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汀陽 插圖／子傑
全文刊登於《新知》2015年12月刊
任何一個文明存在的歷史性（historicity）都表現為三個基本問題：何以如此？何以自立？又將如何？高更有一幅名畫的題目表達了與此同構的三個問題：我們從哪裡來？我們是誰？ 又到哪裡去？這三個問題之間構成循環的互相解釋，其實可以理解為一個存在論問題：變化而不變——所謂萬變不離其宗。如果一個文明的歷史回答不了自身歷史性的問題，就意味著， 或者其歷史沒有能夠形成屬於自身的歷史性；或者出現斷裂而失去了歷史性；或者其歷史從屬於另一種具有支配力量的歷史。歷史之事只是往事，往事之連續性未必能夠形成一種足以解釋自身之歷史性。如果一種歷史性足以解釋自身的存在秩序（the order of being），就意味著一種歷史具有自主的演化方式，而一種歷史的自主性必須來自此種歷史於萬變中能夠維持自身之道的內在動力結構。這裡要討論的就是：什麼是構成中國之歷史性的內在動力結構？
中國的歷史性並沒有完全覆蓋在中國地域上所發生的整個歷史過程，就是說，在今天稱為中國的這片大地上曾經發生的事情並不都屬於中國的概念，其中有部分時間裡發生的事情雖然屬於中國之地，卻不屬於中國歷史之歷史性。這裡難免遇到命名混亂的問題。就今天的現實而言，中國同時是一個國家， 一個文明和一個歷史，但作為一個國家的中國、作為一個文明的中國和作為一個歷史的中國卻不是同時發生的，而是逐步形成的。
在地理學意義上的中國歷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那時中國地域上有著眾多平行並立的初始文明，大概屬於蘇秉琦所說的“滿天星斗”格局，應該說，那是一個複數歷史的時代，尚未凝聚為一個共享的歷史。那時，各地的文明之間雖有互動，但尚未形成一個共同參與的政治遊戲，也就尚未整合為一個共同歷史，或者說，在形成一個共同的博弈遊戲之前， 不可能形成一個共享的歷史。真正形成了文明核心而生成了向心力的中國歷史大概從夏商周的“三代”文明開始，各地的文明互動逐步形成了以中原為核心的文明系統，許宏把二里頭看作是“最早的中國”，這是一個頗具說服力的象徵性起點。不過，三代之中國還沒有形成一個大一統模式的國家，而是一個世界性的“無外”天下，是一個在理論上等於世界而能夠容納萬國之天下體系。儘管當時的中國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卻被想象為世界，並且以世界性的格局而存在，因此，三代的歷史既是中國歷史，同時也是世界歷史。嚴格地說，天下之世界史只是周朝，夏商或可能已經有了關於天下的想象和眼界，卻尚未建立世界性的天下制度。成為法定製度的天下體系是周朝的創造，但在具有“厚古”精神的傳統敘事中，天下制度被追溯至堯舜禹湯，甚至象徵性地追溯至黃帝。大一統模式的中國是從秦朝開始的，秦朝放棄了天下制度之古法，代之以大一統國家制度，自此，中國的世界史結束了，而中國的國家史開始了。雖然秦漢以來的歷史不再是世界史而只是中國史，然而秦漢以來的中國卻仍然保留了天下觀念之遺產，並且將天下的精神化為國家的精神，將世界格局濃縮為國家格局，於是，中國成為一個內含天下結構的國家。這個“內含天下的中國”繼承了天下概念的“無外”兼容能力，或者說，“無外”的內部化能力。天下之所以是神聖的，是因為天下具有“無外”的性質而與無外的天同構，也就是說。無外的存在才能夠“配天”，而配天的存在就因為與天同構而具有神性。正因為中國內含天下結構，所以中國的存在方式得以使中國成為一個配天的神性概念，或者說，成為一個政治神學概念。內含天下的政治性質使中國不能被削足適履地歸入民族國家或者帝國之類的概念，這些概念的說明力相對於內含天下之中國來說都過於單薄了，甚至是概念錯位。
關於中國，有三個幾乎家喻戶曉的共識：中國文明是自發生以來從未中斷的文明，這意味著中國文明具有強勁的連續性；中國文明一直由多民族的多文化所構成，這意味著中國文明有著廣譜的兼容性；中國文明沒有產生出一種普遍的超越性宗教，更準確地說，沒有一種普遍的一神教，至多有一些地方民間宗教，而且大多數都不是超越性宗教，於是，中國文明被認為是缺乏宗教性的高度世俗化文明。這些共識只表達了現象，或者說是來自現象的結論，並沒有得到有效的解釋。因此，我試圖把這些共識重新問題化，並非質疑這些有目共睹的現象，而是試圖解釋事情為什麼是這樣的，同時也建立對這些現象的重新理解。
中國文明的連續性、兼容性和非宗教性與其說是答案， 還不如說正是需要分析和解釋的問題。首先，連續性和兼容性的成因關鍵在於其動力來源。假如缺乏一種無法拒絕的博弈動力，那麼，一種遊戲就不可能具有持續的吸引力。一種傳統之所以能夠連續存在，不是因為它是個傳統，而必定存在著某種穩定發生作用的客觀動力使之慾罷不能；同樣，一種文明的兼容性也不可能僅僅因為善意或者包容心之類的倫理觀念，而必定存在著某種客觀動力使得兼容的共在方式成為最大利益之所在。總之，一個存在之所以如此存在的最終理由必定是因為一種有效的存在動力和存在方式，而有效的存在方式正是一種傳統之所以能夠成為傳統的理由。因此，我試圖在存在論上去論證，中國之所以成為中國，就在於早期中國為了爭奪最大物質資源和最大精神資源的博弈活動形成了以中原為核心的“旋渦”動力模式，旋渦一旦形成，就具有無法拒絕的向心力和自身強化的力量，從而使所有參與者無法脫身，終於形成一個巨大的旋渦。我相信旋渦模式能夠解釋為什麼中國並非擴張型的帝國卻能夠不斷擴展，其秘密就在於，中國的擴展不是來自向外的擴張，而是來自外部不斷在旋渦中向心捲入。“中國旋渦”的形成一方面與中國的博弈遊戲有關，另一方面與中國發展出來的天下體系有關。天下體系是化解旋渦衝突而兼收幷蓄的最優共在制度，它創造了多文化多民族的共在方式，也創造了眾多權力的一體合作模式。即使在天下體系終結之後，天下精神也作為遺產而化為中國國家的內部結構，因此得以形成一個多文化多民族的大一統國家。正因為中國的內在結構一直保持著“配天”的天下格局，因此中國成為一個具有神性的存在。這也解釋了中國的精神信仰問題。任何文明都需要某種精神信仰，這是一種文明安身立命之處，也是自身確認的絕對依據。通常認為中國缺乏一個普遍宗教，因此缺乏精神信仰， 這種理解非常可疑。假如真的缺乏普遍的精神信仰，那麼又如何解釋中國的精神整體性以及安身立命的穩定依據？這是一直未能有效解釋之謎。比較流行的權宜解釋是把儒家理解為一種準宗教去解釋中國精神，但這種解釋顯然無法充分解釋中國的整個精神世界。也許儒家能夠大致解釋中國的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但很難解釋中國的精神信仰——儒家是世俗生活準則， 並非神聖的精神信仰。我試圖說明的是，中國的精神信仰就是中國本身，中國的存在本身意味著一個神性概念，或者說，中國就是中國人的精神信仰，中國的存在方式就是中國的神學信念。中國存在之神性是被我們所默認的，與意識同在而反而不被意識到。當以存在論的視界去反思中國之存在，中國作為神性概念之精神信仰就在意識中顯現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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