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著书传奇
一九五七年春天,我正在高中一年级读书，我在初中阶段创作的、在著名作家马烽先生指导下修改定稿的中篇小说《新生社》(约计8万字)，列入火花文艺丛书由火花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因为年少出书,曾经名噪一时，甚至被不知情的好心人谬传为“神童作家”。直至后来,有人仍解不开这个谜，经常向我询问:“你那时小小年纪，哪来的那些社会生活?又怎么能驾驭得了中篇小说的写作?"言下之意，似乎认为我如果不是抄袭者,便是什么天才。而今我已年近七旬，回首往事便不能不对自己进行一番科学解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自从高小读书时形成当作家的志向后，为了“表现新的生活，新的人物”，每当星期天和寒暑假，我就回到村里有意识地去“深入生活”。在农业社那烟雾弥漫的饲养处里，在昏黄的小油灯下社员们开会记工、“拾杠子(辩论)”、讲笑话,我都感兴趣;社员们能熬到什么时候，我就能熬到什么时候，一点儿都不瞌睡。人们说我是“不是社员的杜里人”。从这里我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生活素材，学习到不少生动的群众语汇。升入初中以后，学校有水平较高的教师，有读不完的图书杂志，还有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学可以切磋琢磨,这对发展我的文学爱好十分有利。由我担任组长的文艺通讯组,每两星期活动一次，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有文学讲座、理论研讨、生活漫淡、集体采访、习作互评等;不搞活动的星期天分头回家去“深入生活”,到校后再作交流。我跟刘彦钊、陈怀义同学关系更为密切，平时一有空儿就在一起交流，放假期间也不忍分开，三人一起到刘家住一周，再到陈家住一周,然后再到杨家住一周,广泛进行社会调查和搜集生活素材，共同探讨生活的真谛。我读了一些好的作品后,联想到自己所熟悉的人和事,便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当我刚刚开始在省级报刊发表生活小故事和短诗一类文学作品的时候，同代人刘绍棠已有中篇小说问世，这就促使我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小说《新生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酝酿和写作的。
《新生社》的初稿仅有七八千字，《山西文艺》编辑部审阅后认为，主题思想有现实意义，生活气息浓厚，不足的是故事没有充分展开，人物刻划得不细。根据这个意见，我认真研究了《水浒全传》《吕梁英雄传》、《被开垦的处女地》等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把短篇规模的初稿扩写成了中篇。动笔之前，我把想好的故事分段讲给同一宿舍的同学听(我不说是自己编的，我说是从书上看到的故事)，我从同学们的反映中总结得失。回了村，我还给成堆的社员们也讲过。经过多次口头创作,写起来就比较快了。写好一稿，连念三遍，毛病自见。如果按照陶行知先生的经验读给老妈听，那就更能发现问题。我就这样做了,每写一稿都要读给母亲听 ,我母亲听了或评论,或补充,对我的帮助很大。我深知《新生社》的初稿基础是很差的，要把它雕琢成个东西，必须具有不怕失败的勇气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为了加强自身的修养，我读了一位苏联学者著的《论意志与性格的培养》一书。我克服了急于求成的思想,性格中注人了“韧”的战斗精神。在大约两年多的时间内，我对这个中篇精心构思，反复修改，改到第七稿才重新寄出去。
稿子寄出后好长段时间没有消息，我心想恐怕没有希望了。万没想到，临近初中毕业前夕，突然收到山西省文联的一封信，信中说我的中篇小说他们请作家马烽先生看过了，马烽先生认为有修改基础决定调我去修改。看罢信我感到欣喜若狂。我活了十七岁,还没有进过省会太原，更没有见过作家，我当时那种种激动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毕业离校后，我母亲把我小时候的襁褓：一块破旧的棉花绒毯子洗净打成背包让我背上(文联的客房备有白生生的客被,这本是不需要带的)，我父亲自送我到原平火车站。火车开出站台很远很远了，父亲还像钉子一样立在那里目送着我。
其时正值一九五六年夏天，响亮地提出 “大力培养新生力量”口号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刚刚开过。原在全国作协工作的马烽先生,开罢由他参与筹备的青年文学创作会调回山西作协来工作,我就幸运地被他发现了。
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见到马烽先生。他开门见山地说:“你的小说有一定生活基础。但是，现在还根本不行!你野心太大，企图在一部作品里包罗万象。这怎么可能呢?小说的结构应该单纯集中嘛。我看你的小说起码可以砍掉三分之二，留下三分之一有用的东西，再加以展开、写细，就好了。”马烽先生还亲切地说:“你没有来过太原吧?不要着急，可以到海子边逛逛去。”
我哪有逛海子边的心情呢?我经过三个昼夜的苦思冥想，终于消化了马烽先生的意见，按照单纯集中的方法,重新进行了构思我在笔记本上写出万把字的修改提纲，马烽先生看后,高兴地说:“看来你的思路通了，就这样写吧。”
全书共有十六章一个尾声，我用了十七天时间，一口气把它写完了。我把修改稿送给马烽先生，他看过以后微露笑容说:“就这样吧。你这下该出去玩了。”我说:“马老师，还有些什么不足，你再给我指指。”马烽先生说:“稿子你就不用管了。将来由责任编辑编一编就行了。”我悬着的心才落在肚里。
在恩师马烽先生的指导下，《新生社》起死回生了,对我来说是精神上的第五次解放，它使我进一步增强了成功意识，坚定了从事文学工作的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