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剑拔弩张
上周，在根据301条款进行了七个月贸易调查之后，美国计划向约1300种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中国对特朗普的第一个500亿美元关税征收做出了回击，针对美国产品征收300亿美元关税，中美贸易战剑拔弩张。
看热闹的不嫌事大，一石击起千层浪，各路砖家积极献计献策，代入感很强，甚至让人啼笑皆非。有人说这是新冷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积极备战备荒。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完全是没有历史常识，中美之间贸易联接已久，共同构成人民币---美元的国际货币体系，跟完全对立的冷战思维相去甚远。这种冲动性思维难以为国家经济未来发展提供洞见。
相反的观点认为，特朗普只是为了中期选举造势，雷声大雨点小不足为虑，放弃自由贸易对谁都没有好处。这种观点太过于乐观，美国精英界层对于中国从自由贸易中获取更多的好处早就不满。著名的投资家芒格在《穷查理宝典》中就说李嘉图的贸易比较优势太片面了，并没有考虑中国在自由贸易中经济发展更快，甚至会超过美国， 正如亚洲四小龙，以及早年的日本。
我们认为，此次贸易战可能是国际贸易的一次标志性事件，而不能简单地停留在贸易问题讨论上。战略层面上，更应该从国际货币体系来看，最终贸易的问题都会体现于货币体系。历史上，有效且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经济极其重要的环节。从很多迹象来看，所谓的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中国阶段”已经开始终结，我们必须积极地适应这个过程。
自从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以来,全球货币体系不断演变，但始终维持着单一的动态结构，中心---外围的结构。美国始终是中心国家，欧洲、日本、东南亚和中国相继成为外围国家。这个体系的目的主要用于解决外围国家巨大的、资本匮乏的劳动力融入全球工业经济的问题。从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体系以活跃或者休眠的状态一直存在了将近七十年。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出现
历史上的银本位、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同制度安排。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各国“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促使各国认识到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希望建立能够协调和管理全球贸易的新体系。在1944年7月44个国家或政府的经济特使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建立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对国际货币发行国---美元发行的约束 “锚”有两个：一是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二是国际货币发行国承诺按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自由兑换黄金。
此后的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是中心国家，对资本流动不加管制，商品市场也是开放的，例如著名的马歇尔计划。欧洲和日本在战争中资本已经被破坏，构成了外围国家，采取货币低估的措施，对资本流动和贸易施加管制，积累储备。中心国家作为金融中介对外围国家金融体系输入美元信用,一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FDI）对外围国家进行长期放款,净储蓄由货币信用和资本缺失的外围国家流向货币信用和资本强大的中心国家。
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内在设计上存在所谓的特里芬难题。1960年，罗伯特•特里芬在其《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描述了一个悖论：美元虽然因此而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
换句话说，要马跑（美国贸易逆差），又要马不吃草（美元坚挺）。欧洲经过发展以后,资本得到重建,逐渐向中心国家演变,也就没有必要实行固定汇率、资本管制的策略, 特里芬难题越来越严重。当美元贬值不可避免时, 资本大量流入像德国这样币值坚挺的国家。流入规模超出其中和能力时, 在价格稳定与固定汇率的冲突面前，这些国家倾向于优先考虑国内目标。1971年5月5日，德意志银行在交易开始一个小时内流人资金已超过10亿美元, 不得不暂停大规模美元购买并允许德国马克浮动。其他几个欧洲国家随后也纷纷允许本币浮动。三个月后的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关闭黄金窗口，即“尼克松冲击”，以美元与黄金以固定价格挂钩和无限制兑换为“锚”的时代结束了。国际货币体系进入牙买加体系（浮动汇率体系）。
事实上，欧洲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和资本市场开放只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过渡，因为此后一段时期新的外围国家不断出现。因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没有消亡，只是一段时期后重新加载了外围国家。
首先是日本，1985年五国集团（美、英、法、德、日）经过谈判达成广场协议，美元企稳，日元、马克大幅升值。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南亚国家（地区）逐渐成为新的外围国家（地区），美国作为金融中介，把美元信用输入到东亚,以构建东亚的资本，发展和完善东亚的金融体系。造成东南亚国家弱内需、净储蓄和长期巨大的贸易盈余。而美国得到低消费价格、负储蓄和迅速增加的贸易赤字。依靠东南亚央行增加外汇储备，然后用盈余来购买美国资产，使资金回流到美国经济中，这一体系才得以维持（图1）。
1990年代以后，随着欧元区形成及其货币的国际化，欧元进入了中心位置，而日本由于日元国际化的停滞，仍然处于外围向中心的艰难转换阶段。东南亚国家在经历1998年金融风暴之后，进入中心位置更是遥遥无期。
新布雷顿森林体系
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成为了外围成员，日益活跃，成为该体系的主要驱动力，所以又可以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中国阶段”， 或者说人民币—美元本位，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杜利等（2003）称之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全球货币体系由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所采取的出口驱动型增长战略所支撑。
关于新体系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曾有过激烈的讨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被质疑存在两大问题。
问题一，新体系是一种隐性安排，缺乏像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的制度保障。美国对世界美元储备的实际价值没有提供任何保值承诺。美国可以任意执行国内政策，而不管这些政策对美元价值的影响。美元贬值会给美元储备带来巨大的损失。
问题二，国外中央银行购买美元资产使美国利率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这会导致美国的消费和“利率敏感部门”就业增长。为了削减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而采取紧缩的措施美国国内难以接受。因此, 不断增长的美国贸易赤字和人民币—美元本位会激发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
虽然新体系运转了很长时间，但关于这两点的问题不停地出现。例如2009年前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就是针对问题一，并且因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主张而被称为“人民币先生”。而美国贸易平衡恶化和美元弱势使问题二不断浮现，譬如眼前这次中美贸易战。
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随后的经济大萧条常常被认为是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的标志性事件。但从事后来看并没有终结，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并不是由于美国资本流动突然中止而造成的；二是美元汇率及利率也没有出现大幅度上升。
作为中心—外围结构的核心国家，中美贸易顺差还在不断增长（图2）。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中国阶段”和人民币—美元本位的终结。
进入中心国家行列
但是，从趋势来看，中国应当加入美国和欧盟组成的中心集团，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中国阶段”可能在未来几年之内终结。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自然发生的，只要看清了这一趋势，应对目前的中美贸易战就有了明确的方向。
第一，中国应当学习欧洲成为中心集团的成功经验，而日本和东南亚仍然处于外围。主要就是浮动汇率、资本市场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问题。
第二，金融市场改革进程中积极应对国内金融稳定。新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了十几年，中国外汇储备增长速度远超经常项目顺差增长，而且难以冲销。带来了货币供应量过度增长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监管体系改革中，银监和保监会合并而且央行主导就是一种应对措拖。
第三，出口导向战略向消费驱动增长转变，并改革劳动力市场，这是关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参见我们的报告《进入消费社会新时代》。
第四，激活下一个周边国家或地区成为外围国家。有看法认为印度在很多方面都模仿了中国的发展模式，采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布雷顿森林体系”将会进入“印度阶段”。中国自主的“一带一路”也是一大方向。
以此次中美贸易战为契机，把握好中国阶段的退出关键点，中国将开始进入中心国家行列，而这种转变并不必须以金融危机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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