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经常性的行政惩处实施较多，惩处了很多犯罪官员。根据《清实录》的记载初步统计，从光绪元年（1875年）到清帝退位，有姓名可查的被地方大员参劫革职的文职官员至少有5984人次。
1875年至1895年，因吸食鸦片而革职者59人。在《德宗景皇帝实录》中记载的对官员的处分案例就不胜枚举。光绪初年，礼部尚书恩承、都察院左都御史童华由于到四川调查李宗羲办案情形时，“未能屏绝供应，致有失察家人需索情事”，被处以“革职留任”。光绪初年发生的四川东乡案，孙定扬、李有恒斩立决；雷玉春等革职，被处革职的宫员不仅有知县、知府，还有巡抚、总督。
1883年，“以庸劣不职，降甘肃补用知府欧阳振先为通判。革前署甘肃奇台县知县朱开懋（Mao）职。以招摇钻营，革新疆委员山东题奏知府陈琛职，永不叙用。”[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163。]
此外，还有“因云南报销一案，司员书吏，收受津贴银两，情节较重，降旨将失察之户部堂官，及工部堂司各官云南督抚，交部分别议处”[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165。]。户部尚书景廉、前户部左侍郎王文韶、前任云贵总督刘长佑、云南巡抚杜瑞联、工部尚书翁同和等等高官大吏由于云南报销案失职、渎职等行为，分别给予降级、罚俸等处罚。
在《德宗景皇帝实录》中，关于这方面的惩处记载，是非常多的。可见，光绪朝时期的文官惩戒制度，有比较多的实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