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纵即逝的磷光
——思郁《带一本书远离人群》序
●曹亚瑟
谁人年少时没点轻狂。这就是西方典籍对我的影响，思郁估计比我理智多了。后来，我转而沉湎于中国古籍，深陷不能自拔，尤喜文人别集和历代笔记。那天与思郁聊起，陈寅恪、钱锺书都是游历西方的饱学硕儒，中年之后纷纷转向中国古籍，从此不离不弃，这似乎已成为中国文人学者的通例。思郁深以为然。他说这方面正是自己的短板，所以让我推荐几本好看易读的古籍。我记得为他找了《袁中郎尺牍》《肉蒲团》几本书（哈，从推荐书目看我也是误人子弟），让他先培养兴趣。只是此后思郁发表的文章仍以西学评介为主，我想或许他正在行“打通”之术吧。
我知道作为职业读书人和写作者既是幸运的，也是极为辛苦的。一个例子是，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一书诞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里，他在帆布包里装个笔记本，在枪声的间隙里不断写作。他的美国学生诺尔曼·马克康姆回忆，维特根斯坦战后在剑桥大学担任哲学教授时，因为不喜欢学院式生活，也不擅长讲课，所以对当职业哲学家非常厌倦，他不仅几次劝说马克康姆不要把哲学当作职业，自己后来也索性辞去了剑桥大学的教职。他曾对别人嘲弄地说：“罗素现在还在搞哲学，这不会毁掉他自己吧？”离开剑桥后，维特根斯坦离群索居，晚年一直生活在爱尔兰乡下的农庄和一处海边渔村里。我很理解维特根斯坦的心态，当支撑爱好的是一份兴趣而不是一份职业时，会在里面投入更大精力。
看到这些，我想我似乎过虑了。思郁依然快活地游弋在西方学人理论与八卦之中。在他的笔下，我们不时能看到王尔德因为“男-男”关系“有伤风化”而被判入狱两年，有恋母情结的罗兰·巴特和有恋子情结的苏珊·桑塔格被他拎出对比，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来自雷蒙·阿隆的启发，腰封起源于《追忆似水年华》获龚古尔奖，昆德拉是不是个“告密者”姑且存疑，萨缪尔·贝克特老早就是个毒舌，薇拉为了纳博科夫竟放弃自己的天赋，成为作家遗孀在俄罗斯已繁衍为一种职业，等等等等。这些文化史的片羽碎金，本来散落在众多典籍之中，被思郁一一捡拾，汇集在一起，使那个时代稍纵即逝的磷光，能对现世折射出一点灵光。
按照本雅明的说法，文人雅士应该成为波德莱尔笔下的“波希米亚人”和“闲逛者”，他通过这种方式来寻找灵感和编织自己的关系网络。当然那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期，报刊稿酬空前高涨，大仲马每年能获得十万多法郎的报酬，拉马丁靠写作更是能拿到高达四十万法郎的回报。他无法逆料现今的报刊体系会逐渐崩塌，失去这一支撑，原来的“闲逛者”生涯已难以为继了。
我知道这项工作的不易。思郁平素读的很多书非常小众，以至于在图书馆里它们也会处于长期休眠当中。他的新居很快就被书籍填满了。藏书家只是他作为书评人的一个副产品而已。好奇的访客见到这许多书一般都会问起这个问题：“这些书你都读完了吗？”我们都曾被这个无聊的疑问折磨得啼笑皆非，这我想起翁贝托·艾柯在《别想摆脱书》里与让-克洛德·卡里埃尔的对话，他是这样回答的，可供思郁借鉴。第一种：“不。这些只不过是我下周要读的书。我读过的书都在大学里。”第二种则是：“我一本都没读过。不然我留着它们干吗？”用艾柯的话说，我们每个人家里都会有十几本、几百本乃至上千本没读过的书，只是总有那么一天，我们拿起这些书，发现自己了解其中的内容。怎么会有这种情况？他解释说：“第一种解释属于神秘学范畴，我本人无法接受：书的波会传到我们身上。第二种解释：这些年来，我们不是真的没有翻开过这本书，我们好几回把它移来移去，也许还翻阅过，只是自己记不得罢了。第三种解释：这些年我们读了一堆援引这部著作的书，这使得我们最终也熟悉了著作本身。因此，有很多方法可以让我们了解没读过的书。”
其实，按照乌拉圭作家卡洛斯·M.多明盖兹在《纸房子》中的说法，持续购置某些主题的书籍，正是我们据此认识世界、诠释世界的过程。“我们借由这个过程让书目逐步完备；我们从尚未拥有的某部书籍的相关数据入手，然后当我们购得那部书，它又将我们带往另一部书籍。一旦阅读，我非得查阅那部著作的所有相关批注，完全搞通书中全部含义不可，所以当我有空拿起一本书，有时候只是为了彻底读懂其中某一章节，甚至还得同时翻阅其他二十本书才行。”
也许，就在那个瓜瓞绵绵的读书过程中，又一个博学鸿儒炼成了。世界只有在这时才会收起它狰狞的一面，显露出它迷人的另一面。我们则用书筑起一个围城，在里面稍稍吐纳一口空气，迷醉一下自己。如此而已。
本文系《带一本书远离人群》的序言，思郁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第一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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