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其他組織機構一樣，漢朝和羅馬帝國在發展過程中解決了各自的特定問題。它們學會了如何打敗對手，如何用簡單的技巧統治廣袤的領土和龐大的人口，如何將富裕地區的糧食和財富轉移到邊境線上的軍隊以及大城市中去。
儘管這兩個國家在解決問題時方法大同小異，但正是這些區別決定了它們如何應對第一次東西方交流帶來的挑戰。
最重要的一點在於這兩個國家如何處理軍隊問題。公元前120年之後，為了抵抗匈奴的不斷入侵，漢朝建立了龐大的騎兵隊伍，並且越來越多地僱傭來自遊牧民族的騎兵。
一、"以夷制夷"的政策的運用
公元1世紀時，漢朝統治者將"以夷制夷"的政策運用得得心應手，使得許多牧民在漢朝境內定居下來。這帶來了雙重的後果，一方面漢朝統治者減少了對邊境的匈奴士兵的監督管理，使邊境軍事化，另一方面將境內非軍事化。
在中國腹地，人們很少在都城以外看到軍隊駐紮，僱傭軍更是少見。中國的貴族階層認為服兵役毫無意義，因為來自"蠻夷之地"的官員都駐紮在遠離都城之地，而這些來自遠方的外國人替漢朝打仗。
對於漢朝統治者來說，這個政策有積極的一面，原本強大的貴族再也無力調遣軍隊，無法組織叛變。但這也帶來了消極後果，因為統治者不再擁有強大的軍隊，無法制衡那些事實上對統治階級構成威脅的貴族。隨著國家的軍事壟斷地位不斷削弱，貴族們開始任意欺壓當地農民，吞併土地以建造私人宅邸，並把那裡作為私有封地進行地主式管理。從農民身上榨取的財富是有限的。天高皇帝遠，而地主卻近在咫尺，因此更多的財富落入當地地主手中，只有少數作為稅收送去長安。
為了遏制這一趨勢，漢朝統治者們對貴族建造府邸的規模以及擁有的農民數量進行限制，將土地重新分配給自由民小農，並通過國家對鐵、鹽、酒等生活必需品的壟斷積累資金。但是公元9年，王莽篡位稱帝，宣佈土地國有，廢除奴隸制度和農奴制，並宣稱從此以後只有國家才能佔有黃金，這一事件加劇了統治者與地主之間的矛盾。王莽的集權很快瓦解，但是此後農民起義劇烈地撼動著整個國家。公元30年後，當漢朝重整秩序時，統治者的政策已然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
取代王莽登上帝位的光武帝出身地方豪族，他能夠攀上權力頂峰並非依靠舊皇室的裙帶關係。為了恢復漢室的權威，光武帝必須與手下的巨賈富商緊密合作，他甚至拿出自己的財富用於投資，由此開創了地主們的黃金時代。逐漸的，地主們變得和皇帝一樣富有，統領著數以千計的農民，事實上這些貴族幾乎無視國家權威和那些討厭的收稅人員。之前的漢朝皇帝將構成威脅的地主遷入長安，這樣就可以時刻留意他們的一舉一動，但是光武帝堅決要求遷都洛陽，而洛陽恰好是地主們最強勢力的據點，在那裡貴族形成了對皇室的監視。
2、 這個精英階層開始掌控國家權力，並逐漸擺脫國家巨大的財政開銷——軍隊。
到公元1世紀後期，匈奴已經無法構成主要威脅，這就意味著為抗擊匈奴而集結起來的龐大騎兵軍團必須自生自滅，騎兵要生存就必須去掠奪他們曾經保護過的農民。到了公元150年左右，南匈奴——理論上的附屬地區——已經基本獨立。 面對羌族——大致是當時中國西部邊境所有的農牧民——造成的新威脅，他們也沒有采取任何措施，更不用說重整軍隊。也許是得益於羅馬暖期溫和的氣候，羌族人口接連幾代迅速增長，並且一些小團體已經遷入中國的西部地區。
如果條件允許，他們就佔領土地；如果條件不允許，他們就發動戰爭，四處偷竊。為了維護邊疆地區的穩定，漢朝需要建立起一支衛戍部隊，而不是遊牧民族騎兵，但是洛陽的地主們並不想為此埋單。 一些官員建議放棄西部省份，任由羌族人自生自滅，另一些官員則擔心這將引發多米諾效應。
漢朝政府最終被這種說法說服，決定維持原來的路線，花錢籌建軍隊，但是滲透仍在繼續。自公元110年開始，羌族不斷崛起。公元150年，羌族也和匈奴一樣擺脫了洛陽統治階級的統治。當地地主被迫在西部和北部邊境建立他們自己的防禦體系，將附庸的農民轉變成民兵，那些受國家派遣又被國家遺忘的地方官員們也組織起自己的軍隊。
3、 漢朝天命已盡
公元145年相繼發生了三次分散的起義，要求建立新政權。然而對於擁有大片土地的精英階層來說，這無疑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儘管漢朝版圖縮小，稅收銳減，軍隊在某種程度上私有化，但是他們的土地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富饒多產。同時，戰火紛飛的國家根本無暇顧及當地稅收，戰爭陰雲對他們來說也只是遙遠的傳聞。在他們眼中，似乎萬物都找到了最完美的歸宿。
公元2世紀60年代，第一次東西方交流踏上中國土地，此後中國的"邦葛羅斯"以一種粗暴的形式覺醒了。瘟疫在西北方肆虐，羌族向漢朝統治核心地區推進，進而席捲各地。漢朝非但沒能力挽狂瀾，反而爆發了內亂。
理論上來說，在洛陽任職的官吏有數百人，他們原本應該將皇帝的意願轉變為現實，但實際上，他們卻幹著以權謀私的勾當。這些官僚中有許多人來自地主家庭，在遇到他們厭惡的事情時，他們通常都擅長尋找藉口來逃避。但凡有些主見的皇帝都要學會與之周旋，一些皇帝開始任用皇親國戚，尤其是眾多嬪妃的親戚；另一些皇帝轉向宦官尋求幫助，我在第五章提到了宦官具備的優勢。
精明的皇帝會將兩者發揮到淋漓盡致，但是這些代理人也各有他們自己的小算盤，並希望皇帝不要過於精明。公元88年後，由於外戚和宦官的肆意妄為，14歲以上的皇子們沒有一個能夠活著登上帝位。皇室政治淪為圍繞大臣、宦官和年幼皇帝的外戚展開的陰謀。
公元168年，當時正處在漢朝最需要領袖人物的緊要關頭，然而年僅12歲的漢靈帝登基後不久，宦官就發動了反對外戚的政變。此後大約20年間，伴隨著疫病四下蔓延、匈奴和羌族不斷侵擾，宮廷卻沉溺於清洗和反清洗的內部矛盾之中，奪走了數千人的性命，並導致整個宮廷機構癱瘓。宮廷的腐敗無能此時攀至頂峰。不公平的現實引發了人民的叛亂，但是靈帝卻無力集結和指揮軍隊，只能任命各地的鐵腕人物組織軍隊，儘可能維持其統治。
國家陷入這場突如其來的混亂之中，這是百姓無法理解的，而儒家禮儀和道教神秘主義也無法對此做出解釋，於是一群自稱先知的人填補了空白。在黃河流域，一位內科醫師宣揚罪惡導致疫病、懺悔帶來健康，從而贏得了眾多追隨者。
公元2世紀70年代，他進一步總結說，這個朝代本身是罪惡以及瘟疫蔓延的最終根源，因此必須推翻它。他宣稱："當一個新的甲子開始，偉大的命運將會降臨世界。" 但是偉大的命運並沒有到來。儘管支持漢朝的軍隊鎮壓了叛亂，但是類似的起義在中國境內此起彼伏，愈演愈烈。上天似乎也想表現他的不滿，黃河大規模氾濫，36.5萬名農民流離失所。
"五斗米道"運動將四川變成獨立的道教神權統治地區；羌族則利用了這場騷亂，再次洗劫中國西部地區；原本代表皇帝鎮壓反抗、抵抗入侵的特別指揮官變成獨立的諸侯。當朝廷終於決定展開行動時，卻事與願違，事情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公元189年，漢靈帝想召勢力最強的諸侯董卓入京，但是董卓卻回覆道："在我掌控之下的漢族軍隊和蠻夷軍隊都對我說：'如果你走了，我們的供給將被切斷，我們的妻兒將會死於飢寒。'所以他們把我的行李拿走，不讓我離開。"在漢靈帝一再堅持下，董卓最終聽從君命來到洛陽，但也帶來了他的軍隊。
董卓藉機攻入洛陽，殺盡宦官，謀殺了較為年長的皇子，擁立年幼的皇子登上帝位，史稱漢獻帝。隨後，董卓火燒洛陽，並開始思考下一步行動。
四、天下的統治權已然不在漢室皇帝手中，但也不屬於董卓
當皇帝作為管理者的高級權力失效後，他們那含糊、天授的低級權力仍繼續發揮作用。只要漢獻帝還活著，就沒有人膽敢宣稱自己是皇帝，也沒有人敢謀殺幼帝。諸侯爭鬥是無比殘酷的，董卓於公元192年遇刺身亡。
權力掮客們不斷上演著爭權奪利的戲碼，將漢獻帝視作傀儡，整個國家分裂成數個封地，而匈奴和羌族在邊境地區虎視眈眈。曾經堅不可摧的漢朝高級管理機構已然煙消雲散。曹操一直抑制著這股悲憤之情，直至俘獲漢獻帝，隨後他挾天子以令諸侯，成為中國北方的霸主。
參考文獻
《五胡華亂的必然》
《明清檔案概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