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后，以儒家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天理”长期统治着士人的精神世界，但是在明中期，随着王阳明心学的崛起，文人学士开始独立思考，注重自我意志的表达以及情感的流露，而李贽是这股思潮中最激烈的斗士，正如他所说“夺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
如果说尼采是最后一个哲学家，杀死了理性的耶稣上帝，那么李贽就是杀死了孔子，打破了传统的束缚。这种人不用想也知道，不为世俗所容，不为朝廷所容，不为天下人容，说他是神经病也好，说他是越名教而任自然也罢。在传统士大夫眼中，他是一个想把孤岛连成大陆的“异类”，在我看来，他是一个不能被忽略而应该被重视的人。
（一）
嘉靖六年，李贽在泉州出生，号卓吾。而另一个人，即将走完人生的终点。冥冥之中，可能是薪火相传的宿命，此人就是被后世誉为“圣人”的王阳明。如果说王阳明是中国人文思想的先导，那么李贽便是这一思想最鲜明的旗帜。
李贽小时候便天资聪颖，但是似乎对四书五经不太感冒，看到满口纲常伦理的道学家就觉得百般不适，在常人看来，他是一个行为怪异的另类。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天才在左，疯子在右。
嘉靖三十一年，李贽二十六岁，这一年的科举考试中，他考中了举人，三年后被任命为河南共城教谕。按照李贽的说法，此时的他已经家道中落，还有妻儿需要养活，不然不会为五斗米折腰。
李贽的理想在于著书做学问，官场对于他是一种折磨，他只喜欢在自己自由的精神世界里翱翔。他在河南为官期间，就已经显露出对世俗的不屑，经常与上司唱反调。工作之余，他便自闭门户钻研学问，但是身在官场却身不由己，他的自由理想仍然受到干扰，或者此时的他还没有找到真理的钥匙。
古往今来，有这么一些人，他们的目标不是财富和地位，上帝在创造他们的时候似乎就设定错了目标函数，他们穷极一生都在追求一个虚无缥缈的“道”，这个道说不清也道不明，有的人说它是宇宙的本质规律，谁顿悟了它谁就明白了世间的一切道理，所以一批批痛苦的哲学家毕生都在苦苦探索，甚至觉得“朝闻道，夕死可矣”。
（二）
在任职教谕满四年后，李贽前往南京国子监担任博士，他本以为是好日子的开头，但未曾想到却是噩梦的开始。李贽上任数月后，便得到父亲的讣告，立即回家丁忧，加上母亲早已故去，此时李贽已经失去双亲。
丁忧期过后，李贽和全家人一起入京侯缺，这一等就是十个月，期间贫困潦倒，生活无以为继，他只能靠在别人的私馆中授课来谋取生活。当他终于等到北京国子监博士的空缺时，祖父的讣告传来，李贽只能回乡守制。李贽实在囊中羞涩，无力携带妻儿一起返乡，只能将朋友给的丧葬费一分为二，将妻女安置在河南共城，自己回乡替祖父办理丧事。
三年守丧之后，李贽风尘仆仆的来到共城，此时夫妻间已经许久没有见面。见面之后，妻子告诉他，二女儿、三女儿吃草难以下咽，已经死于饥荒，李贽悲痛连连，却仍要好言安慰妻子，这位伟大的母亲在这三年里承受了太多太多。当天夜晚，他与妻子“秉烛相对，真如梦寐”，我们难以想象，饱经风霜的二人在命运的捉弄下作何感想。
这六年的时间里，是李贽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光，两次升迁都未能如愿以偿，期间又经历战乱以及饥荒，父亲、祖父、儿女相继离世。这样接二连三的打击下，绝非常人可以接受。此时李贽已经39岁了，但属于他的人生远远没有到来。
（三）
生活总要继续，李贽在河南稍作整顿后，便携带家眷再次来到北京，这次他被安排为礼部司务。礼部司务，从九品，是一个比南京国子监博士更差劲的差事，主要任务就是整理和抄写文书，但是李贽别无选择，他只能工作下去，养活自己的妻子和仅剩的女儿。
在这当京官的五年中，李贽也并不安分守己，礼部的一众高官以及兄弟部门国子监的大佬们都因为主张不一，和他闹过矛盾。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人属于李贽得罪不起的人，但是李贽却依然不顾仕途，得罪了一遍。我们常说人的一生最需要坚守的——初心与梦想，但是有多少人在社会的打磨下，变得没了棱角，也忘记了最初的路。正因为如此，李贽的人格光辉才能够在那个时代显现出来，发出璀璨的光芒。
但是在这五年中，李贽的生活中不仅仅只有乌云，阳明心学如同一缕阳光走进了他的世界。阳明心学反对理学派累赘的格物致知，提倡直接追求心理的自由自在。这样的观点，真正契合了李贽的内心，他本来就厌倦那些冠冕堂皇的假道学，只想顺从自己的内心，向外界表达自己，他的人生之路就此开启。
从隆庆四年到万历五年，李贽前往南京刑部就任员外郎，这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候，在南京这个风气开放，人文荟萃的地方，李贽如鱼得水。南京虽为陪都，但远离当时的政治中心，再加上江南之地富庶，人们思想前卫，所以这里几乎成了各路自由学者研究学问的天堂。
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李贽的思想不断与人碰撞，在这期间，他结识了诸如焦竑、定理、王畿等泰州派人物，正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的主张跟李贽所追求的众人平等的主张一拍即合，李贽终于找到了知音和终身在学术上奋斗的方向。
此时的李贽已经年过半百，他最终走向了程朱理学的对立面，朱熹说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而李贽却说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人不能脱离基本的物质需求而去空谈伦理道德！很浅显的道理，士大夫们都明白的道理，但是却没有人去捅破这层窗户纸，皇帝的新装最终还是会被人揭穿，这样的人我们称为勇士——虽千万人，吾往矣。
这一幕，我们似曾相识。在欧洲历史上，教会以圣经统治者人们的思想，坚信地心说，但是在一些科学家的论证下，是错的，人们惧怕教会的权威而不敢发表与之相反的言论。布鲁诺在这时勇敢地站了出来，用他的笔和舌无情的抨击官方经院哲学的陈腐教条，天主教会将他视为“异端”和十恶不赦的敌人，将他推向火堆。布鲁诺在行刑前说：“你们宣读判决时的恐惧心理，比我走向火堆还要大得多。”
他们这些人，不以世俗的真理为标杆，而是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像把守温泉关的斯巴达勇士一样，即使身前的人要吞噬自己，身后是万丈深渊，依然一往无前，愿意为之牺牲一切，这就是人性的光辉！
（四）
万历五年，50岁的李贽前往云南姚安任知府。云南地处边疆，又处于民族杂处之地，历来难以治理。李贽主张无为而治，在这方面，他明显不知道治理民众的复杂性，一厢情愿的行为不仅没有取得应有的作用，反而与当地的官吏格格不入。云南的三年，李贽最终以失败告终。此时，他也再无意于官场，官场于他而言只是一座牢笼。
但朝廷并不允许李贽致仕，他跑到滇西大理鸡足山躲藏起来，万历八年他彻底告别了官场，从此开启了向绵延两千年的封建礼教抗争的过程。离开云南后，李贽便回到了湖北黄安，寄居于一位好友家中。这时候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为何李贽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做学问在哪里都可以做，但李贽为何非要在远离自己家乡的地方潜心学问呢？
黄仁宇所著的《万历十五年》或许能够给我们带来一定的思考。黄仁宇认为，在我们这个农耕国度，民众的追求就是通过几代人的辛勤劳作，将后代人从体力中解放出来，使得家族中有人通过科举步入士大夫阶层，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保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李贽无法做到与世俗同流合污，为了抛弃原生家庭的包袱，只能远离家乡，避免道义上的负担。这是李贽的悲哀，也是每一个从底层越迁到上层的知识分子的悲哀。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李贽潜心研究学问，提出了许多更激进的见解。他反对男尊女卑，提倡男女平等；他主张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更是提出了凡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等石破天惊的言论。每一条都充满了对封建纲常伦理的嘲讽，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最终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五）
万历十三年，是这位异端分子留在世界上的最后一年，士大夫们经过多年的阴人，在李贽抵达通州后，再也按捺不住，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上书弹劾李贽，
“李贽壮年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偶配，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不可不毁者也！
张问达弹劾李贽的奏疏得到了士大夫们的响应，他们纷纷附和，要皇帝处理这个异端分子。万历对此事并不感兴趣，什么反孔言论，什么给秦始皇翻案，都不是他关心的问题，他对基督教都采取包容的态度，更不在乎李贽的那点言论。于是万历皇帝便让锦衣卫将李贽逮捕到牢狱，然后遣返回籍。
“为何要著那些妄书”，锦衣卫问道。
“我著的书很多，但对圣教有益无损”，李贽正色答道。
但是当李贽听说朝廷将要把他遣返回福建时，他绝望了，对他来说，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回到家乡，因为那意味着理想的破灭。
万历三十年十月十六日，75岁的李贽在狱中留下了一首绝命诗，用剃发的名义借来剃刀自刎而死。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这就是李贽，他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意向这个世界妥协。他应该很苦闷，那就是宋明理学明明有很大的缺陷，但为何没有人敢于指出，就像皇帝的新装，滑稽且可笑。正因为他的抗争，为那个单调的世界增添了一抹壮丽的血色，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他最终没能将孤岛连成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