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裴玢的一生来看，使后人所怀念的不仅是他在维护唐王朝封建统治政权中曾建立的战功，而是他晚年的政绩。裴任职期间在政治上所采取的具体举措，新、旧《唐书》中均未有明确的记载。但从字里行间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一些线索。《旧唐书·裴玢传》称道：“玢历二镇，但以公清苦洁为政，不交权幸，不务贡献。蔬食蔽衣，居处才避风雨，而康库饶实，三军百姓安业。近代将帅无比焉。”
《新唐书·裴珊传》则强调他“为政严棱，畏远权势，不务贡献”。在一千二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对新、旧《唐书》中有关裴盼的这几分褒赞，是难能得到具体的印象的。要认识“不交权幸”、“不务贡献”、“为政严棱”、“公清苦洁”这些评语的分量，搞清楚它们的具体含意，还必须联系当时唐王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来考察。
先说“不交权幸”。权幸，指的是当朝权相、宦官。唐朝自天宝以来宦官擅权，吏治腐败。宦官干预朝政始自唐玄宗时的高力士。此后，他们不仅干预中枢机要，而且还掌禁兵，监军伍。宦官李辅国曾赤裸裸地对唐代宗李豫说：“大家（皇上）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裴玢在一生中，看到过唐肃宗李亨、代宗李豫的上台得之于宦官的拥立，宪宗李纯死于宦官之手。皇帝如此，更何况在朝的武将、文官呢！因此，任何一个地方大员要想保住自己的权禄、谋求高升，都必须“以馈遣结权贵”，交结权幸，投靠到宦官、权臣的门下。
裴玢反其道而行之，不交权幸，洁身自好，正表明了他对宦官专权、吏治腐败的痛恶，也是他能做到“不务贡献”的思想基础。这在当时实在是一种难得的清明。再说“不务贡献”。交权幸，求提携，就必须“以贡献固主恩”。什么叫“贡献”？“贡献”就是要按时向皇帝、权臣纳贿求宠。这一点，在唐王朝后期几乎成了制度。例如唐德宗李适就以“敛财为务”。各地节度使知其贪财，遂以“进奉”、“贡献”博取欢心。月献一次称“月进”，日献一次称“日进”。名义是献的“用度羡余”，实际是对劳动人民的额外盘剥。节度使如此，州刺史、高级幕僚也都照办。
除了向皇帝进献外，宦官、权相当然也是送贿的对象。地方官吏为了“贡献”邀宠，没有别的来源，只有以各种名目的租税向老百姓横加赋敛，劳动人民陷身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从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声讨微文中提出的“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的主张，可以看到，当时贪财纳贿“务贡献”的风气曾经给劳动人民带来了多么深重的苦难。在这么一个从上到下、贿赂公行的社会里，裴玢能“不务贡献”、“三军百姓安业”、“仓虞府库饶实”，真可谓是“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
“为政严棱”，这是称颂裴玢的又一个方面。“交权幸”、“务贡献”的风气使吏治腐败。地方豪强利用各种手段逃避负担、差役，与官府勾结一气，把大量负担最后都转嫁到广大农民头上，农民只有逃亡或铤而走险。基层役吏也往往利用权势对农民进行掠夺，真所谓“一吏到门，百家纳货”。这些，也都是人民不能安居乐业的大患。裴玢“为政严棱”，正好说明了他敢于对社会上豪强恶吏的不法行为进行打击。这样做，自然相对地减少了劳动农民的负担，缓和了阶级矛盾，也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至于“公清苦洁”，则是说裴玢清廉自守，刚正不阿，生活俭朴。吃的是粗茶淡饭，住的是简陋的房舍，入朝进宫没有什么排场；妻子外出才坐竹轿，平常也只穿普通绸衣。这和当时一般的达官显贵广营馆阁园林、穷治田庄、穷奢极欲的生活相比，是极为鲜明的。对裴玢的这些政绩，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从维护自身的统治利益出发，在当时给予了褒奖。他死后，唐王朝立即赠封他为“尚书左仆射”（王朝内最高一级行政官员），谥日“节”，表扬他的节俭。新、旧《唐书》中还为之立传，推崇他的这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