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程。陶器是古人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第一次利用天然物，并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那时，人类虽已学会将石头制成各种工具，但并没有创造出另一种物质，石头仍是石头，只有量和形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变化。而陶器的烧制则不同，人们把粘土与适量的水混合后，制成各种器物，干燥后经火焙烧，变成了陶器。从柔软的粘土，变为坚固的陶器，不仅有量的变化，更有质的改变。这是人类利用火，第一次通过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改变成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同时，陶器的发明也大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在人类生活史上开辟了新的纪元。
陶器出现的年代，约计在距今8—9千年之前。考古发现：河南新郑的裴李岗文化、河北武安的磁山文化出土的陶器为目前发现的时代最为久远的陶器之一，它们距今约为8千年。
临西是古陶发祥地之一，距今至少也应有5000多年的历史。范庄遗址，即是这样一个古陶作坊。从它烧造的古陶和临西各地出土的古陶分类来看，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
一、陶生活器皿
2009年3月，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普查队的专家在笔者的引领下，认定了临西西南部的范庄遗址。后来，通过笔者的考古发掘，发现范庄遗址又有上、下两个文化层，专家们的发现，仅是上部文化层的上部。上部文化层为典型的商至汉代文化。在此文化层下部，发现了一处陶窑遗址。在上层文化之下，隔80㎝不等的沙层之下是为下层文化。在下层文化层中，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蚌镰，大量的原始陶片堆积，还见有磨制石器等。蚌镰集中出土于遗址东北部的一处沙层之下，所见数件完整器及不少残件均是未经使用过的，据此分析，此处似为蚌镰加工作坊。与其共同存在的原始陶片与罗庄遗址出土的陶片相比对，有着相同的特点。罗庄遗址出土的“阴沉木”经碳十四测定，为距今4300年（＋-）之物，可见两遗址出土的陶片似应有共同的年代。
通过对下层文化陶片的分析看，此一时期的陶器皿，系纯手工制作（非轮制技术），它的胎质粗糙，胎体内夹杂物较多，成分复杂，但胎体较薄，制作较精，胎色以红为主，有的红、灰相见，出土后胎体内部均呈现不规则的冰裂纹。根据陶片和相伴出土的蚌镰，以及罗庄遗址的陶片和相伴出土的“阴沉木”综合分析，这类陶片似应为新石器中、晚期之物，距今约为5000年左右。从陶片的分布及存量分析来看，此处或为新石器中、晚期的陶器烧造作坊。以此论之，范庄遗址是至今为止临西乃至周边县、市发现最早的陶器烧造作坊。从出土陶片综合分析，它们均应为陶生活器皿。
范庄遗址的上层文化出土物丰富，其中有陶鬲、陶鬲足模、拍印绳纹高领罐、陶釜、陶豆、陶杯、陶壶、陶鼎、陶酿酒壶、陶纺轮等物。在陶窑及其周边，基本上是灰土和陶片堆积，堆积层厚度有的深达两米以上，可见当年窑区之盛。陶片纹饰有粗、细绳纹、菱形纹等。这些极具时代特征的典型器物，代表了范庄遗址上层文化的年代，即商、周、战、汉文化特征。范庄遗址丰富的文化埋藏，说明了它曾经拥有的历史辉煌。
在今临西县西南部一带，除范庄遗址丰富的陶器皿出土外，西马鸣堂遗址（榆阳古城遗址）也有丰富的陶器皿出土，其出土物的时代特征与遗存下限，与范庄遗址上层文化上、下限的时代基本相同（上限偏晚）。两遗址西北、东南相距3华里，据推论，榆阳古城的陶器皿遗存即为范庄陶窑的产品，或者说范庄遗址后来即为榆阳古城的陶作坊。
在相同的区域内，除榆阳古城遗存外，还有秦白地东北、西南两处遗存以及三圣庙村西、海尔寨村北等数处遗存。不过，后述几处遗存均为战、汉遗存，如秦白地东北遗存早年出土的一件完整的拍印绳纹平底高领陶罐，即为战国遗存。
总之，从以范庄遗址为代表的今临西西南部的古陶文化之盛来看，今临西西南部一带是我域先民较早开发的一块处女地，范庄遗址，是商代之前至战、汉文化的代表性符号。
二、建筑用陶
我国最早的建筑用陶是陶水管的烧造，它在商代已经生产，到西周时期，除继续生产陶水管外，又创烧建筑用瓦。陶瓦的发明，是我国建筑史上的重大成就，它改变了古人长期使用草顶的历史，这是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次革命，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建筑用陶以灰陶为主，胎质一般比较粗糙。范庄遗址、榆阳古城遗址都发现有建筑用陶瓦。在两遗址中，都偶有少量陶砖发现。由此说明：一、范庄陶窑遗址除烧造日用陶器皿外，还烧造建筑用陶。二、榆阳古城遗址与其相近，榆阳古城遗址所见之陶瓦、陶砖当系范庄陶窑遗址烧造。
从上述两遗址出土的建筑用瓦看，时陶瓦主要是板瓦、平瓦、和筒瓦三个品种。其中，范庄遗址三种瓦均有发现，但以板瓦和平瓦为主，筒瓦发现较少。榆阳古城遗址和万庄遗址则以板瓦为主，其他两种发现较少。研究板瓦和筒瓦的制作方法，当是先用泥条盘筑成类似陶水管的圆筒形坯，然后再进行切割。如果切割成三等份，则成为板瓦；如果切割成两等份，则为两个半圆形筒瓦；如果在筒瓦前端再安上圆形的瓦当，则成为带瓦当的筒瓦。从上述两遗址出土的陶片来看，多为灰陶板瓦，偶有红陶板瓦发现。其板瓦一般外饰多半截的绳纹（以利于流水），内饰菱形纹（以利于沾结）。其长度约为28厘米左右，宽度大约为13厘米，厚度为1厘米左右。
据有关专家研究，春秋时期的建筑用陶比西周时期的建筑用陶（瓦）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板瓦、筒瓦的形制变小、变薄，则相应地减轻了房顶的压力，筒瓦则出现了“榫头”，可以使铺设房顶的顶面显得吻合和平整，这是建筑陶瓦的一大改进。依此论之，上述两遗址的瓦体多小而薄，当为春秋时期遗物。而与范庄遗址相邻的万庄遗址则出土有外饰直线纹的筒瓦，其长度约37厘米，宽度约25厘米。这种筒瓦应为战、汉时期的遗存。
在范庄遗址上，还出土有不少长方形双面粗蔴布纹的平瓦。其长度32厘米左右，宽度28厘米左右，厚度2厘米左右。瓦体制作较好，绳纹深峻、规整，烧成温度较高，有的甚至达到烧结的程度。但从胎体断面看来，其胎体粗陋、孔洞较多。据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专家称，此等平瓦为春秋、战国时期遗物，从国家考古层面来看，也属罕见品种。双面粗蔴布纹平瓦的发明为陶砖的发明奠定了基础。
在范庄和榆阳古城两遗址上，都偶有陶砖发现。少见的灰陶砖胎质粗陋，胎内含杂质较多，孔洞多而较大，并有稻麦壳之类的包含物，做工比较原始，一般长约30厘米，宽约18厘米，厚约8厘米，两面均没有沟纹。研究此类青砖，判定为战国至西汉早期遗物。
西汉及其以后，建筑用陶的生产相对较多。从临西的考古发现来看，到东汉时期，砖的烧造已比较普及，质量均有较大的提高，陶砖的一面已经有了蔴布纹或绳纹，临西县简庄村北一带的“东汉三陵”（曹岗汉墓、“斗鸡台”汉墓和耿贵人墓）中，已开挖的曹岗和斗鸡台二墓都系砖室大墓，其砖体较大（与明代陈窑生产的贡砖基本相当），工艺明显地较战国青砖先进。王庄东汉墓，砖体较小，且有较规矩地绳纹出现，并见有驼纹画像砖。
在临清古城遗址的考古调查中，还发现有兽纹瓦当陶范和一些较名贵的瓦当，其中有两晋时期的金乌纹瓦当（汉代开始流行）、南北朝时期的联贝纹瓦当，唐、宋虎头瓦当等。既有瓦当陶范的发现，则说明唐代临清古城遗址即有烧造陶瓦的作坊。另在净土寺（址在下堡寺西南）、卫罗庵寺庙遗址均发现有金、元时期的龙纹瓦当，制作都比较精致。
隋唐时期，建筑用陶（特别是砖）比较普及，但在民间，还是以造墓或修庙为主要用途。考古发现证明，今修老官寨村南的西南沟中有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砖窑发现。唐、宋时期，建筑用陶广泛应用，在临清古城遗址中，即可到处发现唐、宋砖瓦的形迹。
古临清地域（今临西）砖瓦的烧造历史悠久、工艺先进，所以到明、清两代，沿今卫运河两岸则成为皇室贡砖的烧造基地。
三、陶明器
在商、周奴隶制度时代，奴隶主死后均以大批奴隶殉葬。到春秋战国及其以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逐渐以“俑”代替活人殉葬，古人把这种殉葬用的陶俑等器物叫做“明器”，也称“冥器”。秦始皇陵的俑坑，是俑葬制度改革的典型代表，是地上王国在地下的再现。
到汉代，陶塑技术已具有了相当高的技术水平，古代的艺术工匠们通过各种形式形神兼备的作品，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现实。从汪江新村汉、唐墓群、陆村一带汉墓、王庄汉墓、“堂台子”东南官府墓群等地的出土器物来看，汉代的陶塑题材大致可分为四类。
1.人物俑：有文官俑、武士俑、歌舞俑、杂俑等。
2.动物俑：有牛、羊、猪、狗、鸡、鸭等家畜家禽。
3.建筑：有楼阁、亭台、院落、粮仓、井栏、猪圈等。
4.日用器皿：有陶耳杯、陶勺、陶碗、陶杯、陶罐等。
汉代还出现了一种在釉中加入助溶剂——铅的釉陶。铅釉陶的烧制成功，是汉代制陶工艺的又一杰出成就。釉料中加入铅，不仅可以降低釉的熔点，还可以使釉面增加光亮度,达到平整、光滑、美观的目的。同时，还加入铜、铁等着色剂，使釉面呈现出绿、黄、褐等颜色，但以绿釉为主，绿如翡翠、光彩照人，故人称“汉绿釉”。汉铅绿釉的发明和发展，在我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它不仅为著名的“唐三彩”的烧制开辟了道路，更为明、清釉上彩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汪江新村墓群的汉墓中就有一定量的汉铅釉陶器出土。
汉代厚葬成风，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徒以炫耀路人……风俗流行，遂下兼士庶。”唐代，著名的唐三彩陶主要见于作随葬的明器，真正的生活用器极少。唐三彩陶在临西地域的出土以汪江新村墓群为多，见有三彩炉、三彩罐、三彩高足盘等。除此之外，“堂台子”东南古墓群、“唐台子”西北古墓群、东倪庄古墓群、史庄古墓群等处也都出土有唐代三彩炉、三彩水盂等明器。
继唐之后，又有宋三彩、辽三彩的出现。它们虽比不上唐三彩的雍容华贵，但也颇具风彩。临清古城遗址出土的宋三彩观世音菩萨造像，色彩艳丽、线条清晰、交待清楚，面部表情栩栩如生，是宋三彩中较好的作品。除此之外，在临清古城遗址中还有一些宋三彩小动物、绞胎陶动物和日用器皿的出土。但，这时的三彩陶不仅只作明器使用，还作为日用生活器皿在使用。
总之，仅从以上叙述，即可见临西古陶文明之一斑。
杨遵义，1946年生，临西县杨庄村人，邢台师范学校毕业。1964年参加工作，初从教，后任临西县农村工作部部长等职。2007年退休，退休后从事临西县历史文化研究工作。为河北省农经学会会员，河北省金石协会会员，邢台市收藏协会会员，临西县经济团体联合会副会长，临西县书画协会理事等，著作有《清渊寻古录》、《榆阳古城》、《万和庄的传说故事》、《万和三圣》、《临西古今人物》（副主编）、《法通圆梦万通寺》、《泥土集》、《秋韵集》等。
关注推荐“临西县历史文社”
给你的朋友们认识吧
閱讀更多 臨西縣歷史文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