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宗宋祖，秦皇汉武，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帝王伟业”几乎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开始的，上下五千年古代史中，最高光的时刻能忆起的无非是“周、秦、汉、唐”。
但实际上，在这些光芒之下，还有一人的功绩我们不应该轻视，他就是赵武灵王。
他在2300年前掀起的一场变革，开启了中国人主动吸纳外来文化的第一步。
一、赵国的危机
“三家分晋”之后，赵国始建。
赵君虽与秦君同宗同源，但与远离中原正统的秦国不同，赵氏一族在春秋早期就是晋国公卿望族，受礼乐文化的影响颇深，虽然在权势的诱惑下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与韩、魏两族瓜分晋国遗产，但一些根深蒂固的思想从未改变，比如“夷狄之分”与“华夷之辩”。
在多数人眼里，华夏文化圈以外的夷狄之族，是野蛮与落后的代名词，他们的一切，都应当受到轻视与唾弃。
然而，春秋末年，游牧民族逐渐崛起，处于农牧交错带的北方诸国不堪其扰，比如赵国、秦国、燕国，其中赵国，尤其为甚。
待到赵武灵王即位时，赵国已处于前狼后虎的局势之下，北方受匈奴、林胡、娄烦和东胡的侵扰，腹地有中山国屡次犯境，而西边的秦国更是虎视眈眈。
在此等强敌环伺的情况下，赵武灵王清醒地意识到：赵国要想求得长治久安，唯有解决中山国与“三胡”两大“外患”，才能集中精力发展国力，以期与秦、齐、楚等国抗衡。
要成功消灭外患，驱逐胡虏，首要问题就是要提升军队实力。
中原的农耕文明，虽然在经济、政治与文化上优于北方游牧民族，但是，在单兵作战能力上相对较差，尤其在草原骑兵面前，中原的步兵更是不堪一击。
并且，与中原的战车、长矛相比，草原民族的骑兵更具灵活性与机动性。
深刻对比敌我差距后，赵武灵王心中明白，要想战胜“三胡”，就要放下偏见，虚心学习对方的长处，以骑兵对抗骑兵。
这就是著名的“胡服骑射”。
它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胡服”，即把上衣下裳的传统服饰改为短衣长裤的“胡服”；其二是“骑射”，即以胡人的骑兵为样本，打造相同的装备，组建相同的骑兵。
二、改革的阻力
然而，即使贵为一国之君，想要把这个想法落到实处，其难度与阻碍也是不小，尤其是国内的守旧派，对赵武灵王此举进行了强烈的抵制与抨击，在他们看来，改服易制乃倒行逆施之举：
“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
但是，赵武灵王改革之心，并未受到动摇，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因其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
成事者从不拘泥于旧礼，而是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只要所行之事能利国利民，就应该值得鼓励，“胡服骑射”也是如此。
赵武灵王的思想之先进实在令人叹服，并且与后世伟人提出的“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真正懂此道理的人，千百年来，实为少数，而知道这个道理，又有勇气去执行，并取得成功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赵武灵王当为其中之一——他不仅是难得的“明白人”，更是历代改革者们都应学习的“模范生”。
三、改革之路
赵武灵王很清楚，改革的最大拦路虎是朝中守旧势力，他们实力强大，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都有着极强的影响力，稍有不慎，可能连自己的王位都保不住。
对此，赵武灵王通过“三步走”来解决问题。
第一步，小规模试点。他先在有限的范围内训练出一支改穿胡服的骑兵精锐，然后通过几次优异的战绩打响改革的第一战，让所有人亲眼目睹“胡服骑射”带来的好处。
第二步，逐个突破。
在团结了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后，武灵王开始攻克最大的阻力——守旧派，其中实力最强、反对声最大的就是赵国公子成。
对这些人，武灵王并未采取强硬的举措，而是给予了他们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然后再逐个对其进行反驳与游说，最终，在武灵王的耐心劝服下，包括公子成在内的大多数守旧派终于同意进行改革。
第三步，循序渐进地推行。虽然取得了大部分官员的支持，赵武灵王仍然很谨慎，也并没有立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改服”，只是对朝中官员和军队做此要求，当人们逐渐意识到胡服的好处后（行动便利，防寒保暖），都主动穿起了胡服，自此，“习胡服，求便利”之风在汉文化圈中流传开来。
看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成功实践，中原诸国纷纷效仿，大家犹如打通任督二脉一般，在此后的战争方式与兵种类型上，踊跃创新，不断改进。
中原王朝，也因此从战车时代步入骑战时代。
可以说，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成功了，其意义重大，影响也十分深远。
四、赵武灵王的伟大之处
在两千年后的梁启超眼中，赵武灵王之功业堪比秦皇汉武，甚至把他评为黄帝之后的第一伟人。
在梁启超看来，赵王之改制易服，其目的不在同室操戈，而是出于对外敌侵略的反抗，此为其一；
其二，如果没有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中国的骑兵不知要等到何时才能真正出现，李牧、蒙恬等先秦名将是否还能有效地抵御外族、打击匈奴犹未可知，甚至汉高祖的“白登之围”也可能会提前。
赵武灵王把外族的入侵，推迟了数百年。
梁启超所言虽然过誉，但也不无道理。
华夏自古经济文化发达、政治早熟，其周围生活的无不是游牧或渔猎的民族，他们虽然武力强大，但是文明程度相对落后，长此以往，处于华夏文化中心的国人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天下以我为中心”的优越感，他们可以接受“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却无法接受任何“胡化”的可能。
赵武灵王，做为一名华夏传统文化圈中的统治者，能抛开此种偏见，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敢为天下先地进行大胆改革，尤其地难能可贵。
他的这一步，也是胡汉融合塑造华夏文明的第一步。
自此以后，农耕民族开始意识到，在与游牧民族竞争资源时，不仅要倾尽力量进行军事角逐，还要时刻保持一颗虚怀若谷之心。
对方之所以能成为我之敌人，必定有其过人之处，无论是技术、军事还是文化层面，只有不断地吸纳他人的长处与优势，才能使自己不断强大，汉唐之盛世不也证明了这一点吗？
如果以当时的长城为界，以外视为外部世界，以内视为中国，那么，赵武灵王可能才是真正的“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不仅明白了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成功实践了这一点，就此而论，赞其一声“伟大”，也算实至名归。
-宋涟圭，“近代赵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6期；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版；
-刘向，《战国策》，中华书局，20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