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章程
我把寫李誕的文章《當我們談論李誕時我們談論什麼》放在豆瓣，沒想到引起了熱議。一個讀者拋給我一個問題：在資本為王的時代成長起來的90後，在接受著“讀書就能改變命運”成長起來的90後，遇到的是什麼？是在資本浪潮中個人力量的渺小，是試圖通過自己改變命運卻不如一個好爹的無奈，是階級逐漸固化後，年輕人的那種無力感。如何消解這種無力感，如何與社會和解？
這個問題太龐大了，我當時給她的回覆是：你說的這個問題，是否在每一代身上都會遇到。80後有80後需要面對的現實，90後有90後需要面對的現實，每一代終將遇到理想與現實的鴻溝。只是，我們所經歷的現實是消費社會愈來愈強大，我們這代人的境遇多少類似於日本當下“低慾望”社會，日本青年人也變得“佛系”，雖然他們沒有這個詞。至於去應對這種現實的策略，我暫時還沒有想好。不過我相信熊培雲的話，年輕時候要是還沒想好乾什麼，或是不確定自己適合幹什麼，要麼努力賺錢，要麼多讀點書，想要讓自己更自由，這二者必不可少。
可是，我始終覺得關於這個問題闡之未盡。看了《三塊廣告牌》，覺得這片子和《海邊的曼徹斯特》一樣喪，所有人的人生似乎都是破碎的，每個人都疲於應對著生活。在整個壓抑的電影氛圍中，弗蘭西斯·麥克多蒙的炸裂的演技卻提醒了我：哦，原來你可以喪，但卻可以牛逼哄哄的喪著。
1
弗蘭西斯·麥克多蒙在電影中飾演的一位脾氣暴戾，性格強勢且獨立的女性，她的生活確實夠“喪”，她的丈夫離開了她，和一個十九歲的姑娘同居，她的女兒因為與她爭執離家後被強姦殺害，她租用了三塊廣告牌矛頭直指警察的不作為，那個罹患癌症廣受鎮上人民愛戴的警察局長因此不堪重負而自殺，所有人都批評她的冷漠。除了自己的兒子與好友，她儼然已經已經成了鎮上人們的公敵。似乎她生活的一切都乏善可陳，仿若美國版的《被嫌棄的松子的一生》。
為了洩憤她燒燬了警察局，她對前來疏導她的牧師惡語相向，甚至對給她車窗丟雞蛋的學生她也絲毫不留情面。她為了自己的一個信念和整個世界為敵。
影片中我最喜歡結局，她向洛克威爾飾演的那個吊兒郎當的警察坦白：“有件事我跟你說，警察局的火是我放的。”“我知道，除了你還能是誰。”洛克威爾漫不經心地應聲道。那一刻，她會意一笑，這似乎是她在全片唯一的一次笑容。兩個人在那一瞬間已經完全和這個世界和解了吧。與其說去復仇，反倒像是自我救贖之旅。
我不覺得她最後的和解，只是在那一個契機下突然對生活溫柔以待了，她此前的西緒弗斯式的抗爭的代價，才換來了最後與自己和解的“自由”。讓自己更自由從來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沒有一種人生是夠輕鬆的。科恩有句話現在被廣為流傳：“萬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進來的地方。”所謂的成熟，成長的代價就是這樣吧，把自己的內心揉皺，甚至撕裂，最後還是要把它熨妥帖，放平整。
牛逼哄哄的喪著，只是提醒著你，你不能就這麼輕易地對生活的“喪”姑息的。
2
2017年看《至暗時刻》，看哭了，與我類似的還有一個同學，有人就在問：“很好奇你們直男的淚點在哪裡？”大抵，最能觸動自己內心最柔軟處的，無非是那種明知不可而為的決絕，那種永不姑息和妥協的傲慢。
所以，與《至暗時刻》講述同一個現實卻用另一個角度敘述的《敦刻爾克》也觸到了我內心。《敦刻爾克》中軍人們被民眾自發組織的漁船陸陸續續送回來了，他們原本擔心自己只是作為一個失敗者回歸，甚至為此羞赧。可是家鄉的人們卻向迎接勝利者一般迎接著他們，車窗外的人們歡呼著，給他們啤酒和麵包。此時，丘吉爾的那段著名演講在背景中響起：
“我們將在法國作戰，在海上作戰，乘著高漲的信心和力量空中作戰，不惜一切保衛我們的家園。我們將在海灘作戰，我們將在敵軍登陸點作戰，在平原和街巷作戰，在山野作戰。我們永遠不會投降。”
那個固執又倔強的老頭丘吉爾，憑著廣播鼓舞著即將失去抵抗抵抗信念的國民的士氣。
喪文化的流行雖然是當下時代的一個特徵。可其實，所謂的喪，無非只是一種生存的狀態。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喪。只是湊巧，我們這一代碰到了互聯網的空前壯大，所以我們的抱怨，自怨自艾，可以被網絡這個媒介放大，傳遞。丘吉爾的時代有丘吉爾時代的喪，納粹以狂飆突進之勢席捲著歐洲，英國的軍隊接連敗退，在敦刻爾克四面楚歌，絕望無助。我不覺得英國軍隊所面對的整個民族即將如喪家之犬的態勢會比我們當下現實更輕易，更容易承受。這段歷史太過沉重，以至於在《敦刻爾克》中，諾蘭根本不需要在電影中放過多的臺詞，因為現實只剩下喑啞和嗚咽。
即便我們反觀丘吉爾，現實中的丘吉爾，身材肥胖，酗酒抽菸，常常言辭不清讓人以為是囈語，而且他終其一生都在和如夢靨般隨行的抑鬱症抗爭，在和那個酗酒的父親的原生家庭所帶給他的焦慮和壓抑抗爭，他不敢睡在陽臺上，原因是那種想一躍而下的衝動隨時會有。
每一個金燦燦的人生和歷史時刻，撕開光鮮後，似乎都是那麼普通，甚至殘酷。“喪”並不是你拒絕外界，對現實放棄抵抗的擋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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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絳先生有一句話特別適合用來解釋“喪文化”：你的問題主要在於讀書不多而想得太多。
2014年的時候《馬男波傑克》一度成為了這種“喪文化”的標誌，每次見到有人在分享《馬男波傑克》裡面的金句，這些如“葛優癱”一樣風靡的喪氣滿滿的話，似乎都有一個不滿現實的年輕人隱藏在這些言語的背後哀嘆自艾，失意遣懷，把“喪”作為深諳與洞悉世事和人性後的抉擇。
《馬男傑波特》裡，提供了兩種人格的原型，一種是“Zelda”型的，外向樂觀，溫暖善良，他們是聚會上的焦點，以花生醬先生為代表，一種是“Zoe”型的，尖酸刻薄，自私自欺，又自戀自大，以馬男為代表。
幾乎每個人的人格里總是這兩種類型在此消彼長地較量著，當我們無限接近於後者，也就靠近了所謂的“喪文化”。“喪文化”下的年輕一代對奮鬥、消費、買房、結婚、生子已經不再有那麼強烈的“慾望”了，他們或許有想太多的弊病，但卻缺乏了與之匹配的行動力，有人索性就把“喪”作為標籤，讓自己在這個標籤裡解釋通自己對現實所有的不抵抗，因為外在的一切質疑都可以用一句話去反駁：“因為我本來就很喪啊。”
可是，從來如此，就是對的嗎？本來就很喪，就能讓自己所有的行動都成為必然嗎？對於那個讀者拋給我的問題，我現在其實想說，和世界的和解不是“佛系”或是對“喪”的妥協換來的，那隻能叫你在現實面前的束手就降。和世界的和解是在與自我與社會的抗爭中一點點地換取個體的“自由”，而這一切都有代價，就像《鋼之鍊金術師》裡面的“等價交換”的定律。成長的代價是捨棄一部分的自我，捨棄一部分的偏執，去換取一部分的“自由”。
總在媒體面前嘻嘻哈哈的李誕成了“佛系”的符號，可是這只是他在這個媒體時代的社會人格罷了，那個在內蒙獨自飲酒到微醺的年輕人，這個才是他最本我的狀態，可是那個本我早被他殺死在最幽暗處了。他內心足夠強大到殺死過去的自己的那一刻，才是他和這個世界最終的和解。所謂的和解，其實是自我抗爭後的結果，而並不是無所作為的藉口。
殺死過去的自己，是一件多不容易的事，我們多少隻願意把最懦弱最脆弱的本我藏著掖著，隱瞞著，不去觸碰，顧左右而言他。
其實喪並不是一種非常糟糕的狀態，我們大可不必視其為洪水猛獸，可是我們卻也不能在其中甘之如飴。你可以試著堅持做一件無關緊要的事，只為了簡單地從自己的舒適圈走出。你也可以無止境地去擁抱資本，把賺錢作為人生信仰。你可以讀書寫作，藉助文字完成自我救贖。這一切，都是你和那個安逸的自我一點一滴進行著抗爭。這種點滴的水落，不會輕易化為空氣灰飛煙滅，它可以穿過最堅硬的石頭。胡適先生給人題詞，喜歡引用過《法華經》的一個詞彙“功不唐捐”，意思就是所有的功德和努力並不會付諸東流，一切必有迴響。
永遠不妥協，永遠較勁著，大概就是你在喪中所需要的那一點點的牛逼勁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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