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修文
哈佛大学的莫高窟资料包括莫高窟文物、华尔纳拍摄的莫高窟照片两大部分。莫高窟文物藏在赛克勒博物馆，主要来自华尔纳，而后陆续入藏一些，共计壁画11块、塑像2件、绢画2件、麻布画1件、纸画1件、写经1件。
1923年，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组成了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华尔纳任领队的哈佛大学考古调查团。1924年1月，华尔纳来到敦煌莫高窟，当时藏经洞中的遗物早已被瓜分得一干二净，所谓的经卷和绢画已成为了传说，而很多壁画也被白俄残部毁损。
华尔纳不甘心因迟到而一无所获的结果，在他组织考察队的时候就决心一定要在敦煌带回点什么。在经过一番参观考察之后，他决定采用剥离的方法对壁画下手。他们用特制的胶布——涂有粘着剂的胶布片敷于壁画表层，剥离了莫高窟第320、321、323、328、329、331、335、372等窟的唐代壁画精品十块。
后来，华尔纳又以70两银子的价格经王圆箓道士允许，拿到了328窟盛唐的精美彩塑供养观音像。这是一尊一米高的唐代彩绘观音像。为了得到它，他们只得使用锤子，将其从基座上敲打下来，从早干到晚用了5天时间。
半跪的供养菩萨神情虔恭文静，造型严谨细致，气质端庄典雅，充分表现了菩萨聆听佛法时，对佛发自内心的崇拜和敬仰。
供养菩萨像取自莫高窟第328窟的唐代彩塑群像，制作精细，神态逼真，形神兼备，是唐塑中的精品。居中的佛陀法相庄严肃穆、雍容大度，身侧阿难、迦叶侍立左右，两身大菩萨坐游戏座式，姿态优美自然，肌肤丰润，衣饰华丽，造型柔丽端庄，表现菩萨的智慧和深沉，两侧半跪的供养菩萨，神情虔恭文静。左侧一身位已空缺，那里原来安放的就是这尊赛克勒博物馆中的供养菩萨。
20世纪20年代末，法国人佩里奥特曾在哈佛大学教书，他提醒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关注敦煌藏品，说自己“特别渴望西方严肃博物馆征集它们”。他所说的藏品，正是他和斯坦因未能从敦煌拿走的文物。
王圆箓-斯坦因摄-1907年
受博物馆委派，时任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的华尔纳来到中国敦煌考古发掘。1923年7月，华尔纳一行到达北京，寻求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支持，为他们在中国的行动提供方便。考察团首先由北京到西安，然后前往黑城遗址，华尔纳在此的收获不大，转而开始前往敦煌。
华尔纳
1924年1月，华尔纳到达敦煌莫高窟之后，发现那些佛教石窟，“比我所见过的任何绘画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看到经历过战乱破坏的壁画，华尔纳哀叹：
壁画上的人物或是眼睛被挖掉，或是脸上有深刻的划痕。一排排侍女从你身边走过，她们穿戴着华丽头饰，然而你却难以看到一个完整头像。在德高望重的众神中间，王位之上端坐着观音。在观音面前的地毯上，有一位可爱的跳舞女孩。整个画面布局精巧，却没有一个人物形象完整保存……在那些可爱面庞上面，胡乱涂画着（白）俄军队的番号。佛陀端坐，从他宣扬莲华经的口中，刻画出斯拉夫人的一些污言秽语。
他决定要把壁画带回美国，“我们必须有一些供美国研究使用的壁画”，在他写给赞助人的信中，这似乎是一件轻松且有必要的工作：
想到那些故意破坏行为的德行，我会毫不犹豫地把那里的所有壁画揭取得精光。有谁知道，何时中国军队会如白俄军队一样在那里驻扎？更糟糕的是，那里的回族起义，还会持续多久？再过二十年，敦煌将变得不值一看。
为了能够如愿盗取壁画，华尔纳给了当时看管莫高窟的王圆箓道士150美元和一些礼物之后，王道士同意他揭取壁画。华尔纳用特质胶布，把壁画粘下来。但当时天寒地冻，从洞窟墙上揭取壁画相当不易。华尔纳在他的回忆录《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中写道：
胶水总是在墙上冻结，而不是渗入壁画里面，即便我事先用热水把胶水摊薄了。未及把胶布摆放到适当位置，它已彻底冷却。总而言之，我的希望渺茫。
最后，华尔纳用毛毡和纸，将粘下壁画的胶布层层包裹，外面再用绳子捆绑。
至于那座半跪的供养菩萨像，是华尔纳在经过王道士允许后，雇佣当地百姓用锤子将其从基座上敲打下来的。华尔纳回忆道，
整整五天，从早晨直到晚上的艰苦工作，而在这五个晚上，我自己又被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深深自责，但第二天又强迫自己去继续工作……
1924年1月，华尔纳雇佣当地的农民从敦煌石窟内凿下的佛像
把那尊观音像装车前，华尔纳充满深情用自己的内衣包裹塑像用来减震，以应对之后的旅程。“虽然我在返程时缺少内衣和袜子，”他在报告中写道，“但一想到那些东西在发挥作用，在使那尊塑像的肌肤鲜活光滑，以及颜料残片免遭损坏，我的内心就备感温暖。”
对于自己转移艺术品的行为，华尔纳反复辩解：敦煌石窟难以到达，并且已经遭受破坏。尽管如此，在给哈佛大学校长和董事们的正式报告中，华尔纳对自己揭取壁画的事只字未提。私下里，他自己辩解称：敦煌石窟已经遭受破坏，文物在他手里或许更安全。
基于首批探险的“成功”，1925年，华尔纳带领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国考察队第二次远征。考察队由6人组成，除华尔纳和老队员杰恩外，还有擅长剥离壁画的汤普森、协助壁画研究工作的哈佛大学美术助教浦爱伦、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生霍拉斯•史汀生以及负责为壁画摄影的理查德•斯塔尔。
可他们没有想到，一到敦煌，迎接他们的是一群愤怒的示威者。当地政府与考察队达成的协议是，考察队成员不准留宿千佛洞及附近；当他们全体参观千佛洞时，必须受人民的监视，必须当日返城；不准破毁壁画及其他一切文物。当地人甚至组织人专门监视考察团行动。压力之下，华尔纳不得不在三天后便匆忙离开了敦煌。
第二次福格中国考察行，在华尔纳眼里显然是一种惨败，“所带回的唯一有形的东西是那些图片，大部分是那些远不如敦煌莫高窟的很不出名的洞窟的图片”。但在觉醒的中国人眼中，这是保卫敦煌文物的一次成功宣示，它开始关上“外（国人）盗敦煌”的大门。
历史是过去岁月发生的客观事实，但由于立场、视角的不同，对同一史实的解读或者存在差异，但历史事实本身仍存在于过去的岁月之中。
如今我们去敦煌莫高窟参观上述洞窟，都能看到华尔纳留下的痕迹，如第320窟为盛唐代表窟，画塑精美，南壁画千佛中央释迦说法图一铺，释迦牟尼两侧本应绘有一菩萨头像，一菩萨、一弟子、二神王，均被华尔纳盗劫。而约建于初唐，以佛教史迹画为主要题材的第323窟主室南壁中央部分，也被华尔纳盗劫破坏。
事实上，这些壁画到了哈佛后被转移到丹尼尔•瓦尼•汤普森手里，他是福布斯的学生，也是一位文物保护专家。汤普森曾建议华尔纳使用一种“剥离技术”，即只从墙壁上剥离壁画表层，他本人曾在欧洲壁画上使用过那种方法。1974年，在接受一次访谈时，汤普森承认，他对敦煌壁画的修复尝试不算多么成功：“华尔纳没有使用又薄又弱的胶水。他使用的胶水很厚，几乎不可能处理。洞窟里面的墙壁很冷，胶水在上面很快结成了果冻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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