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9年八月十五日土木堡之变正统皇帝被俘的消息，在十六日
晚上十二点左右传到皇宫，送信者来自怀来卫。怀来卫的信息来源，是由千户梁贵带来的书信，而书信则是由一位名叫袁彬的锦衣卫校尉在正统皇帝朱祁镇的授意下写的。袁彬在后来追忆的《北征事迹》中记载说：“十六日，皇上在雷家站高岗地上众坐，达子围着。是臣远观，认的是我英宗皇帝。臣叩头哭，上问：‘你是甚么人？’臣说是校尉。……又问：‘你会写字不会？’臣说会写。就令在左右随侍答应。”英宗朱祁镇写信的意思，是让宫中多拿财宝来赎他。
十七日，皇太后孙氏、皇后钱氏用八匹马驮着大批珍宝，派使者送往也先营里，企图赎回朱祁镇。不过，显然也先的目的不止是金银财宝。从十七日开始，
也先就带着朱祁镇到宣府、大同等城下，以朱祁镇为要挟，要求打开城门。各镇守军或者不敢轻信，或者害怕城池失陷，顶着抗旨的危险，只是提供了一些银子，坚决不向裹挟着英宗皇帝而来的瓦剌军队妥协。
八月十七日，前方兵败的消息在京城蔓延开来。面对危急的形势，留守北京的皇室及大臣们立即做出几项重要的反应。
一、因为国不可一日无君，皇太后八月十八日命正统皇帝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监国；九月初六，朱祁钰正式即皇帝位，改次年为景泰元年；同时，遥奉朱祁镇为太上皇，立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
二、追究土木堡之变的责任，诛灭王振全家及其党羽。在八月二十三日的午门之前，愤怒的官员们在给事中王竑的带头之下，将王振的党羽同时也是当初杀害刘球的锦衣卫指挥马顺活活打死。有官员脱靴击打马顺，将马顺的眼珠都打了出来，一时“血流门阈”。
三、议定京城战守事宜 。由于明军新败，人心惶惶，有些官员因为害怕京城不保，开始将自己的家眷送往南方。
翰林院侍讲徐有贞就是典型的逃跑主义者。他说，京城守军不到十万人，根本无法抗挡瓦剌军队的进攻，建议迁都南京。但是，兵部侍郎于谦坚决主张留守北京。于谦认为一旦南迁，极有可能落得当初南宋那样的下场，只能划江而治。他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于谦主战的想法，得到了监国朱祁钰的首肯。
于谦（1398年—1457 年），字廷益，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于谦的相貌谈吐都很儒雅，所谓“风骨秀峻，音吐鸿畅”。不久，于谦任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官仅七品，但作为“言官”却有相当程度的建言权。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于谦随朱瞻基征讨反叛的汉王朱高煦，受命数落朱高煦的罪状时，“其言皆正大剀切”，深为朱瞻基所欣赏。宣德五年（1430 年），朱瞻基特别选拔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治河南、山西两省。由正七品的御史到正二品的兵部侍郎，于谦在当时是破格提拔的典型。正统十三年（1448年），于谦回朝，任兵部左侍郎，时年五十岁。
明史学家
吴智和先生评论道：“回顾谦自中进士留居翰林数年，随侍瞻基左右，学艺精进，及出为监察御史、巡抚，兴革地方诸弊，要在必行。以如是干练外官，又清廉不媚权贵，上追历代名臣贤相。即无‘土木之变’，亦将与世不朽！”
于谦《石灰吟》
土木堡之变后，监国朱祁钰先让于谦代理兵部尚书。八月二十一日，于谦正式担任兵部尚书，主持北京防务。土木之变，将于谦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于谦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
他加强宣府、大同、紫荆关、居庸关等边塞军事要地的防守，修缮关隘，严令守将不得出城。也先挟英宗到大同。大同守将郭登拒绝开城，声称：“奉命守城，不知其他。”如此一来，也先以手中的俘虏英宗皇帝四处讹诈之策，便不再奏效了。
为弥补京城兵力不足，于谦建议将南北两京和河南备操的军士、运河沿岸运粮的漕军、山东等地沿海备倭的军士，都调来守卫师，同时还派出官员到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省招募民兵。
于谦还起用之前兵败下狱的将领石亨，让他总领京城兵马。到九月底，北京已经集中二十余万守城部队，且军纪严明，整个北京一带的防务得到了整顿和 加强。
十月，瓦剌军队分三路大举向明朝进攻，一路由也先率领主力部队攻打紫荆关，一路进攻宣府镇，一路由古北口进犯密云。十月初九，瓦剌军队攻破紫荆关。居庸、紫荆、倒马，为京师防卫的“内三关”。由居庸关入，则势必先经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的宣府镇。紫荆关在保定府易州西八十里，为京师西南屏障，“宽敞多歧路，守者素不为备”，土木之变后由孙祥、韩青驻守。也先选择从残破的大同直趋紫荆关，是有战略眼光的。两天后，瓦剌军队逼近京师。
大敌当前，于谦采取了积极的防御策略。他命令诸将分领二十二万士兵，列阵京师九门外：石亨在德胜门，陶瑾在安定门，刘安在东直门，朱瑛在朝阳门，刘聚在西直门，顾兴祖在阜成门，李瑞在正阳门，刘德新在崇文门，汤节在宣武门。
当瓦剌兵临城下时，于谦更是不顾自己的安危，亲自率军布阵于德胜门外，准备对抗瓦剌的主力。他颁发严格的临阵军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
北京保卫战从十月十三日打响，持续五天。十七日，没有讨到便宜的瓦剌军队自动解围，挟带着正统皇帝自紫荆关撤退，途中一路劫掠。出紫荆关后，也先见朱祁镇，宰马，割下马肉，烤了给朱祁镇，并说：“勿忧，终当送还。”
此时，明朝已改立了新的皇帝，
也先手中的太上皇朱祁镇，已成了一张没有用处的牌！也先后来对明朝使臣李实说：“太上皇帝留在这里，又做不得我皇帝，是一个闲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商传
北京保卫战保证了明朝统一国家的延续。如果真的把北京放弃了，到南边去了，北方就彻底乱了。如果北方的蒙古人进来了，再想北伐，谈何容易？所以保卫北京，实际上是防止国家分裂的关键一步。
明英宗朱祁镇（1427—1464年），1435—1449年、1457—1464年两次在位。
也先既然觉得扣在手中的太上皇成了无用之物，按理说，明朝朝廷应当积极争取让太上皇朱祁镇早日返回北京。然而，皇权是自私的，皇位是诱惑人的。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太上皇”朱祁镇如果回到北京，景泰帝朱祁钰的合法性便会成为问题。他到时该怎么办呢？是让朱祁镇重新做皇帝？还是自己继续当自己的皇帝？
历史有过类似的经验。南宋的高宗赵构，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立都之后，全然没有北伐之念。因为，一旦北伐成功，徽宗、钦宗二帝回来之后，作为徽宗第九子的赵构，就没有再做皇帝的合法性了。
像南宋高宗一样，景泰帝朱祁钰也不希望哥哥朱祁镇回到北京。朱祁钰决心要保持他的权力。他的生母和妻子成了皇太后和皇后，而正统皇帝的生母与妻子则搬迁到了其他的宫殿中居住。
朱祁钰在迎回太上皇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使朱祁镇在蒙古草原居住了将近一年。也先每二日向朱祁镇进一头羊，七日进一头牛，逢五、逢七、逢十设宴，且逐日进牛奶、马奶；英宗在营中，或坐暖车，或乘马。朱祁镇在大漠的生活似乎其乐融融。
然而，朱祁镇无法适应在草原上生活的日子 ：饮食中没有米饭，也没有蔬菜，因为那里根本就不生产这些。这是让昔日养尊处优的皇帝受不了的。之前八月瓦剌军骚扰大同时，朱祁镇还曾经向大同守将索要西瓜和雪梨。此外，朱祁镇在蒙古，衣着上也很不方便。他见到明朝派过去的使臣，没说几句话就问道：“你每与我将得衣帽来否？”
后来内阁大学士彭华在一篇名为《高千户寿藏碑铭》的文章中谈到，一个名叫高君旺的千户曾在这一阶段随侍正统皇帝。景泰元年（1450 年）正月初三，“宿黄河套赤山傍，君躬往采薪，今都督袁公彬亲提汲”。从这段话可知，当时正统皇帝身边的人都得亲自干活，打柴提水。所以，正统皇帝在北边的生活，饮食与衣着极为不便，而绝非怡乐自在。
景泰元年六月，朝廷派往蒙古的礼部侍郎
李实发现，朝廷的信中竟然只字未提那位倒霉的正统皇帝。太上皇问李实：“我在此一年，因何不差人来迎我回？”
李实只好撒谎说往来消息都不可靠，自己这次来就是要“探陛下回否消息”。
朱祁镇也算知趣，黯然说：“你每回去上复当今皇帝并内外文武群臣，差来迎我，愿看守祖宗陵寝，或做百姓也好。”
为了能够回国，朱祁镇已经不敢奢望往日的荣华富贵了。
《女医·明妃传》还原"夺门之变"
或许是李实带回了太上皇的口头保证，或许是兵部尚书于谦所说的那句话让朱祁钰吃了定心丸。在议论迎回太上皇之事时，于谦劝慰现任皇帝说：“大位已定，孰敢有议。”于是，明朝使臣杨善在八月将朱祁镇接了回来。
朱祁钰用了最为简陋的仪簿来迎接自己的兄长：“居庸关里接，用轿一乘，马二匹。”八月十五日，又一个团圆的节日，朱祁镇在被俘整整一年后，从安定门进入北京城。
不过，此后的朱祁镇不过是从一种囚徒的生活过渡到另一种囚徒的生活。他被自己的弟弟变相囚禁在南宫。两年后，朱祁钰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廷议时，敢于反对改立太子而不署名的，只有刑科给事中林聪等三个品秩较低的官员。显然，
如果没有年的一场变故，朱祁镇将注定在南宫终老一生。
石亨（？－1460年），早年抗击瓦剌，颇有战功。后于景泰八年（1457年）发动夺门之变，拥立朱祁镇复辟，得以权倾朝野。天顺四年（1460年），石亨大肆培植党羽，干预朝政。朱祁镇不能忍受，罢其职，得罪瘐死狱中，尽诛其党羽。
1457年，按照正常的纪年，应该是景泰八年。正月，
景泰皇帝朱祁钰病重。此时朱祁钰的儿子已死。人们在为皇位的继承默默盘算。不少大臣建议，应该恢复朱见深的太子之位。武清侯石亨却认为：“请复立东宫，不如请太上皇复位，可得功赏。”他纠合一批政治投机分子，如太监曹吉祥、都督张軏、左副都御史徐有贞等，决定政变。
正月十六日夜，张軏率兵进入皇城，打开南宫，迎朱祁镇入奉天殿。十七日黎明，朝房中等候的大臣们得到了“上皇帝复位”的消息。英宗复辟后，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废景帝为郕王。景帝不久逝去，葬于北京西山的景帝洼。这起事件，史称“南宫复辟”，又称“夺门之变”。
夺门之变后，石亨等要杀于谦，英宗朱祁镇不忍。徐有贞就说：“若不置谦等于死，则今日之事为无名。”据说，于谦死时，北京城阴霾四塞。皇太后后来在宫中闻此事，很是震惊，说：“于谦于国甚有功，何忍至此？”一位曾经对国家社稷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就这样死于阴谋家和投机分子之手。
到成化初年，于谦之冤才被洗刷。成化皇帝称赞于谦说：“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明朝时人们在北京、杭州等地为于谦立祠，以示悼念。
卜宪群 总撰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撰稿
华夏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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