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臣中，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是三个很重要的人物。比较这三人的经济生活，身为曾国藩弟子的李鸿章与其老师截然不同，反而是同样出身湘军集团，同样位高权重，同样晚年参与洋务的左宗棠，虽然与曾国藩理念不同，一度老死不相往来，但两人的经济生活状况却惊人的"神同步"。
两个老乡惊人的相似之处
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围攻长沙，左宗棠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后又入曾国藩幕。1861年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同治元年（1862）升闽浙总督。太平天国平定，封一等恪靖伯。后历任陕甘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军机大臣。曾国藩对左宗棠同样有提携之恩，不过二人的关系并不像曾李那样始终平顺，因为性格、作风不同，二人一生既有精诚合作，也有重重恩怨。特别是同治三年，因为幼天王的下落如何向朝廷汇报等问题，左宗棠与曾国藩产生重大分歧，导致从此不通音讯。"曾左恩怨"因此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
虽然交往过程中参差不断，但是在经济生活上，曾国藩、左宗棠二人却表现出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统兵打仗期间，二人对待经济问题，做法如出一辙。曾左二人在出山之初，都曾立下清廉之志。曾国藩带兵之初，曾通告各州县，立誓"不要钱，不怕死"。而左宗棠入幕之始，也"立誓不以钱自污"。 两个人在办理军务的过程中，虽然都掌握着巨大财源，个人收入也不低，但寄回家的钱都很少。左宗棠"抚幕八年，筹兵筹饷，办厘减漕，一切财政无不经心，无不经手"，成为独当一面的将领之后，薪饷更为优厚，但每年只寄二百两回家。同治元年，他在家书中这样解释原因：
念家中拮据，未尝不思多寄，然时局方艰，军中欠饷七个月有奇，吾不忍多寄 也。境遇以清苦淡泊为妙，不在多钱也。
曾国藩在军中，"躬尚约素，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与士卒卧起同时，不苟安逸"。而左宗棠则如此自述：
自入军以来，非宴客不用海菜，穷冬犹衣缊袍，冀与士卒同此苦趣，亦念享受不可丰，恐先世所贻余福至吾身而折尽耳。
两个人军中收入所余，都经常慷慨地捐助地方慈善事业。曾国藩常周济困苦流离的绅民。而左宗棠在同治二年家信中说：吾在军中自奉极俭，所得养廉银，除寄家二百金外，悉以捐赈。
治理地方期间，曾左二人在吏治上的观点和措施也几如一人。曾国藩认为当时天下一切问题根源都在吏治，因此挽救危局必须从吏治入手。"务须从吏治上痛下功夫，斯民庶可少苏"。"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左宗棠也说："嘉、道以来，天下切要之政莫如讲求吏治。""惟吏治不修，故贼民四起，此时再不严治奸民，慎择牧令，事更不堪问矣。"
曾国藩从不收属下的贵重礼品，只收价值菲薄之物，左宗棠也是如此。胡雪岩从上海给远在甘肃的左宗棠寄送金座珊瑚顶、大参等贵重礼物，左宗棠只留下了一点食物，其余物品全部退回，并且回赠了一些甘肃的土产。
左宗棠对陋规的看法与曾国藩相似，他认为此项用之办公，或者官场上的应酬，尚为合理。但是巧立名目，纳入私囊，或者以此款为私事行贿，则是"赃款"：
相沿之陋规，或藉以办公，或取以充交际之用，尚可谓为应得之款。至因巧取而创立名色，因营私而潜通请托，则赃款也。若亦指为应得而以陋规宽之，是夷、跖可同科，贪夫多侥免，法未立而弊已滋矣。
因此二人在太平天国战后的善后工作中，都以整顿吏治、裁撤陋规为核心，他们大幅度整顿旧有税收制度，降低了民众税负。
在治理地方的过程中，曾左二人都非常重视对下属的耳提面命式的廉政教育。曾国藩曾作《训诫浅语》等颁属下，左宗棠则将清初名臣汪辉祖的《佐治药言》和陈宏谋的《在官法戒录》分发给官吏，"俾其知所儆畏"。他还于同治十一年（1872）在兰州精心选编了陈氏的施政文书、汪氏的《称职在勤》以及清朝专论吏治的文章共十八篇，编成《学治要言》一书，"颁诸寅僚"。
和曾国藩一样，左宗棠不厌其烦地在对属员的批答中进行训谕。他在批复临潼县知县伊允祯禀接印视事情形的批札中说：
做官要认真，遇事耐烦体察，久之无不晓之事，无不通之情。一片心肠都在百姓身上，如慈母抚幼子，寒暖饥饱，不待幼子啼笑，般般却在慈母心中，有时自己寒暖 饥饱翻不觉得。如此用心，可谓真心矣。有一等人，其平日作人好，居心好，一旦做官，便不见好。甚或信任官亲幕友门丁差役，不但人说不好，即自己亦觉做得不好。……今以百姓之事交付官亲幕友门丁差役，若辈本非官，官既非真，心安得真耶？
这些文字，放到曾国藩批牍当中，相信大部分人无法辨别出来。曾左二人的家庭教育理念更是出奇地一致。咸丰十年四月初四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他与左宗棠聊天，左宗棠说"凡人贵从吃苦中来""收积银钱货物，固无益于子孙，即收积书籍字画，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这正是曾国藩一贯的思想，所以他评价此语为"见道之语"。
曾左二人都从自身成长经验总结出，大富之家并非是一个人良好的成长环境。曾国藩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给纪泽家书中说："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因此他要求"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从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左宗棠家书中也常见这类语言。比如在给儿子孝威的信中，他说："吾家积代寒素，至吾身上膺国家重寄，忝窃至此，尝用为惧。一则先世艰甘太甚，吾虽勤瘁半生，而身所享受常有先世所不逮者，惧累叶余庆将自吾而止也。尔曹学业未成，遽忝科目，人以世家子弟相待，规益之言少入于耳，易长矜夸之气，惧流俗纨绔之气将自此而开也。"他要求儿子在官属中不可摆少爷排场：
在督署住家，要照住家规模，不可沾染官场气习、少爷排场。一切以简约为主。署中大厨房只准改两灶，一煮饭，一熬菜。厨子一，打杂一，水火夫一，此外不宜多用人。
曾左二人都愿意让子孙居守田园，不愿他们到官署，怕的是他们习惯了大城市的生活，沾染了富贵习气，耐不住乡下的清苦。同治六年五月，曾国藩在家书中劝告欧阳夫人说："居官不过是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则福泽悠长。"
而光绪二年左宗棠的一封家书，与曾国藩的口气一模一样：
子孙能学吾之耕读为业，务本为怀，吾心慰矣。若必谓功名事业，高宫显爵，无忝乃祖，此岂可期必之事，亦岂数见之事哉！或且以科名为门户计，为利禄计，则并耕读务本之素志而忘之，是谓不肖矣。
曾左二人都不愿"营田宅以为子孙计"。曾国藩因为家中修建住宅花去钱七千串而大发雷霆，左宗棠也因为儿子没经自己同意改建房屋而痛责。
正因为不想遗子孙以银钱，所以二人在督抚生涯中，廉俸所余大都"随手散去"，捐给了地方慈善或者用于其他公用开支。同治八年，湘阴水灾，左宗棠捐银一万两："今岁湖南水灾过重，灾异叠见，吾捐廉万两助赈，并不入奏。回思道光二十八九年，柳庄散米散药情景如昨，彼时吾以寒士为此，人以为义可也。今养廉岁得二万两，区区之赈，为德于乡，亦何足云。有道及此者，谨谢之。"光绪三年，陕甘等地大旱，左宗棠带头捐给陕西一万两，甘肃庆阳三千两。光绪五年，左宗棠的老部下刘典去世，家中老幼无以为养。左宗棠拿出六千两薪俸，为刘典治丧并接济他的家人："克翁……至其身后一切费用……共六千两，均由我廉项划给，不动公款，恐累克翁清德。"
除了以上诸大端外，在其他一些细节上，曾左二人举动也不谋而合。比如两人在处理家庭经济事务中的一个相同原则是对家人要求甚严，而待亲族则较厚。曾国藩在道光年间，宁可先不还家中欠债，也要尽早救济亲族。左宗棠也一直要求子女在"崇俭"的同时，对族人"广惠"："其自奉也至薄，其待人也必厚。"
他们均不好女色。曾国藩因为老年病痛无人照料，才纳了一个小妾。左宗棠则在青年时代因为婚后夫人迟迟没能生育，置过一妾。去世前几个月，也因为生活起居需要，在福州纳了另一妾章氏。两人妻妾数量在当时大员中都属极少者。
两人身后所遗，也相仿佛。曾国藩身后留下了一万多两遗产，而左宗棠任总督多年，遗产只有两万五千两。在家书当中，左宗棠这样谈及自己身后的分家计划：
吾积世寒素，近乃称巨室。虽屡申儆不可沾染世宦积习，而家用日增，已有不能撙节之势。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尔辈宜早自为谋。大约廉余拟作五分，以一为爵田，余作四分均给尔辈，每分不得过五千两也。爵田以授宗子袭爵者，凡公用均于此取之。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相似与不同
曾左两人在经济生活上这种高度相似性，基于相同的出身和相似的教育背景。曾左二人年龄相仿，曾国藩仅长左宗棠一岁。出生地一为湘乡，一为湘阴，相距不远。出生时家境也相当，都是所谓"耕读之家"的小地主家庭。二人性格虽然一内向一外向，反差很大，但皆属方刚强毅之人，为人治学均深受倔强自强的湖南文化性格和经世致用的近世湖南学风影响。
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经世思想传统在湖湘文化中表现特别突出。岳麓书院传习理学，以经世致用的学风著称于世。湖湘文化培育出来的强悍性格，"所表现的内 涵是积极的人生观，是强烈的权威感，是高度的成就需要"。受这种学风熏陶的曾左身上皆有一种胸怀天下、不以个人得失为念的大气。左宗棠虽然屡试不第，但并不以个人境遇为忧，而是时时为将来有功于天下做准备："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 卷，神交古人。"曾国藩也认为，立志之时，不必谋及个人利益："做个光明磊落、神 钦鬼服之人，名声既出，信义既著，随便答言，无事不成，不必爱此小便宜也。"也就是说，如果做成了光明磊落的伟人，人生日用、建功立业自然也就不在话下。曾左二人一生，都很少以物质条件为念，精神专注于大事。
和李鸿章一样，左宗棠晚年也深度介入洋务运动。1866年，左宗棠创建马尾船政局，正式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型的新式造船厂。1871 年，他在兰州建立甘肃制造局，自造枪炮。1880 年，他又创设兰州机器织呢局。此外，他还鉴于西北地区旱灾频仍、水利不修的情况，多次托人在上海购置西洋开河、凿井等新式机器，运到甘肃，发展农田水利事业。可以说，洋务运动中，他和李鸿章一样掌握了大量经济资源，但是我们找不到他参股其中以谋私利的记载。同样，曾国藩督两江时，如果想发财，也是易如反掌。比如通过批盐票一项，就可以成为巨富。然而他却严格要求家人，不得领取盐票。
而李鸿章身上的江淮气质则与"湖湘性格"颇有不同。李鸿章的老家安徽合肥所处皖北地区，为南北要冲，历代大的战乱多涉及此地，"安危治乱，与时升降"。皖北自康熙六年至乾隆四十二年之间，行政区划变动极为频繁，地方政府统治薄弱。在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土匪横行，社会治安条件极差，所以民众尚武，"民情好斗"。
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李鸿章，受底层文化影响比较大，性格豪迈，做事不拘一格，行动以实用主义为指针。福尔索姆在《李鸿章的气质、性格与事业》中说："他极端实际和讲求实效，脚踏实地……在会谈中，他总是不拘礼仪，不让它阻碍达成友好协议，并能以令人惊异的明晰见解，一下抓住问题的核心。……在李鸿章看来，与想象中的邪恶斗争是无益的。人们只能做他们能做的事。'惟有量力踏实做去。'"
"李鸿章在其密友中，以和蔼可亲和极具幽默感著称。……另一方面，他也以讲话鲁莽（如果不说是粗暴的话）、脾气和骄傲自大而闻名。……讲话鲁莽是他用于恐吓对手的一种手段，但是当他们敢于面对他时，他就变得较温和了。"李鸿章特别讲哥们儿义气。"……李一生中对朋友的忠诚几乎具有传奇色彩。……当朋友身处逆境时，也必须忠于他们，运用自己的影响帮助他们。李非常确信这一点，以至愿意冒危害自己地位的风险去这样做。在曾国藩指控李元度的事件中，李鸿章辞离了曾国藩的幕府，这与其说是支持元度，倒不如说是维护忠于朋友的原则。"与此同时，李鸿章还酷爱虚荣，喜听奉承，善打痞子腔，这都是底层文化性格的表现。在物质享受上，李鸿章也非常现实，没有理学家那种以物质享受为敌的行为倾向。
因此在居官操守及吏治方针上，曾左二人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而与李鸿章存在巨大反差。
曾国藩的低调与左宗棠的张扬
当然，除了以上诸多相同之处外，曾左二人还是有一些不同之处的。曾左虽然性格都很刚强，但是其"刚"亦有区别：左宗棠性情张扬外露，办事凌厉果断；曾国藩则内刚外柔，做事低调。
曾国藩不想居清官之名。他资助很多慈善事业，都是只做不说，深恐为人所知。
而左宗棠性格凌厉外向，乐于显扬自己的清廉之名。郭嵩焘说左宗棠在军中，"日以吾无一钱为言"，唯恐自己的清节不为人所知。曾左二人都拒绝下属送自己贵重礼物，曾国藩通常是通过自己的门子家人代为拒绝，左宗棠却高调地发布公告，以"通饬"的方式，要求"文武印委员弁删除庆贺礼节勤思职守"："照得新疆军务未竣，本大臣爵阁部堂驻节肃州，启处不遑，所有关内外文武及营局各员，凡遇庆贺礼节概应删除。即谓长属分义攸关，宜随时通候以表虔恭之意，禀启将意亦无不可，断不准擅离职守来辕进谒，致旷职守。其有专差呈送礼物者尤干例禁，已早饬文武摈弃不收。各文武印委均应勤思职业，毋得非分相干，自取咎戾。懔之！"
曾国藩虽然在家书中反复教育儿子要俭朴自持，却从来没有提及要将这些家书传之后世。左宗棠则特意嘱咐自己的儿子将家书装订成册，以流传后人：
曾国藩中年变法之后，对官场的潜规则采取部分妥协的策略。因此，他晚年居官，也时有"灰色"之举。比如曾国荃经常举荐亲友到两江总督衙门谋差事，曾国藩多数都给予了妥善安排。而左宗棠则一生基本保持了清峻凌厉的做官风格，操守之严，到老弗懈。在西北主政之时，有不少家乡的亲朋前去投靠，希望谋个饭碗或前程。这些人大部分都被左宗棠峻拒，所获不过是一份回乡的川资。仅在肃州一地，左宗棠就为这些人支付了高达四千多两的路费。左宗棠写信给陕甘总督杨昌濬说：我的戚族如有逗留兰州一带请求收录的，决不宜用，"亦可省弟一累也"。他的夫人去世前曾请其给予湖南柳庄家中的门丁何三以勇丁粮饷，他认为何三是家人，非勇丁，而从自己的年俸中拨银付给：
何三在家看门，老实而晚景不佳，尔母在闽时，曾说过给与一名勇价，吾诺之。惟念勇之口粮不可给家丁，是以久未给与，予亦且忘之矣。今寄信若农，划拨养廉银二百两零一两六钱，交尔给何三，以丁此项，即以践尔母之宿约也。
可以说，在左宗棠身上，更鲜明更风格化地体现了湖南人的"霸蛮"、较真或者说"骡子"精神，而曾国藩则更大气含元，藏而不露，以浑为用。二人官风一墨一黄，体现了传统清官的两种不同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