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早期中國？各人的理解可能不完全相同。我個人認為應該從祖國大地上最早出現國家組織算起，到歷史記載比較明確的商代晚期之前為止。展覽大致框定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1400年之間，是比較合適的。
一般認為，我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黃帝是我國的人文初祖。但據後人擬定的黃帝紀元，今年只是4707年。當然，這都只是一種傳說和推想，不必深究。漢代司馬遷所著《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的歷史鉅著，其中第一篇《五帝本紀》就是從黃帝講起的。他說舜是黃帝的第八代孫，禹是黃帝的第四代孫。禹被他的第四代孫舜所重用，舜則把帝位禪讓給他的老祖宗禹。更有甚者，在《史記》的《三代世表》中，商紂王是黃帝的第三十三代孫，周武王是黃帝的第十九代孫，按照世次算應該是商紂王的第十四世祖。可是他親自率兵討伐紂王，並且把商王朝給推翻了。
如此顛倒的歷史是很荒唐的。所以，自宋至清都不斷有人對這種古史系統提出質疑。到近代以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辨派更是要徹底推倒兩千多年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系統，以此作為新文化運動反封建的一項重要任務。可是推倒了舊有的古史體系，真正的中國古代歷史究竟是怎樣的呢？顧頡剛曾經明確地指出，應該借重考古學來重建中國的古代史。這是很有見地的，儘管他自己並不從事考古學研究。
在近代考古學開展以前，有一件事情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那就是1898年商代甲骨文的發現和被確認。之後各家竟相研究，成績卓著。就此王國維先後發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續考》以及《殷周制度論》，影響尤大。他用二重證據法證明《史記》中的《殷本紀》所述殷先公先王的世系基本上是正確的，並且廣泛地考察了殷周的制度和社會的方方面面，從而使殷代的歷史成為信史。這一研究後來成為引發對安陽殷墟進行大規模考古發掘的契機和出發點。所以當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發現鄭州商城遺址的時候，雖然看到它比殷墟的年代要早，卻仍然可以滿有把握地認定那也是商文化，是商代早期的都城級遺址。同樣當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對河南偃師二里頭進行考古發掘，發現了比鄭州商城更早的都城級遺址時，卻可以從文化內容的分析認定那不是商文化或先商文化，而可能是夏文化,從此又開始了夏文化的探索。比夏文化更早的新石器時代或史前考古學文化如何同夏文化接軌，雖然是學術界很早就提出的課題，但直到這時才有了進一步探索的基礎。早期中國歷史的構建工作，就是這樣一步一步地開展起來的。
夏商周三代在考古學文化上屬於青銅時代，在它以前是新石器時代。過去以為新石器時代主要是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現在知道的情況遠為複雜。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一萬年以前，之後經歷早、中、晚、末四期，總共有八九千年。在晚期的後半和末期因為發現了一些小件銅器，故又可以稱為銅石並用時期，其時大約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2000年。大量考古資料證明,這是中國歷史開始走向文明以至產生最初的國家的重要時期。
這個時期的總體特徵是農業和手工業有較大的發展，手工業開始分化，出現了專門為貴族生產的高檔手工業部門。從聚落和墓葬的等級分化可以明顯地看到社會的分層化，原先基本平等的氏族——部落成員開始被分化為貴族和平民。不少中心聚落築起了防衛性的城牆，同時出現了用於戰爭的專門性武器，到處都有戰死者或非正常死者的亂葬坑，這都說明那個時期的社會已經發生明顯的變化，邁出了從部落到國家的關鍵一步。在這個過程中，走在前面的是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山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兩湖地區的大溪—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江浙地區的崧澤—良渚文化以及燕遼地區的紅山—小河沿文化等。在如此廣袤的大地上，各個大文化區的主體文化都以自己的方式建立各具特色的文明，成為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仰韶文化早期各個聚落的差別還不顯著，到中期開始分化，出現了整個文化的中心聚落——河南靈寶西坡遺址。那裡有仰韶文化中期最大的房子和最大的墓葬。隨葬器物雖然不多但很特別，完全是為死者定做的。幾乎每座墓都有玉鉞，上面有明顯的線切割和管鑽的痕跡，代表著當時最高的技術水平。而鉞乃是從石斧中分化出來的第一種專門性武器，說明當時已經出現了真正意義的戰爭。而領袖人物首先是握有最大權力的軍事首領。仰韶文化中期對周圍文化有強烈的影響，是否與軍事擴張有關，值得研究。西坡遺址的規模並不很大，風格也比較樸素。同一時期在各地還有一些規模更大但規格似乎稍低的次中心聚落，如陝西華縣泉護村、高陵楊官寨、山西夏縣西陰村和河南洛陽王灣等，說明當時的社會確實走上了分化的道路。到仰韶文化晚期則分化更加明顯：甘肅秦安大地灣的中心聚落中出現了建築規格甚高的所謂原始殿堂，山西芮城清涼寺墓地中發現有殉人的現象，鄭州西山則出現了最早的城堡。
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即位於山東泰安大汶口遺址。該遺址面積約80多萬平方米，曾經發現有許多大型柱洞（表明有大型建築遺蹟）和同時期最大的陶窯。墓葬從早期（約公元前4000年至前3500年）起即可看出一定程度的分化，到中晚期分化更加顯著。大墓有棺有槨，隨葬玉鉞、象牙梳、鼉鼓（只剩下蒙鼓的鱷魚皮鱗板）以及大量精美的白陶、黑陶和彩陶器等，還有數目不等的豬頭。這在同一時期的墓葬中是絕無僅有的。其餘的墓葬顯然級別較低，最低等的墓葬僅有人骨，沒有任何隨葬品。由此可見,社會的等級分化十分明顯。這個文化的次中心聚落有曲阜西夏侯、五蓮丹土村、諸城前寨、莒縣陵陽河與大朱村和安徽蒙城尉遲寺等處。後四處在隨葬的大陶尊上有刻劃的原始文字。據說有的地方發現有城牆遺蹟。相對仰韶文化而言，大汶口文化也強調軍事，而貴族壟斷的高檔手工業更為發達，社會分化更為明顯。
紅山—小河沿文化的年代大體與仰韶文化相當。早期的聚落同樣沒有明顯的差異，到中晚期則為之一變，出現了整個文化的中心——遼寧凌源牛河梁。在約50平方公里的範圍內，分佈有40多個遺址點。其中有“女神廟”、大小祭壇、廣場（周邊用石頭砌築的方形山臺）和多處規模巨大的積石冢。女神廟中有彩繪壁畫，有多個巨型似女性的泥塑殘塊。如果復原起來，小的如真人一般，大的超過真人一兩倍！積石冢的規模極大，較早的為圓形，較晚的多為方形或長方形。每邊長約20米上下，用石頭砌邊，逐級收縮成三級臺階。最外邊砌的石頭內側密密麻麻地擺放成列的彩陶筒形器，冢上覆土積石，正中安放一大型彩陶塔形器，十分壯觀。每個積石冢有一座中心大墓，並隨葬多件精美的玉器；同時有若干較小的陪葬墓，其中有些也隨葬玉器，有的則一無所有——一個等級分化的社會明確地展現在眼前。除牛河梁外，其他有積石冢的遺址還有多處，只是沒有牛河梁那樣的規模。
紅山文化的經濟並不十分發達，卻能調集大量的人力資源，在一個選定的地區營建宗廟、祭壇和巨大的貴族冢墓，所能憑藉的只能是強烈的宗教信仰和強大的組織力量。紅山文化玉器中的豬龍或熊龍，形態非常特殊又非常統一，論者多認為可能是紅山人的圖騰,這表明紅山文化的人民有著統一的宗教信仰。這種信仰一經同某種權力機構結合起來，就會產生巨大的力量。傳統的氏族——部落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因此說紅山文化時期已經產生某種國家政權是合乎情理的。大概正是因為過分地使用了人力和物力而難於長期支撐，紅山文化之後的小河沿文化時期很快就衰落了。紅山文化雖然是一個強勢文化，它對外面的影響卻很有限，軍事色彩也不明顯。只有玉器對南部的山東地區有些影響，陶器反而受仰韶文化的強烈影響，到小河沿文化時期又受到大汶口文化的影響。
崧澤—良渚文化的崧澤文化階段社會分化並不明顯，但到良渚文化時期（約公元前3300年至2500年）便有急速的發展。良渚文化的中心在浙江杭州市西北郊，那裡不只是一個遺址，而是在40多平方公里的範圍內有一百多個遺址點的遺址群。這裡的核心是一座290萬平方米的良渚古城。城牆的基部鋪滿石頭，上面用經過選擇的黃色粘土夯築。城內的中心部位有一座30萬平方米的長方形臺城，上面有三萬多平方米的夯土基址，說明原先應該有宮殿之類的高等級建築。臺城的左近有最高等級的貴族甚至是王室的墓地。大城的周圍還有不同等級的房屋基址，有制玉等手工業作坊，有兩處專門營建的祭壇和另外的貴族墓地。在良渚港還發現有大量木樁和跳板等可能是碼頭的設施。種種跡象表明，這是一處人口密集、設施齊全而且規格很高的都城級遺址群。
良渚文化主要分佈在太湖周圍，可以分為幾大區塊，每個區塊都有自己的中心。太湖以北的中心遺址有江陰高城墩和武進寺墩，東北區塊的中心有蘇州草鞋山和趙陵山，東部區塊的中心有上海福泉山，東南區塊的中心有桐鄉普安橋等，南部區塊的中心就是良渚古城。各個中心都有人工築造的貴族墳山，隨葬同良渚相似的玉器，特別是反映宗教信仰與儀式的琮、璧等法器和代表軍事指揮權的玉鉞等。
良渚文化的經濟發展水平不但遠遠高於紅山文化，而且是五大區塊的主體文化中最發達的。良渚文化的宗教色彩表現在具有自己獨特的神徽和玉璧、玉琮等相當統一的宗教法器。一些祭壇最後又成為貴族墓地，表明宗教的權力掌握在貴族手裡。良渚文化修城池、蓋“宮廟”、築祭壇、造墳山，土木工程之巨遠遠超過紅山文化和同時期的任何文化，必然要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良渚文化的玉器數量之多和工藝水平之高也遠遠超過同時期的任何文化，同時還有漆器、象牙器、絲綢和精美陶器等高檔手工業，全部都是為貴族所享用的，對於發展經濟並無直接的好處。良渚文化的墓葬幾乎都隨葬石鉞，貴族則隨葬玉鉞，差不多是全民武裝。到晚期更是大力向外擴張，儘管實力強大，畢竟經不起這樣的消耗，最終也只能像紅山文化一樣快速衰落。
大溪—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的年代也大致與仰韶文化相若。早在大溪文化時期就出現了一些規模較大的遺址如湖北枝江關廟山，有些地方更建造了夯土城牆，如湖北江陵陰湘城和湖南澧縣城頭山等。到屈家嶺文化時期便出現了許多城址，大都分佈於湖北的江漢平原和湖南洞庭湖西北平原上，其中以湖北天門石家河古城為最大。這個城始建於屈家嶺文化時期，持續使用到石家河文化時期，即相當於大汶口文化或良渚文化的中晚期。全城大約有120萬平方米，城垣基底寬約50米，殘高約5米，護城濠寬約60-70米，工程巨大。城內有中心居住區、宗教活動區和墓地等。屈家嶺文化時期在宗教活動區發現有祭壇和象徵陶祖的巨大“筒形器”，石家河文化時期則有數以百計的大陶尊相互套接，有的陶尊上有刻劃的原始文字，器物造型和刻劃方式都跟大汶口文化的陶尊十分相似，只是“文字”不同。更有進者，在這些大陶尊附近還發現有數以千計的人形和各種動物形陶偶，人偶跪坐抱魚作祈禱狀，顯然也是進行宗教法事活動的遺留。可見這座古城既是政治中心，也是重要的宗教中心，猶如良渚古城一樣，只是規模略小而已。這個文化的經濟也比較發達，同樣也很重視武裝，墓葬中多隨葬石鉞。它憑藉自己的實力，曾經一度擴張到河南南部，但是後來也忽然衰敗了。究其原因可能與歷史傳說中堯舜禹時期大規模征討三苗的事蹟有關。這個文化修建的土城比同時期任何文化都多，明顯是為了防衛的需要。而且在石家河文化之後的所謂後石家河文化中大量出現中原龍山文化的因素也反映了這一事實。
除了五大區塊的主體文化以外，安徽的凌家灘—薛家崗文化、江西的樊城堆文化、廣東北部的石峽文化和甘肅、青海的馬家窯文化等也都達到了較高的發展水平。不過相對而言，五大區塊的主體文化的發展勢頭是最強的，而且大約在公元前3500年前後都十分明確地走上了文明化的道路。只是文明化的具體進程和表現形式不大相同，對相鄰文化影響的程度也不相同。
比較起來，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宗教色彩是最濃的，其次是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發展得十分快速，在達到頂峰以後衰落得也很快。真是其興也驟，其衰也忽。石家河文化的衰落則另有原因。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宗教色彩比較淡薄，也沒有那麼多巨大的工程，發展是比較平穩的，但二者之間也有差異。這裡顯然存在著幾種不同的發展模式，其結果就很不相同。
文章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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