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174058441
如果諸子百家脫離實用價值，就會變得一文不名。換句話說，諸子百家的聖人們所建立的學說大多是：
我對這個世界的思考，以及對這個世界根本問題提供的解決方案。
所以諸子百家們首先要明白這個世界是什麼？對此儒家，道家，法家都提供了各自的問題。
雖然諸子百家都同宗同源，但卻也相愛相殺。
一
我們先說法家。法家是個非常重權謀的學派，他們的目標很明確：為老闆服務，當然這是表象，法家試圖通過諸侯使用法制而實現富國強兵的目標，而終極方法卻是無為。法家強調“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
通俗的說，在法家看來：法是第一性的。
諸子百家們的思考，很多時候就是在論述：“世界是什麼，我要怎麼做”的問題。因此各個學派給出了各自的“道”和“術”。
注意，各個學派的“道”長的是不一樣的，比如法家的“道”裡，性本惡的意味就強一些。人是趨利避害，好利惡害的。就如儒家的荀子說的，“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 （《荀子•性惡》）。而人性的“善”則是後天人為（即“偽”）的，“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
是不是很奇怪，法家怎麼會贊同儒家的觀點？
實際上，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子和李斯本來就是儒家荀子的弟子，得意門生。
但是法家並不認可儒家的道，比如商鞅指責“儒學”為“蝨子”,他說:“禮樂”、“詩書”、“仁義”、“修善”、“孝悌”等等都是禍國殃民的東西，如果用這些復古主義的教條來治理國家，就會“敵至必削，不至必貧”。
比如韓非子評論儒家時說：當今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韓非子認為儒家是虛偽的，表面講仁義，實際上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私心。
有趣的是，韓非子對鬼谷子縱橫家也沒什麼好臉色，他認為縱橫家們，弄虛作假，招搖撞騙，藉助於國外勢力來達到私人目的，進而放棄了國家利益。
而法家對儒家是否定的，比如儒法之間，有一個經典問題：
假設你知道你爹偷了鄰居家一袋米，你會不會舉報他？
對於這個問題，儒家和法家的態度截然不同。法家主張法制，儒家主張禮制，
所以你認為法家和儒家能融合嗎？
二
那麼法家和道家能融合嗎？
可以的。有人把法家和道家比喻是最不像的孿生兄弟，這話其實一點不假。
法家和道家主要關係是黃老之術和法家關係，比如法家代表人物慎到就曾經學過黃老之術。
再比如法家的大成者韓非子也經常研究老子、解讀老子，著有《解老》和《喻老》兩篇，直接說明自己的法家思想是源於道家，並且大量引用老子的思想表達自己的觀點。
再比如司馬遷的《史記》就把老子和韓非子放在一起作傳，是不是覺得奇怪？這主要是因為道家和法家的三觀相同，比如兩者都提倡：“無為而無不為”。
無為是道家的觀念，也是法家的觀念。韓非和法家認為，君主必需具備一種大德， 就是順隨無為的過程。他自己應當無為，讓別人替他無不為。
韓非說：君主應如“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韓非子·大體》）換言之，君主具有種種工具和機器，用來進行統治，有了這些，就無為而無不為了。
二者思想有極大的相似性：
法家領導哲學是：虛、靜、無為。老子說：為無為，則無不治。
法家講究賞罰必信。老子說：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法家講究思想控制，老子說：常使民無知、無慾。
法家講究權術權謀，老子說：將欲歙之，必固張之。 由此可見，道家和法家反而可以融合。
中華鬼谷子智囊團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禮”，主張親親愛人，修身養德，主次有序和國家統一。法家思想的核心是“改革”和“法制”，主張勢、術、法的高度統一，主張“國富兵強，以法治國”。道家思想的核心是“無為而治，順其自然”。南懷瑾大師曾形像的把儒家比作糧食店，是人們天天要吃的東西。把道家比作藥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就非去不可，尤其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生了病，非去這個藥店不可。他還把佛學比作百貨店，百貨陳雜，樣樣俱全，可逛可買，這是社會的需要。法家作為治理國家的工具，不論是什麼政體，都會以司法為中心，因為這是維持社會秩序必須具備的條件。儒、道、法，包括後來融入中國傳統文化的釋家思想，都是中華文化中最璀燦的明珠和精神財富。
儒、道、法能否融合為一體，作用於國家制度的建設呢？這是毫無疑問，也一直是施實的通行作法。秦漢以來，儒、道、法雖然都堅持著各自的思想理念，但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態勢，豐富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海納百川，包容和諧，無門戶之見的優良傳統，形成中華民族完美的思想品德，也是中國千年一統，遂漸強大的法寶。中國歷史上，每逢變亂的時候，撥亂反正，都屬於道家思想之功。天下太平，則多用孔孟儒家的思想。而且歷史上將三者完美融合使用的事例很多，漢文帝推行黃老之學，使國家由弱變強。漢武帝推行“獨尊儒術”，鞏固了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局面，就是最好的例證。最典型的要數被稱作“完人”的曾國藩。
曾國藩的成功是他具有儒家思想的本質。這個本質體現在他的理想是做“聖賢”，而不是做“豪傑”。聖賢事業的重點是修德，而豪傑事業的重點是功利，他選擇了修德，所以才會被後人稱作完人而被效仿。但他又不完全拘泥於儒家思想。他的好友歐陽兆熊總結他成功的要訣是“一生三變”，所謂一生三變指，曾國藩早年從詩賦之學變為程朱之學，崇尚儒學，重在修身。中年從程朱之學轉變為申韓之學，重在學習法家治理國家之法術。晚年從申韓之學變為黃老之學，因為他功成名就，更希望“順其自然”，他更崇尚老子說的“聖人為而不恃，成功而不居。”的思想，所以才能成為德才兼備、學以致用、事業有成的楷模，可以從一個由外族統治的朝廷完身而退的完人。
由此可見，儒、道、法的融會不是沒有可能，而是在於摒棄門戶之見，相互取長補短，只要堅持弘揚和諧包容的傳統文化精神，只要把國家的穩定和發展作為最大利益，儒、道、法、釋的思想都會作為中華文化的珍貴遺產而被國人接受和認可。
思源73918016
1、道家應天
《道德經》中的道有三層主要意思：一是至道，就是萬物之源的這個道，也就是常道。二是天道，宇宙規律法則等。三是人道，禮崩樂壞，不得已聖人以天道而立人所制所立的規則。 道家應天，講無為。無為不是什麼都不幹就是無為，而是以天道之自然來治理天下、教化萬民，不以人道之非自然而治。天下萬物各有其序，各有其命，一切自然的生長壯老死。 道家思想靈魂就是內聖外王。除了講無為自然，道家思想主張非正即邪，非善即惡。
2、儒家應人
儒家思想的源頭是道家思想，禮崩樂壞，失道失德後有仁，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儒家思想應用而出。儒家思想主講應人。道家思想主要說天道，離道悖德後就說人。人應該怎麼做就是君子，反著君子所行的就是小人。仁義禮智信是人的基本行為，人是第一位，是根本。孔孟講仁者愛人就是如此。一個人最後如果連“信”都沒有了，言而無信、失信，那麼就亂套了。說話不算數怎麼辦？法家應用而出。法家之聖管子有這麼一段話： 《管子.牧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軸；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禮義廉恥在法家來看最最基本的了，如果一個人都不知道什麼是可恥的行為，哪將淺薄的多麼的令人憂傷和無語。
3、法家應事
既然都失去信用了，天下皆亂皆盜，那麼法家用鞭子開始抽了，只能這樣了。
4、包容是蠻夷思想的特屬
華夏文明道儒法三家都不講包容，包容是印度要飯文化所講的。他們為什麼要講包容呢？是因為他們是蠻夷，不開化。他們人獸不辨，所謂的眾生平等就是人和動物是一樣的。然後動物禽獸幹了它們很正常自然的事就說人要包容它們。狗吃屎是天性，印度的一部分人喝牛尿吃人粑粑也是有的事，真是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如果人要是幹了對大家有害的事，不利於大家的事兒，那麼我們的人則會說某某人禽獸不如。但印度他們不會這麼認為，你就是殺了人他也說眾生平等，放下菜刀，立地成丐。帶著殺人犯和他一起乞討去了。我們自古所講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就是華夏文明和印度文化的區別，這也是自古華夷之辨的原因。 因為這個星球上，只有中國人才是真正的人、主人，其他民族都是沒有開化的動物而已。他們不會和你講理，他只會拼野蠻。他們也不會也永遠不能理解中國人，可我們從幾千年前就已經把他們看的明明白白了。好比美國人不懂中國人一樣，天天提防著中國，總有刁民想害朕的弱智思想。其實，刁民是他們自己，全世界霸佔搶劫的，我們中國人過自己美好的日子還嫌不夠呢。
5、道儒法三家的運用
如果是殺人犯，只能是法家了，用道儒顯然不合適。怎麼能減少殺人，就要通過儒家的教化，儒家的教化也不能全解決問題，但能減少。是失真不離道的真人有嗎？至少我沒見過也沒聽過。真因為儒家法家不能全解決，那麼人們才需要返璞歸真，迴歸道，迴歸生而淳樸之本性，回到源頭上的道哪裡，遵循天道而自然，知常而不妄，人葆其真而不傷天。可是在太難了，就最一個有修養的謙謙君子都很難，更何況是合道得道呢。
崇儒
首先我們要知道一個概念叫道生法，法家本是道家的衍生產物。
司馬遷在《史記·索引》中說：“列傳者，謂列敘人臣事蹟，令可傳於後世。”而司馬遷更習慣把相似的人放在同一個列傳，如《仲尼弟子列傳》，《孟子荀卿列傳》，《白起王翦列傳》等。
在我們普通人眼裡法家和道家沒有多大聯繫，司馬遷卻給莊子老子還要韓非子和申不害放在同一列傳中，他為什麼這樣做了？
讓我們先看看司馬遷在《史記》中是如何記載申不害和韓非子的。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司馬遷認為法家學者申不害的思想是本於黃老之學，只是表象為刑名之道。
司馬遷也這樣評價韓非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但是為什麼司馬遷會覺得韓非子和申不害本來是擅黃老之學了？
當我們看《申子》和《韓非子》時就可以找到答案。
《申子》一書傳到今天的所剩無多，有興趣的人也可以自己去看看，這裡給大家介紹學者研究出來的結論。
申不害認為，自然運行是有規律的，也是不可抗拒的。他認為宇宙間的本質是“靜”，其運動規律是“常”。
他要求對待一切事情應以“靜”為原則，以“因”為方法，“因”指“因循”，“隨順”。“貴因”指“隨事而定之”，“貴靜”的表現就是“無為”。
申不害把這些原則用於人事，構成他的社會哲學思想。“無為”主張的淵源即《老子》的“絕聖棄智”，申不害的“無為”，要求的是君主去除個人作為的“無為”，以便聽取臣下的意見。
《韓非子》一書中的《解老》《喻老》兩篇文章都是全面闡述韓非子對老子的理解，更在《解老》一文中說：“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譯：道德經中所說的道，是正道。)
這句話直接表明了韓非子的立場。
其實學術界也有道生法一說，既法由道派生。馬王堆出土的《黃帝四經》中有：“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故執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廢也。”
谷斌、張慧姝、鄭開在注《黃帝四經·道法》“道生法”一語時說：“這是道家黃老學派的重要命題之一。意謂治理國家的法律、政令均為道所派生。黃老學派的一個重要理論特徵是以天道推演人事，以形而上學為治國之術確立理論依據。由於法律、政令均由道所派生，從而道的屬性與運行規律決定了法律、政令的屬性及其所應遵從的規律”
其實在先秦的時法家所做多是解放社會生產力，同時依法治國，如秦國廢除了一系列酷刑，比如人殉。
第二我們要知道儒道同源
道教道家和儒家的關係到底如何？其實這個問題主要是三點，道教和道家的關係，道教和儒家的關係，道家和儒家的關係。
第一點道教和道家的關係在許多人眼中是割裂的，認為兩者沒有關係，認為道教是打著道家旗號的迷信。但你如果從道教的傳承來看道教，你會發現道教很早就有，伏羲演八卦、神農嘗百草、黃帝問道廣成子，擺脫不了道教的痕跡，夏商周時期，包括上至天子，下至庶民，其實是政教合一的政權，天子受命於天，天子在行使宗教的權利，整個民族都是以道教為宗，包括祭天地祖宗，也就是所說的敬天法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是替天來管理這片土地，這個天，就是道，這個天子，就是道德代表；從廣義的角度來說，漢代之前，任何人都是道教徒，宗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宗教，天子便是道教的掌教，代天宣化。
（黃帝問道廣成子）
第二點道教和儒家的關係，歷史上道教和儒家的關係可以分為三個時期，一者為兩漢魏晉，此時道儒難分！所以這時有很多大儒寫玄學著作，如獨尊儒術的董仲舒寫的《春秋繁露》，《陋室銘》裡西蜀子云亭的揚雄寫的《太玄》，有許旌陽，王羲之等著名道教徒為官；第二個時期為科舉考試後到唐朝滅亡，此時儒家對道教的態度很好，對道家思想也平等看之，在唐朝甚至有以道家思想取士的科舉考試；第三個時期在宋朝之後，朱程理學讓儒家成為道德神學，此時的儒家對道教開始產生一種不屑一顧，但須控制的態度。
（漢畫像石孔子見老子圖）
第三點是道家和儒家的關係，兩者的關係在獨尊儒術後就逐漸成為學術禁區，儒生眼中至聖先師不能有師父，哪怕他去找老子請教過兩次都不行！在民國時這種禁區沒了，以魯迅為代表的新知識分子認為道生儒，魯迅《故事新編·出關》一文中，孔子經常找老子請教，但懂了之後就不要這個師父了，甚至要謀害老子。無獨有偶章太炎也有這種看法，他的《諸子學略說》中有：“老子以其權術授之孔子，而徵藏故書，亦悉為孔子詐取。孔子之權術，乃有過於老子者。孔學本出於老，以儒道之形式有異，不欲崇奉以為本師；而懼老子發其覆也。”老子害怕關龍逢之事就跑了。（關龍逢者為后羿之徒，也是殺死後羿的兇手）
所以說儒、道、法三者本是同是同根生，並不是你問的那麼大差距啊！
全真道士梁興揚
什麼是儒家？解釋通儒家，你就會知道三者能否融合！
儒家是世界文化裡面一顆璀璨的明珠，這種學說把漢語言的各種表達技巧發揮到了極致，它給人類創造出了語言的盛宴，可以真切的體會到靈長類動物除食色之外的又一種食糧，陶陶然而熏熏然。
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儒家，這種學說也可以說世界文化史上的一種災難，其實用四個字就可以解釋，就是“獨尊儒術”！眾所周知，人類的思想是多元化的，就和世界萬物一樣有千姿百態、萬紫千紅……。而儒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更有書生意氣的“半部論語治天下”，正是此，造成了中國人的眼高手低，自以為滿腹才學，其實也就是能從孔夫子的字縫裡謅幾句歪詞、寫幾篇文章罷了。一涉及到具體事件，即兩手慌慌，兩眼茫茫，六神無主，為什麼？因為平時過於強調儒術，神化了儒術，遇事就引經據典慣了。但孔夫子卻沒寫明汽車該怎樣造，電腦該怎樣操作。這樣就造就了中國人的創新能力不足，動手能力不足，一切都只停留在“孔子曰對錯就是一句話的事”這個層面上。
而法家只注重實例，是就是，非就非，道家卻重天人合一，無為而治。
你可以想像一下，遇事的時候，儒家玉樹臨風，手捻三寸鬍鬚，輕開玉口“孔子曰……”，而法家已經早劍手一指“你犯了罪，就該往死裡打……”，剩下道家“由他去吧，天自然會懲罰他的”！
這如何融合！
天邊的玫瑰園
儒家法家道家都是中華文化的核心，思想也是一脈相承！
中華文化的核心是“天人關係”，中國人始終貫穿著“無中生有，一分為二，對立統一”的思維模式。
《老子道》 ： 道德
老人從易經“道”出，說“道”講“德”，道——從天地自然本生而成，德——人心認知自然萬物而得，以後天心 “德”而循先天自然“道”。
《孔子儒》 ：仁禮
孔子講“德”道，從“德”而出“仁”，進而仁德仁義。“儒”以“仁”為內核，以“禮”外顯，內“仁”外“禮”，講仁義，說禮儀。重點講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韓非子法》 ：道理
韓非子從老子“道”而出講“理”，以“理”得“法”，從“法”成“律”，重點在於講述人（物）與人（物）的律法社會契約關係。
中華文化的產生與演變，從先天自然到後天社會，從易經到老子道，再到儒家法家，走了一條清晰的文化傳承之路。
漢字谷主
這個問題很難啊，這裡只能試著說說儒、道、法三家的不同之處吧，不同之處很多，這裡主要從核心理念上去討論他們的不同。搞明白了他們的差別，自然也就明白了他們為什麼不能被大眾所同時接受。
一、儒家究竟想幹什麼?
春秋戰國整個歷史的發展是進步的，但社會進步是以人民的痛苦為代價的。面對這種殘酷的現實，儒家和墨家都有著不向現實低頭的理想主義情懷，要用“最終的美好”來反抗“現實的殘酷”。孔子講“仁”，孟子講“性善”，就是要為社會樹立一個終極的美好信念，強權不是正義，道德才是正義，孔子改造西周的“禮”，賦予禮新的意義，即內在的仁德的外在性，禮（儀式和象徵）是仁的規範，也是仁的訓練，沒有了禮，就無法實現仁。孟子講性善，是為了從根本上論證仁的合理性，仁源於性善（仁心，與生俱來的四心、四端），通過道德修養（“養浩然之氣”）發揚人性本質的善。這就是所謂的“孔孟之道”。
二、道家和法家：一對看起來最不像的孿生兄弟
面對暴力即權力的殘酷現實，儒家是理想主義的，而道家和法家則相反，他們本質上都承認現實就是合理，權力即是正義，現實如此殘酷，就不要空談理想了，講講怎麼在險惡的時代生存下去吧！——射鵰、神鵰裡面柯鎮惡的故事就表明了現實的殘酷，疾惡如仇的柯大俠，前一秒還在我要殺了你，下一秒就成了要殺便殺了，武功不行，而講正義，反倒讓正義成了笑話，這是江湖最大的殘酷。
道家、法家對仁義沒有信念，因此都推崇陰謀詭計，道家講無用之用、講不敢為天下先，都是非常深的計謀。道家的陰謀詭計比較“陰”，比如推崇柔弱，老虎獅子兇猛，但卻幾乎在人類生活中絕跡；寵物沒有戰鬥力，但因為可愛，卻能天天和人在一起，好吃好喝的供起，貓奴狗奴一大堆。法家講“權術”，教帝王怎麼對付臣子，手段比道家簡單粗暴得多，但對陰謀詭計的推崇，則都是一樣的。
道、法兩家都是現實主義者，但兩者在承認現實之後的人生態度上卻非常不同，老莊的理論基礎是“天道”，但他們的天道不是後來宋明理學中的被賦予了仁義道德的那種代表“至善”的天道，而是自然存在的、承認現實合理性的“天道”（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因此道家的天道，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是非善惡”（天道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善也好，惡也好，都沒有意義，他們用相對主義的方式瓦解了一切對立），他們講“無為”，依據的就是這種自然運行、無善無惡的天道，所以老莊反對仁義，反對知識，“絕聖棄智”，因為仁義，才會有不仁不義，最佳的狀態就是解除了“對立”的狀態（沒有仁，就沒有不仁，沒有好，就自然沒有壞，“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這是承認現實的殘酷後逃避現實的策略。
道家的無為，是在承認權力秩序合理性基礎上的“無為”，是不要去挑戰、反抗現實的“無為”，這是一種非常深刻的“消極主義的現實主義”，道家看起來消極，其實卻膽子很大，因為一個人要去承認“現實的本性就是殘酷的”（“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人生下來就是要死的，好人就是沒有好報，弱肉強食、欺善怕惡），這本身需要極大的勇氣，看似消極，其實有著“大無畏”的決絕。
道家的道理，說透了很簡單，但內涵卻有“看穿一切”的深刻性，所以老莊的思想，理解起來最難，他們經常正話反說，反話正說；真話假說，假話真說。
同樣承認現實的殘酷，道家是“消極的勇敢”，追求“深刻的簡單”，而法家則相反，簡單粗暴，法家不像道家那樣內心很糾結的承認殘酷的現實，然後才繞來繞去的告訴你生存之道，他們很坦然，現實不是善，現實就是惡，法家在這個問題上從不糾結，沒有心理障礙。“上古競於道德，中世競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這是多麼坦然的心態啊！
因此法家主張積極地面對這種殘酷的現實，並利用這種殘酷的現實為社會國家謀取最大的利益。法家看來既然現實是殘酷的，那我們就要比現實還殘酷！這就是法家的生存之道。——這個世界上有太多的壞人壞事，那乾脆承認人性本惡，善的表現——仁、義根本就是虛偽的，父子君臣都是因為“利害”關係在一起，“感情”都是假的，不可靠，所以權力秩序的維持就要利用這種殘酷的現實，人人自私，那就用“獎賞”來使人聽話；人人怕死，那就用“懲罰”來使人不敢為非，君主只需要用“法”來控制好賞罰就行了。這就是法家的“法治”。這種法，不是現代政治學規定權力義務的那種法律，而是刑罰的條文，人民只有義務，沒有權利。
只愛潘多拉
很多時候,我們看一個思想派別,往往陷入概念的陷阱,殊不知,概念是思想的表象,是不穩定的,它的內涵和外延都會隨歷史發展而變化.所以,我們應該找一個思想的核心邏輯和其重心.儒家的核心邏輯我認為是天地有情人有情,情是存續的保障,所以人應該敬上愛下和周,禮是敬愛和的表現和保障機制;儒學的重心是為事,強調群體的規範一致.所以儒家是以仁愛為原則,規範人的行為一直走在有利於人類存續的道路上.道家的核心邏輯是自然無所謂情(注意不同於無情),一切規制不過是人設的,天道是客觀散漫的,也很難認識和言傳,所以不要勉強,要無為;道家的重心是個體安身,別管別人咋樣,自己活好,大家少相互摻合.所以道家是各安天命,即不相善也不相害,大家在一些準出壞事,別來往最好.法家其實是儒家的變種,儒去核心化,只留下和強化禮制,就是法家,也就是說把儒家的理論部分去掉,只留下政治操作層面,就是法家.如果說中國文化有三大主流思想,那不是儒法道,而是儒道禪.這三家的統一可以粗概為儒以成事,道以立身,禪以養性,事身心都得調理,所以能通三家而踐行的人了不得.手寫字麻煩,不能太展開.
牧水1
三者不同點：
儒家：核心思想是孔子的“仁”和孟子的“義”。做人的修養，做事的認真。有涵養的寬恕，有正義的凜然。是扭轉社會風氣，改良社會習俗的思想武器。
法家：核心思想是韓非子用法律提高人們生產積極性的“以法治國”和商鞅、李斯的治國實踐產生的經驗教訓。推行法制思想，開展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進入法制軌道，國家建設才能有規有矩，有條不紊，循序漸進有序推進。社會才能長治久安。
道家：核心思想是老子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的“道法自然”和莊子主觀唯心主義思想。按照客觀規律辦事，尊重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也是現在解決環境問題最必須的思想。
秦國得益於法家，成就了秦國統一中國的實力；秦國失敗於法家，嚴刑苛法導致秦國民怨沸騰。所以秦國成也法家敗也法家。
漢初得益於黃老哲學，休養生息，培植國力；得益於道家理念，使國力迅速增長，改變了國力衰弱的癥結。但是與北方匈奴和親屈辱使漢朝朝野羞愧滿面。漢初成也黃老恥辱也黃老。
劉徹擺出百家獨尊儒術，加強了漢中央集權的統治。北擊匈奴開疆拓土，但是窮兵竇武又讓國力江河日下。劉徹成就千秋偉業，但是窮兵黷武又是國力頹廢。
沒有哪一個學說盡善盡美，加強統治必須百花爭豔必須多管齊下，綜合運用各種優秀文化成果，才能取得勝利。
三者可以融合。
修身養性搞好工作；
遵紀守法，維護秩序；
環保意識，綠水青山。
就是最基本的要求。
膚淺的說法，不當之處請大家諒解。
至聖先師
錦繡中華一捧土
儒家的核心是"禮"，是等級制；法家的核心是"變革"，是用新的等級製取代舊的等級制；道家的核心是"無為而治"，是順其自然，"視百姓為芻狗"。三家雖理念不同，但中國封建社會的帝王們用起來得心應手，不僅融合了三家，而且有時候還是"無縫"對接。
首先看"儒法對接"：
中國在世卿世祿制的貴族政治瓦解以後(周以後)，以皇權為核心的專制主義的官吏政治是唯一的形式。因此所謂行政立法，主要是官吏法。首先確定的是君臣關係。“為人君則鬼（讀為懷），為人臣則忠”。在此後兩千多年的歷史中，這一直是皇帝和百官互相要求、自我標榜的準則。其次，由於官職不能世襲，隨時可以罷免，需要有一個標準用以區別“良吏”和“惡吏”：“良吏明法律令，……有公心”；“惡吏不明法律令，……不廉潔”。這個標準，反映了法家關於官吏規範的指導思想。
劉邦初入咸陽，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是後由於“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於是命肖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九章律》即在秦的盜、賊、囚、捕、雜、具六律之外，增加了戶、興、廄三章。正如秦律在六律之外還包括了《田律》、《倉律》、《效律》、《置吏律》等眾多的篇章一樣，蕭何制定的《九章律》，也僅僅是漢律的主體，而不是全部。
還是漢朝，武帝時期：
大儒董仲舒倡導的“引經決獄”之風的興起， 又展現了一次"儒法對接"的案例。在立法方面，董仲舒強調以經書為根據（主要是《春秋》），提出了“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親親得相首匿”、“惡惡止其身”、“原心定罪”等原則，這些原則，當時並沒有形成系統的法典，但對以後的封建法制的發展，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維護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威，意味著對人民的剝削壓迫的極大的隨意性。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有其積極的一面。因為皇帝是國家統一的象徵，維護皇權就是維護國家的統一。這對於發揮封建國家機器的正常效能、穩定社會秩序，有時甚至對於發展生產，都是有利的。但皇帝的權力既如此之大，皇帝個人的作用就極為突出，因為法律的實踐如何，就要看皇帝的態度如何，而法律的規定往往是不一定能發揮應有的積極作用。
維護封建等級的統治秩序封建制度本身就是一種等級制度。
漢承秦制。“尊儒”與“尚法”相結合，骨子裡將君王馭下的權術和嚴施刑罰這些法家的辦法作為根本的手段，用儒術加以緣飾，正是武帝政治的特點。汲黯當面批評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講的也是這個特點。公孫弘在其對策中，既標榜儒家的仁、義、禮，又特別強調法家的權術，說：“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
為了締造一個封建專制皇朝的需要；漢武帝繼續漢初以來強化皇權、鞏固國家統一的努力，採取了一系列強幹弱枝的重要措施。
儒道對接：
大凡開國皇帝政治到手，江山未穩之時，往往採取"黃老之學"，讓百姓休養生息，削減賦稅徭役，我無為，而民自化，視百姓如芻狗。如劉邦，朱元璋等。屁股坐牢了，就無一例外會過度到"尊儒"，"尚法"，用儒家的精神和法家的刑律來治理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