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皆为河西危，而臣独为河东危。何也?西虏虽强盛，然所欲不过抢掠财物而止，无远志。而东虏城郭田庐、饮食性情与辽同，所志在我土地也。
--巡按辽东监察御史熊廷弼，万历三十七年(1609)
遗甲起兵
熊廷弼所说的“河东”,指的就是“辽(河)东”,而“东虏”,则是明朝方面对女真人的蔑称。当时的女真人俨然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而其根源或许可以追溯到20多年前的一场战事。
这就是1583年的古勒寨之战，具体而言，就是死于这次战事的两位建州女真苏克苏浒部首领：建州左卫都指挥使觉昌安与他的儿子塔克世。此二人之死，于明朝统治女真方面并未引起很大反响。他们承认此人是被“误杀”,不过做些例行公事的处理而已。
但是此二人如此突然去世，对另一个人的关系就很大了。作为觉昌安的孙子、塔克世的儿子，努尔哈赤一下子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受到了巨大的心灵创伤，如何可能以大局为重而善罢甘休?“祖、父无罪，为何杀之?”明朝方面倒也坦率：“你祖、父之死，实系误杀，所以归还了尸体，仍给你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同时也让努尔哈赤袭任了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官职。
但是有些意外地被时代推上政治舞台的努尔哈赤还是想要报仇，这也不难理解，毕竟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何况父祖之仇?不过，努尔哈赤当时虽然只有25岁，倒也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愤青。此人早年的经历很有些传奇色彩。有人说他曾在明朝久镇辽东的名将李成梁身边做过书童；或说隶其麾下，历经战阵；或说俱与出入京师，颇知內情等等。丰富的社会阅历告诉他，直接向明复仇不啻以卵击石，所以努尔哈赤退而求其次，“杀我祖、父者，实尼康外郎(又作“尼堪外兰”)唆使之也，但执此人与我，即甘心焉。”
这个尼堪外兰据说是唆使明军杀害努尔哈赤祖父和父亲的始作俑者。但他还有另个身份，建州女真苏克苏浒部图伦城主。由于他在明军剿灭王杲的军事行动中所表现出的“恭顺”,明廷边臣决定扶持尼堪外兰成为王杲等人之后新的女真酋首，统御建州女真，当然不可能将其执送努尔哈赤。
当时的局面对于一心报仇的努尔哈赤而言实在有些绝望，不但杀父仇人尼堪外兰有明朝撑腰，于是“(建州女真)国人信之，皆归尼康外郎”;甚至宗族之内也有人对努尔哈赤袭继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不服，“其五祖子孙对神立誓，亦欲杀太祖以归之”,而且还挑唆另部女真不要与努尔哈赤联合。
面对如此局面，箭在弦上的努尔哈赤毫无惧色，毅然起兵。尽管当时他的军事实力，兵卒不满一百，祖、父遗甲只有13副。关于这个值得纪念的起兵地点有着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在今新宾满族自治县新宾镇网户村北砬背山城，也有人考证为今新宾镇内苏子河北岸一带。
无论如何，努尔哈赤就是带着这样一支小部队开始了自己波澜壮阔的戎马生涯。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努尔哈赤进军尼堪外兰的居城图伦。不知是何原因，尼堪外兰未做抵抗便弃城逃走，努尔哈赤遂轻取图伦城，首战告捷，揭开了统一建州女真的序幕。依靠“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策略，努尔哈赤继续对周边诸部施以攻势。万历十一年八月，取萨尔浒城（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次年九月降服董鄂部；万历十三年(1585)二月，攻占界藩城。八月，征服浑河部。九月，攻取了苏苏河部的安图瓜尔佳城。到万历十四年(1586)七月，努尔哈赤攻陷尼堪外兰居住的鄂勒浑城，尼堪外兰逃入明边墙内。此次明朝并没有帮助大势已去的尼堪外兰，而是任凭努尔哈赤的军队追入边墙内捕杀尼堪外兰。
尼堪外兰既亡，附近各部皆望风归附。万历十五年，努尔哈赤于呼兰哈达东南二道河子筑城，建立统治中心。同年六月，“定国政，凡作乱、窃盗、欺诈，悉行严禁”。至万历十七年(1589),努尔哈赤完成对建州女真的统一。当年九月，明朝晋升努尔哈赤为都督佥事。努尔哈赤在给朝鲜李朝国王的书信中则已自称“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儿哈赤”。接着努尔哈赤又于万历十九年至二十三年先后夺取长白部、讷殷部、朱舍里部、鸭绿江三部女真。至此，经过十年的浴血苦斗后，努尔哈赤终于将蜂起称雄的女真各部“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国势日盛。”
努尔哈赤父亲塔克世故居，位于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
一统女真
说来有些滑稽，最先关注到努尔哈赤崛起的并不是大明朝廷，而是朝鲜李朝。李朝的北部边界与建州女真交界，因此素来对后者的动向警惕有加。李朝宣祖二十二年(1589),也就是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的同一年，朝鲜平安道兵使便通过从前来归顺的女真人获得的情报，上呈备边司份书状，里面写道，“左卫酋长老乙可赤(即努尔哈赤)兄弟，以建州酋长李以难等为麾下属，老乙可赤则自中称王……将为报仇中原之计……老乙可赤桀骜之状据此可知。”
奈何明朝廷并不这样看。就是在这一年蓟辽总督张国彦、辽东巡抚顾养谦、辽东巡按徐元在三人为努尔哈赤请升都督佥事的奏疏中，就称赞努尔哈赤“内向诚矣”。而且这种说法还是有事实依据的，努尔哈赤不但多次送回“被虏汉人”,还把骚扰明朝边关柴河堡的女真“贼首”克五十砍了脑袋，并将首级献给明廷。由于这样的表现，明朝方面对努尔哈赤很满意，把他看成“能制东夷”的“今日之王台”。
明廷无所作为，努尔哈赤遂把吞噬的目标指向了“海西女真”四部(哈达、叶赫辉发、乌拉)。它们西临漠南蒙古，北到松花江一带，南面和东面紧靠建州女真。居于东北地区的中心地带。四部之中，哈达部以东辽河支流哈达河(大、小清河为中心，东以大小清河和辉发河的分水岭为界，与辉发部为邻；南以柴河和英额河的分水岭为界，邻建州女真，西入广顺关通开原，所以明称之曰“南关”,北邻叶赫。叶赫部在开原东北，入镇北关通开原，因此也叫“北关”。辉发部以辉发河流域为中心，北邻乌拉部，南邻建州女真，东连长白山女真，西毗哈达部。乌拉部占据以今吉林市北、乌拉街镇为中心的松花江两岸，南邻辉发部，西南为叶赫部。
当时东北的军事形势看起来对努尔哈赤相当有利，按照朝鲜方面得到的情报，努尔哈赤将所部人马15万人分为四军，称为“环刀军，铁锤军，串赤军(可能指车盾兵)与能射军”,粮食、军器等供应充足。反观海西女真，虽然地广人众，内部却不相统属。其中两股最强的势力，即叶赫部与哈达部，还在短短的5年时间里遭到明军的三次沉重打击：万历十一年(1583),明朝辽东抚臣李松、总兵李成梁设“市圈计”袭击并屠杀了叶赫部1500余部众；万历十五年，明朝巡抚顾养谦引兵出塞，攻击哈达部首领孟格布录，斩首五百余级；明廷还革除了孟格布录的“龙虎将军”称号；第二年(1588),辽东总兵李成梁又率兵进攻叶赫，使叶赫部再次罹受重难。
对于努尔哈赤的恐惧使得海西女真各部联合了起来。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叶赫部联合哈达、乌拉、辉发等三部和长白山朱舍里、讷殷二部及东部蒙古的科尔心等三部组成九部联军，合兵3万，分三路向建州进攻。一路是叶赫部军1万，是此次进军的主力；一路是哈达部、乌拉部、辉发部组成的三部联军1万；还有一路是科尔沁部等部的蒙古兵1万人。
敌军优势兵力压境，建州部众多有惧色，努尔哈赤却沉着镇静：“来兵部长甚多，敌军优势兵力压境，建州部众多有惧色，努尔哈赤却沉着镇静：“来兵部长甚多，杂乱不一，谅此乌合之众，退缩不前”,“我兵虽少，并力一战，可必胜矣”。建州军在古勒山(今辽宁新宾县上夹河乡胜利村)凭险设伏，以逸待劳。战而胜，阵斩叶赫贝勒布寨，生擒乌拉部首领布占泰，科尔沁首领明安“弃鞍赤身，体无片衣，骑潺马脱出”。努尔哈赤此战“杀其兵四千，获马三千匹，盔甲千副，自此威名大震”。这是努尔哈赤起兵以来遇到的一次最大的战役，敌众我寡，形势危急，但是他经受住了考验，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从此这些部落再也不能重整旗鼓，联合起来与努尔哈赤为敌了。
古勒山之战获胜之后，努尔哈赤向海西四部一个个发起进攻。经过几乎是连绵不断的战争，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努尔哈赤已经并吞了除得到明朝军事保护的叶赫部之外的整个海西女真，并将自己的势力向北延伸到北方的“野人女真”地区。
太祖努尔哈赤使用过的盔甲
话说回来，明朝在东北地区政策的基本点是“各自雄长，不相归 旦女真出现强部巨酋，并与明廷抗衡，明朝便予以征讨，使女真各部重新回归原来的均衡状态。为何此时会坐视努尔哈赤打破均势而独大?这是因为从1592年至1598年，统治日本的丰臣秀吉发起了侵略朝鲜进而征服大明的战争。在历时7年的战争中，对阵双方两败俱伤。作为侵略者，丰臣秀吉在朝鲜投入了自己的嫡系部队，结果却使未曾参战的德川家康保存了实力，并在自己身后篡夺了丰臣氏的天下。作为战场所在地，朝鲜“经乱之后，八道物力，一样残破，而畿甸尤甚”,无力如同世宗大王时代那样出兵女真。至于“抗倭援朝”的明辽东驻军，“自有东事以来，辽兵阵亡已逾两万”。辽东原有兵额95万人，至万历十八年(1600)只剩4万。面对建州女真的崛起，正忙于援朝战争的明朝，不愿后院起火，只好也只能施以羁縻之策稳定后方，以确保朝鲜战场的胜利。为此，甚至在努尔哈赤抓住明廷无暇他顾这一时间窗口从而兼并海西女真的战事正如火如茶之际，万历二十三年(1595),明朝还特意加授努尔哈赤正二品“龙虎将军”一—明代女真部落领袖所能获得的最高职位。
造反有理
努尔哈赤这一次加官晋爵的理由，仍是“以保塞功”。当时的努尔哈赤在表面上仍然对明廷非常恭顺。他还曾向明朝表示，自己“部下马兵三四万，步兵四五万，皆精勇惯战。情愿拣选精兵，待严冬冰和，即便渡江，征杀倭奴，报效皇朝”。按理说，明廷大可以顺水推舟，放任努尔哈赤去与丰臣秀吉厮杀，从而坐收渔翁之利。但李朝对此坚决反对，在他们眼里，女真是比日本更加危险的敌人，此时努尔哈赤“阳为助顺之形，阴怀狺噬之计；若遂其意，祸在不测；若然则朝鲜灭亡矣”。结果，建州女真不曾参战，努尔哈赤的势力却更加壮大，终于连朝鲜人都不得不惊呼，“老乙可赤之势，极为非常，终必有大可忧者”。
时努尔哈赤“阳为助顺之形，阴怀狺噬之计；若遂其意，祸在不测；若然则朝鲜灭亡矣”。结果，建州女真不曾参战，努尔哈赤的势力却更加壮大，终于连朝鲜人都不得不惊呼，“老乙可赤之势，极为非常，终必有大可忧者”。
真正“大可忧”的还在后面。1603年，他建筑了赫图阿拉城(汉语为横岗之意),今称老城，在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西永陵乡。它背靠苏子河，河的两岸是广阔的沃土良田。沿河有通往辽沈及以远的光明大道。城建在平坦的大块台地上。城中有充足的水源，一口水井曾号称“千军万马喝不干”。赫图阿拉一兴建，就成为努尔哈赤的根本重地。1601年努尔哈赤又创建牛录制。每三百人立一牛录额真管理。牛录，汉语意为大箭；额真，汉语意为主，合起来就是箭主之意。初建时仅有四个牛录，各以黄、白、红、蓝四种颜色的旗相区别。到了1615年，已扩大编制成了八旗。除已有的四正色以外，又增加了四镶色的旗边，就是黄、白、蓝旗各镶红边，红旗镶白。八旗是努尔哈赤统治人民的军政合一的组织。所谓“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
到了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努尔哈赤终于在赫图阿拉称汗。毕竟还是草创时期，典礼之简单，非中原皇帝可比。八旗的诸贝勒、诸大臣等率领众人，分四面四隅，在八处站立，由八旗的八大臣捧文书，从众人中走出，跪于前面，诸大臣等率众跪于后面。左右扈从称颂努尔哈赤为“天命抚育列国(大)聪睿汗”,而后诸贝勒、诸大臣皆起立，仍回原处站立，努尔哈赤则自座位起立，走出衙门，对天三叩首，而后回到原位，接受诸贝勒、诸大臣的三叩首祝贺。当时努尔哈赤年已58岁。这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标志着他成功地建成了一个新王朝(史称“后金”)。
插画，清太祖取抚版降李永芳，出自《满洲实录》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努尔哈赤称汗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汉城(今名首尔)。这年五月，李朝就上报明廷，“奴酋潜号后金国，号汗，建元天命，指中国为南朝，黄衣称朕，词甚侮谩。”但明朝还是没有采取什么主动行动——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努尔哈赤这一次称汗又挑选了一个好时机。就在万历四十三年闰八月，漠南蒙古(察哈尔)的林丹汘连续三次抄掠明边，在自明朝边界广宁至锦州长达数百里的战线上频繁出击，声势颇为浩大，一度攻陷广宁。无怪乎明人为之惊呼林丹汘为“虏中名王，尤称桀骜”,对其刮目相看了。
至于努尔哈赤，在后金建国不过三年的时候，又做出了一个关乎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诸贝勒大臣们，你们现在不要安闲下去了!我已决定，从今年起，我们要向大明国开战了!”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终于脱掉对明“忠顺”的外衣，于赫图阿拉誓师，发布讨伐明朝的“七大恨”檄文，正式宣告结束与明廷的臣属关系，双方进入对立状态。
至于努尔哈赤，在后金建国不过三年的时候，又做出了一个关乎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诸贝勒大臣们，你们现在不要安闲下去了!我已决定，从今年起，我们要向大明国开战了!”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终于脱掉对明“忠顺”的外衣，于赫图阿拉誓师，发布讨伐明朝的“七大恨”檄文，正式宣告结束与明廷的臣属关系，双方进入对立状态。
考察“七大恨”的说辞，除了第一条“彼无故生事于边外，杀吾父、祖。此其一也”)无可非议之外，其余几条都颇有强词夺理之嫌，譬如有关尚未臣服的叶赫部的罪名在“七大恨”里独占四条之多，既然建州与叶赫都是明朝的臣属，明朝“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抑或“越境以兵助叶赫”不是理所当然么?“兵者，国之大事”,努尔哈赤用兵逾三十载，对此岂会不知?如此牵强的“七大恨”其实只是一个借口，后金兴兵反明的真实原因恐怕来自新政权当时在经济上的艰难处境。朝鲜《光海君日记》记载，天命初，东北水灾，“胡地尤甚，饥寒巴极，老弱填壑，奴酋令去觅食”。假借“七大恨”将女真人的不满情绪引向明朝，并通过战争掠夺以缓和后金的社会危机。这或许才是1618年努尔哈赤悍然点燃明清战争导火索的真实目的。
抚顺之役
努尔哈赤发起对明战争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抚顺。明代的抚顺城是属于沈阳中卫所属的千户所，洪武十七年(1384)建城，周围仅三里，但它是当时辽东城(辽阳)以东的边防重镇，明廷与建州三卫往来的要冲。尤其是沿苏子河溯流而上，水陆两路可直达努尔哈赤的老营赫图阿拉。明与后金任何一方想之战守，皆不能舍弃此路。后来的清朝乾隆皇帝在去永陵祭祖路过抚顺时还专门写了一首《抚顺城》,这首诗的前两句对“抚顺”之名的解释更为直接“洪武城抚顺，意在抚顺我”。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四日，后金兵分两路：左路军四旗5000人进取马根单(今辽宁抚顺境),作围攻之势；右路军四旗1.5万人为主力，由努尔哈赤亲率，直趋抚顺。四月十五日晨，后金假冒商人的先遺队将抚顺商人和军民诱岀城外贸易，接着八旗主力突入城内，内外夹击。明守将游击李永芳随即率领守军500人投降，将抚顺城献给了努尔哈赤。应该说，李永芳把自己卖了一个好价钱，他娶了努尔哈赤的孙女为妻(因此也被称为“额驸”),被授予比以前更高的官职，获准保留原有部属作为家丁，后来又得到战时以副将身份随侍努尔哈赤左右的殊荣。1634年，李永芳以三等子爵身份去世。其后他的9个儿子(纳入正蓝旗)又继续为清朝效力。
努尔哈赤征明取边城自抚顺始；明边将投，即自李永芳始。这对后来明清战争的风云变幻影响很大。后金在攻下抚顺城时，还得到了当时还是沈阳生员的范文程。努尔哈赤知道他是宋朝名相范仲淹的后代，特地对诸贝勒说：“此名臣后也，善遇之!”范文程后来成为清代初期为爱新觉罗家族效力的汉人臣子中最重要的一位。
至于在抚顺俘获的其余30万人畜，都被努尔哈赤就地分给了部众，而把降民编了1000户。只有在来自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州、杭州、海州、易州等地到抚顺贸易的商人中，努尔哈赤选了其中16人，给了银子作路费，让他们带着写有“七大恨”的文告，放他们返回家乡。从此之后的很长时期，“拒者俘之，降者编为民户”就成了后金处置汉民的原则。除了俘虏沦为女真(诸申)人的奴隶之外，所有归降汉人，大部分都被编为民户。汉人民户中的“有粮的人”(即富人)首先被编入八旗，而那些没有粮的穷人，即使开始被纳入八旗，后来也被逐出。后来努尔哈赤甚至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逃来的没有粮的汉人，那些免于屠戮的幸存者也都作了满人“包衣”,亦称“阿哈”(即奴仆)。包衣对于主人处于严格的依附地位。他们的身份是世袭的，永远被剥夺了应试的权利，亦可被主人转赠和买卖，他们处于八旗社会的最底层。但这次军事行动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抢夺粮食。后金军所到之处，无论是城堡、台墩以及民户，都将粮食抢劫一空，搜挖地窖的粮食，人背牛驮，运回赫图阿拉。
抚顺失守之后，四月二十一日，明朝的援军万人才赶到抚顺，立即分三路尾追撤退途中的后金军。努尔哈赤命代善、皇太极三面环攻明军，追击40里，杀总兵、副将、游击、参将及千把总等官50余员，获马9000匹、甲7000副、器械无数，明军“主将兵马，一时俱没”。后金方面后来吹牛得到了天助。明兵追来时，恰是后金分完俘虏，准备拔营之时，避免了俘虏逃亡。在战斗中，明朝的一万兵不如后金的一千兵，明朝配备了大炮一百，小炮千，1100门大小炮与乌枪，仅仅打死后金两个小卒，由于风向转变，反把自己的炮手打死了7人。后金的兵中了枪炮也都无伤亡。这些说法有悖常理，大概也只能用“胜利者不受谴责”来解释了。
这年七月二十日，努尔哈赤经过四个月的休整，又统率八旗军队进军清河堡。清河堡位于抚顺东南的山谷中，“号天险，独东南稍平”。金兵冒死强攻，起先被守城军队击退，死伤惨重。直到二十二日下午，城东北角终于攻破，后金军积尸而上，清河堡在城破之后，全城军民惨遭杀害，明朝和朝鲜的文献记载“军士及居民五万人被害”。
是役之后，努尔哈赤在给明朝的信中公开表明了自己战争的目的：“解我七大恨加以王封，岂有不罢兵之理。”然而，在明朝看来，前“龙虎将军”努尔哈赤起兵只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反叛，岂有应允之理?这封咄咄逼人、辞令强硬的信函，只能预示着明朝与后金之间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势在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