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期，國家統一，社會百廢待興，由於戰亂等因素，人口稀少，土地大量閒置。這個時期，皇帝只要給老百姓分地，並且稍微鼓勵生產，那麼老百姓就會安心於生產，社會經濟也會得到恢復。
到了王朝中期，由於發展紅利沒了，再加上天災人禍，政治腐敗，土地兼併嚴重，大量百姓失去土地，成為僱農，整個社會暮氣沉沉，國家財政出現虧空，經濟發展也趨於停滯，甚至是嚴重倒退。進入王朝末期，國家財政赤字很嚴重，官員執行力很差，無官不貪，民不聊生的問題非常嚴重。這一時期，王朝基本要完犢子了。
因為皇帝想要緩解社會階級矛盾，就必須要犧牲王公貴胄的利益，把王公貴胄霸佔老百姓的土地還給老百姓，補貼於民。可如果皇帝敢這麼幹，王公貴胄肯定又不答應，會跟皇帝對著幹，甚至是賣國，投靠敵對勢力顛覆本國。明朝末年投靠清朝的讀書人，那數量可不少。最終，皇帝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孤家寡人。
所以，任何一個封建王朝進入這一時期，必然要滅亡。明末經濟崩潰，是必然現象。具體來說，當年朱元璋接手元朝留給他的爛攤子，明朝也經歷了前期的繁榮，享受到了百廢待興的發展紅利期。可發展到了王朝末期，各種問題就全來了。
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人口劇增，明初才五千多萬人，到了明末，實際人口一億多，增加了這麼多要吃飯的人，可是土地又衡量不變，社會豈能不動亂？第二個問題，就是宗室俸祿對朝廷的財政壓力過重。由於朱元璋早年定下的不靠譜的宗室厚養政策，明朝後期的財政開支，有三分之一都要拿去養宗室。
第三個問題，就是宗室和士紳不用納稅。中國自古定下的這個規矩在明朝中前期為社會的穩定奠定了基礎，但是到了明朝末年，這一政策卻變成了毒瘤。（所有封建王朝都一樣，不單是明朝的問題）
當時的宗室、官紳，不僅可以領到朝廷發給他們的工資，而且他們名下的土地也不用向朝廷繳稅。比如萬曆皇帝為了補償福王朱常洵沒當上太子的遺憾，一次性在河南就賞賜了他兩萬頃（注意是頃，不是畝）良田。當時河南的土地都不夠賞賜的，戶部官員還要在湖北、湖南另外找土地補給福王。而這些土地，都不用向朝廷交稅。
一個親王的土地就有如此之多，天下的宗室和士紳佔了多少地，可想而知。王公貴胄佔了大量的土地，卻不用納稅，而朝廷又要給他們發工資，養軍隊，打仗。這麼多的開支要找誰收稅？可不就只能把稅收壓力全轉嫁到老百姓頭上了。
但前面也提到了，天下土地大部分都在王公貴胄手裡，只有一少部分在老百姓手裡，朝廷把財政壓力全部轉嫁到有土地的老百姓頭上，到頭來，老百姓只能把土地拋荒，出去靠要飯討生活。成為一個新群體——流民。
流民趕上了太平年月，要飯也能活命，可趕上災年，沒有糧食吃，要餓死人了，他們就會換一個名字——流寇。明朝末年為什麼會有那麼大規模，而且怎麼殺也殺不滅的農民起義？是明朝老百姓都不怕死嗎？
當然不是了，但凡老百姓吃得飽肚子，也犯不著去玩命。明末起義說白了，就是因為大量的土地都被王公貴胄佔去了，而且朝廷又拼命在老百姓頭上徵稅，到頭來，大部分的老百姓只能跟著李自成、張獻忠討生活了。
清朝其實並沒有從結構上解決封建王朝的發展週期性問題，清初順治、康熙兩朝能穩定社會秩序，發展社會經濟，實際上只是因為他們搭上了王朝初期的發展順風車而已。用現在的話說，處在發展的風口浪尖上，豬也能飛起來。
首先，由於明末戰爭和清軍入關混戰廝殺的影響，清初人口相比於明末，數量銳減。人的矛盾不嚴重了。並且依賴於玉米、土豆等高產量農作物的引進和推廣，清初的老百姓也不存在吃不飽飯，要拋棄土地去當流民要飯的情況。
其二，明朝滅亡，明朝的宗室被屠戮，大量的土地成為無主荒地，這使得清廷手裡有了籠絡老百姓的資本。縱然說，八旗子弟也圈地，但八旗子弟圈地的數量與明末宗室佔地相比，不是一個量級。清廷有足夠的土地安置老百姓。
第三，清朝雖然也有針對士大夫免賦稅、徭役的政策，但從雍正開始，士大夫的待遇被大幅度削減，官員地主也必須繳納賦稅。相應的國家財政收入就寬裕了，用不著再對老百姓極盡之所能的盤剝。雖然後來乾隆又恢復了士紳的免稅特權，但相比於之前，待遇削減了很多。
總體而言，清初能穩定明末的社會動盪，主要原因就是明末戰亂導致的社會特權階級大洗牌和人口銳減造成的土地拋荒現象，清朝皇帝手裡有足夠的資本可以安置老百姓，使流民變為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生產資料。順治和康熙的政績，實際上與昔日的西漢文景二帝、東漢光武帝、唐朝太宗皇帝、明朝太祖皇帝等，沒有本質區別。
而且，清朝也沒有逃過王朝興衰規律。清朝發展至乾隆末年和嘉道年間，實際上也進入了衰退期。人口的大量增長，生產力和土地規模卻沒有隨之增長，導致清朝後期的農民起義也是此起彼伏。可見這其實是古代封建社會下的一種歷史規律，任何事物發展到末期都會顯現出混亂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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