無頭蒼蠅般手足無措，後幾經周折找到當時日本的扛把子伊藤博文，人家交了個底，撂了句話：“回去讓當家的來，奕炘或者李鴻章？”出來門，這幫跑堂的忙了半天才明白感情是小日本嫌棄我們職低位卑呀！才找到病，改進回去給主子彙報。

此時的李鴻章正在北京的家府閉門思過呢。這回領著手下給日本人打架，原本想著人多勢眾一定能贏。結果被人家一頓狠揍。戰敗回來後被所有同事一頓痛罵，最後大家一直認為：這次戰敗全因李鴻章一人偷奸耍滑，出工不出力，愛惜羽毛之故。媽的，有口難辯，去哪說理？只能磕頭作揖承認罪過。當聽到伊藤博文指名道姓讓奕訢和他去說事，李鴻章心頭一顫暗叫不好，頭都大了。這伊藤博文挖的坑真大呀，奕訢是東家的小叔子，這丟人的事能去嗎？肯定不能去。毫無疑問，去的只能是自己。可是，當年自己的手下袁世凱在朝鮮把伊藤博文的手下打了，自己和伊藤博文代表雙方握手和談，自己是坑過伊藤那廝的。這貨明白著是借題發揮以此雪當年之恨呀。

馬關談判

馬關條約原件

結果在日本馬關捱了一槍後，日本人削減一億兩白銀賠款，李鴻章退無可退含恨簽了《馬關條約》，走上了不歸路。從此民眾罵其“賣國賊”。因給主子頂了雷，保住了皇家臉面誇其為“擎天柱”。和列強簽了30多個不平等條約被奉為座上賓，贊“東方俾斯麥”。其實只有他自己知道，弱國無外交，自己只不過是住在這房子裡的“裱糊匠”，能給房子裡的人遮蔽一日算一日。只能做那荊軻一樣“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大丈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