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时期，议罪银作为一个隐秘的制度一直悄无声息的进行着，由于这是皇帝钦定的制度，所以在整个清庭并未有什么反对声音发出。
一、直言的大学士
直到乾隆五十五年内阁学士尹壮图上疏。尹壮图，字万起一字楚珍，籍贯为云南。自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年，尹中进士，后殿试面圣，改庶吉士；三十九年甲午年，任礼部主事；同年五月，晋为郎中；十一月，考选后为江南道监察御史；四十二年丁酉年，转为京畿道御史；后三年皆晋升，升三次四十五年庚子年，入任内阁，兼任礼部侍郎，进入清庭中枢。进入清庭中枢，得以了解此时大行其道的议罪银制度。乾隆五十二年尹壮图丁忧回家，五十五年其回京，回京途中，他亲眼目睹各地百姓无不诉说当地官员如何贪污腐败，一路看到的景象，并非京城朝堂上皇帝听到的一样各地富庶、发展趋势良好，而地方政府每年上报的钱粮库存，也大多是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尹壮图一番分析，认为地方之乱根源在地方管理者督抚等官员，督抚腐败的根源，是议罪银制度。因此曾做过御史的尹壮图回京之后向乾隆皇帝上疏建议取消议罪银。
尹壮图在其奏疏中直言其所观所查，一片赤忱热血、忧国忧民，言说为:各省的督抚大臣因过错而导致失职后，只因为皇恩浩荡，才没有将他们革除官职，只是处罚将若干银两纳入国库，也有督抚自己认罪而自罚银两若干的。官员行为不轨，在法理之外，而这样的惩罚无异于为他们继续贪腐提供理由借口，肆无忌惮，中饱私囊；而另外即便是清正廉洁的官员，也不得不迎合这样的制度，刻意讨好下属，以便确保自己出事后能够得到资助金额，以后出现库存亏空，为了不被革查，也要千方百计保住他们所以，即便对于许多人来说，惩罚银两很严苛，但并不能让他们感到羞耻惭愧和恐惧，反而更容易滋生养不轨之徒。臣请求皇上永远废除这样的制度。而被处罚的那些人，如果才识平平、功绩平平，那么请将他们就地革查或者从京城调任值得信赖的官员，取代他们在地方的重要职位。奏疏中尹壮图清楚指出议罪银是对督抚的纵容和包庇，其甚至导致地方贪腐严重的弊端，因此建议乾隆皇帝停止议罪银制度，对于“才具平常”的官员不适宜外派督抚，继续治理地方。
二、聪明的乾隆皇帝
对于这份奏疏，乾隆十分生气，但其并未直接申斥尹壮图，他不想落下庇护贪官、冤屈直臣的昏君名声，他有更高明的做法。当年十一月，乾隆以一道谕旨暂且结束了这一话题:尹壮图请求停止议罪银这一项制度，不是没有见地的。只是乾隆认为，督抚这个职位暂时没办法找到其他继任者，放弃好的官员不去录用，乾隆只能斟酌着轻微惩罚的程度。但是督抚等人同样昧着良心、忘恩负义，利用措办官项的借口，对下属勒索；而下属也借此机会收敛钱财、曲意逢迎，这不能保证它一定没有。尹壮图因为这件事奏疏，一定是自己对此有些看法，等尹壮图指出实际发生的东西，这件事再另行复议。
在乾隆看来，尹壮图的上疏，建议确实具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他生性自大狂妄，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又对罪银一事多番辩解。同时，乾隆自辩其对贪污从不手软“如富勒浑、雅德、闵鹗元、诸人，一经罢斥，即不能复邀起。甚至法营私。贪婪败检。有若王亶望、陈辉祖、国泰、郝硕等。无不按律惩治。”他承认督抚中可能有人存在问题，只是要求尹壮图，既然上疏奏折，告各府督抚官官相护、滋生各类不良风气，那么必定已经对事实情况掌握清楚，既然如此，需再行上疏，如实上报各地各官中有哪些为贪官污吏。
然而尹壮图一路进京，这些只是见闻，其并未实地详细考察，涉及督抚这些大员的案件，若无皇帝授权，他也很难搜集证据。于是尹壮图复奏中对皇帝实言以告“臣经过地方，商民半皆蹙额兴叹，而各省风气大抵皆然。”同时他还若问勒派逢迎之人。彼上司属员授受时。外人岂能得见。徒以道路风闻漫形奏牍。断不敢作此孟浪之行等语。在复奏的最后，尹壮图表示，如果皇上不信臣所说的句句属实，那么请安排满洲大员与臣一起，前往各省府会，进行明察暗访，调查钱粮库存的亏损，一定可以迅速取得确凿证据。
乾隆震怒质问尹壮图:“此闻自何人，见于何处？”尹壮图这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终于明了乾隆在虚心纳谏的面具下藏着的心思，即刻写下认罪书，表明自己措词不当，证据不足，请求圣上治他失职之罪对于尹壮图提出的简派官员调查地方，乾隆指出朝廷并没有如此政体，而且每个省的吏治情况也是不同的。“库项充盈者无藉盘查。即或偶有亏缺之处。一闻钦差起程信息。早已设法弥补。名曰盘查。仍属有名无实。合计天下州县。不下千余。即使经历数年。尚不能盘查周遍。”乾隆还就此怀疑尹壮图动机和其人品，他认为尹壮图也知道结果会这样，之所以如此不过是因为尹壮图自才具平庸，在中央当不了侍郎，在地方也当不了学政，更谈不上督抚之任，借此希望得到重用，希得可以名利兼收。
三、一场必败的交锋：一己之力对抗包括皇帝在内的贪污势力
尽管与政体不合，但乾隆皇帝还是派户部侍郎庆成与尹壮图盘查山西，但严令不必给予尹壮图“廪给”，同时，发出通谕给全国官员做出通知:尹壮图凭空想象、妄下断言，上疏奏折表述不实，我问他实际情况，他自己也没办法说清。现在我已经任命侍郎庆成，带尹壮图前往书麟管制的山西省，从实仔细地进行盘问调查，如果确实有所亏损，那么从严处罚当地管辖的官员；如果并没有亏损，那么就是尹壮图上疏都是他道听途说的不实言论，这个举动是他为赢得功名利禄的作为。试问尹壮图夜夜扪心自问，为什么忍心做出这样的举动？于是将尹壮图的胡言乱语和扰乱政治的行为，昭告天下并将尹壮图、庆成一行五百里传谕山西巡抚书麟、及延行的直隶总督梁肯堂。
看到皇帝上谕之后，地方官员心领神会，查询自然亏空全无。此时尹壮图已知皇帝用意，再次上奏，只是这次的奏疏用来请罪。乾隆乘胜追击，又下了一道圣谕，指明尹壮图表面认罪，但内心深处依然存在抵触心理，命令他们从山西查到直隶，再查到山东等地，同样无功而返，查无所获。尹壮图再次向乾隆请罪，乾隆依然不依不饶，要求他与官员一路盘查。此后多次传谕中，乾隆还曾表示过对于尹壮图所奏不实，公开表示尹壮图去过许多地方，但那些平民百姓有没有头疼叹息的状况，都要仔细体察询问，根据当地百姓的实际情况再具体说明。尹壮图只好再上奏说:“言目见商民乐业，绝无蹙额兴叹情事。”又命令“复查苏州布政使库，亦无亏。”
此后乾隆终于同意尹壮图回京，尹壮图被治罪判斩刑。此时，乾隆觉得目的已经达成，为了更加彰显他的仁君形象，“上谓壮图臆妄言，亦不妨以谤为规，不必遽加重罪，命左授内阁侍读。”
四、结语
乾隆与尹壮图的交锋的结果可想而知，在封建社会尤其中央集权到达顶点的清代，尹壮图自然灰头土脸，其能保全性命已属难得。然而值得深思的是，真的只有尹壮图反对议罪银制度吗，在可考的资料中的确只有尹壮图上疏被记录了下来。为何如此？在笔者看来，正如前文所述议罪银制度只在乾隆帝的核心执政圈公开，下级官员不知情也议不上，地方官的代表督抚，他们巴不得议罪，这是他们讨好皇帝的大好机会，军机处的官员作为议罪银制度的直接执行者自然也不会发表不同意见。因此，尹壮图上疏便成了现今可见的唯一记录。
同样值得思考的还有，乾隆皇帝到底是怎样的皇帝，乾隆时期是否是对贪腐较为容忍的帝王，为何晚年的乾隆如此在意议罪银制度，不允许朝臣质疑议罪银制度，以至于演出这场让尹壮图去各地调研，同时告知地方早做准备的闹剧。争议地议罪银制度映射出执政前后矛盾的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