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汀阳 插图／子杰
全文刊登于《新知》2015年12月刊
任何一个文明存在的历史性（historicity）都表现为三个基本问题：何以如此？何以自立？又将如何？高更有一幅名画的题目表达了与此同构的三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 又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之间构成循环的互相解释，其实可以理解为一个存在论问题：变化而不变——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如果一个文明的历史回答不了自身历史性的问题，就意味着， 或者其历史没有能够形成属于自身的历史性；或者出现断裂而失去了历史性；或者其历史从属于另一种具有支配力量的历史。历史之事只是往事，往事之连续性未必能够形成一种足以解释自身之历史性。如果一种历史性足以解释自身的存在秩序（the order of being），就意味着一种历史具有自主的演化方式，而一种历史的自主性必须来自此种历史于万变中能够维持自身之道的内在动力结构。这里要讨论的就是：什么是构成中国之历史性的内在动力结构？
中国的历史性并没有完全覆盖在中国地域上所发生的整个历史过程，就是说，在今天称为中国的这片大地上曾经发生的事情并不都属于中国的概念，其中有部分时间里发生的事情虽然属于中国之地，却不属于中国历史之历史性。这里难免遇到命名混乱的问题。就今天的现实而言，中国同时是一个国家， 一个文明和一个历史，但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作为一个文明的中国和作为一个历史的中国却不是同时发生的，而是逐步形成的。
在地理学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那时中国地域上有着众多平行并立的初始文明，大概属于苏秉琦所说的“满天星斗”格局，应该说，那是一个复数历史的时代，尚未凝聚为一个共享的历史。那时，各地的文明之间虽有互动，但尚未形成一个共同参与的政治游戏，也就尚未整合为一个共同历史，或者说，在形成一个共同的博弈游戏之前， 不可能形成一个共享的历史。真正形成了文明核心而生成了向心力的中国历史大概从夏商周的“三代”文明开始，各地的文明互动逐步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文明系统，许宏把二里头看作是“最早的中国”，这是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象征性起点。不过，三代之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大一统模式的国家，而是一个世界性的“无外”天下，是一个在理论上等于世界而能够容纳万国之天下体系。尽管当时的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却被想象为世界，并且以世界性的格局而存在，因此，三代的历史既是中国历史，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严格地说，天下之世界史只是周朝，夏商或可能已经有了关于天下的想象和眼界，却尚未建立世界性的天下制度。成为法定制度的天下体系是周朝的创造，但在具有“厚古”精神的传统叙事中，天下制度被追溯至尧舜禹汤，甚至象征性地追溯至黄帝。大一统模式的中国是从秦朝开始的，秦朝放弃了天下制度之古法，代之以大一统国家制度，自此，中国的世界史结束了，而中国的国家史开始了。虽然秦汉以来的历史不再是世界史而只是中国史，然而秦汉以来的中国却仍然保留了天下观念之遗产，并且将天下的精神化为国家的精神，将世界格局浓缩为国家格局，于是，中国成为一个内含天下结构的国家。这个“内含天下的中国”继承了天下概念的“无外”兼容能力，或者说，“无外”的内部化能力。天下之所以是神圣的，是因为天下具有“无外”的性质而与无外的天同构，也就是说。无外的存在才能够“配天”，而配天的存在就因为与天同构而具有神性。正因为中国内含天下结构，所以中国的存在方式得以使中国成为一个配天的神性概念，或者说，成为一个政治神学概念。内含天下的政治性质使中国不能被削足适履地归入民族国家或者帝国之类的概念，这些概念的说明力相对于内含天下之中国来说都过于单薄了，甚至是概念错位。
关于中国，有三个几乎家喻户晓的共识：中国文明是自发生以来从未中断的文明，这意味着中国文明具有强劲的连续性；中国文明一直由多民族的多文化所构成，这意味着中国文明有着广谱的兼容性；中国文明没有产生出一种普遍的超越性宗教，更准确地说，没有一种普遍的一神教，至多有一些地方民间宗教，而且大多数都不是超越性宗教，于是，中国文明被认为是缺乏宗教性的高度世俗化文明。这些共识只表达了现象，或者说是来自现象的结论，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释。因此，我试图把这些共识重新问题化，并非质疑这些有目共睹的现象，而是试图解释事情为什么是这样的，同时也建立对这些现象的重新理解。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兼容性和非宗教性与其说是答案， 还不如说正是需要分析和解释的问题。首先，连续性和兼容性的成因关键在于其动力来源。假如缺乏一种无法拒绝的博弈动力，那么，一种游戏就不可能具有持续的吸引力。一种传统之所以能够连续存在，不是因为它是个传统，而必定存在着某种稳定发生作用的客观动力使之欲罢不能；同样，一种文明的兼容性也不可能仅仅因为善意或者包容心之类的伦理观念，而必定存在着某种客观动力使得兼容的共在方式成为最大利益之所在。总之，一个存在之所以如此存在的最终理由必定是因为一种有效的存在动力和存在方式，而有效的存在方式正是一种传统之所以能够成为传统的理由。因此，我试图在存在论上去论证，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就在于早期中国为了争夺最大物质资源和最大精神资源的博弈活动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旋涡”动力模式，旋涡一旦形成，就具有无法拒绝的向心力和自身强化的力量，从而使所有参与者无法脱身，终于形成一个巨大的旋涡。我相信旋涡模式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并非扩张型的帝国却能够不断扩展，其秘密就在于，中国的扩展不是来自向外的扩张，而是来自外部不断在旋涡中向心卷入。“中国旋涡”的形成一方面与中国的博弈游戏有关，另一方面与中国发展出来的天下体系有关。天下体系是化解旋涡冲突而兼收并蓄的最优共在制度，它创造了多文化多民族的共在方式，也创造了众多权力的一体合作模式。即使在天下体系终结之后，天下精神也作为遗产而化为中国国家的内部结构，因此得以形成一个多文化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正因为中国的内在结构一直保持着“配天”的天下格局，因此中国成为一个具有神性的存在。这也解释了中国的精神信仰问题。任何文明都需要某种精神信仰，这是一种文明安身立命之处，也是自身确认的绝对依据。通常认为中国缺乏一个普遍宗教，因此缺乏精神信仰， 这种理解非常可疑。假如真的缺乏普遍的精神信仰，那么又如何解释中国的精神整体性以及安身立命的稳定依据？这是一直未能有效解释之谜。比较流行的权宜解释是把儒家理解为一种准宗教去解释中国精神，但这种解释显然无法充分解释中国的整个精神世界。也许儒家能够大致解释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但很难解释中国的精神信仰——儒家是世俗生活准则， 并非神圣的精神信仰。我试图说明的是，中国的精神信仰就是中国本身，中国的存在本身意味着一个神性概念，或者说，中国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信仰，中国的存在方式就是中国的神学信念。中国存在之神性是被我们所默认的，与意识同在而反而不被意识到。当以存在论的视界去反思中国之存在，中国作为神性概念之精神信仰就在意识中显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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