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爆发， 戴口罩与否，又一次被推上了话题的风口浪尖。
整个东方，从中国到韩国，日本...街头巷尾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脸密密匝匝的遮盖在口罩下。
但凡有一个人不戴口罩，所有人都避之不及，恐慌无比。
而反观西方，意大利，美国，英国，法国...大家全都光着脸，一旦看到有人戴口罩，所有人也都避之不及，恐慌无比。
难道是西方人真的对新冠肺炎无所畏惧吗？并非如此。
在意大利，超市的基础食物已经被一扫而空。
来超市抢购意面，却空手而归的老人感叹
在二月底，法国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对于新冠病毒的恐惧，已经远远超过这些年所有的瘟疫，有61%的法国人对未来感觉到无奈。
既然民众深感恐慌，为什么他们依然坚持不带口罩呢？
除了自身口罩储备不足之外，将戴口罩这一问题放在更深层次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考虑。也许会有更不一样的思考和体验。
其实，中国人对口罩的深厚感情，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萌芽了。
世界第一只防疫口罩，诞生于中国
1910年底，在哈尔滨，一种奇怪的烈性传染病悄然蔓延。
患者得病后，很快便窒息死亡，死后皮肤呈暗色，死状凄惨无比。这是当地自14世纪以来最大的传染病。
这就是让人闻风丧胆的鼠疫。
鼠疫在历史上，有三次大爆发。在古罗马拜占庭帝国，剽掠肆虐长达60余年，约有1亿人为此丧命。在中世纪，更是延绵长达百年，黑死病的恐怖名号让人闻风丧胆。
他将中世纪欧洲人的平均寿命，从30岁，足足缩短到20岁。
而在中国，借助防疫口罩的力量。伍连德仅仅只用了67天，就将哈尔滨肆虐的鼠疫彻底扼杀。
1911年伍连德在哈尔滨第一个鼠疫实验室里
在确认了病菌传播渠道为人际之间的飞沫之后，伍连德用两层纱布，牢牢包裹住中间的吸水药棉，制造了一款超级加厚的口罩，这就是当代防疫口罩的原型。
这种口罩简单，而且容易制作，几乎人人都能用得起。在伍连德的大力推广下， 哈尔滨的大街小巷都带上了他。
哈尔滨的街头，人人都带上了这种简易但有用的口罩
在严格控制了传染源之后，哈尔滨的鼠疫，仅用了67天就完全退散。
这种易操作且隔离性好的棉布口罩，在之后各类传染病肆虐时都被广泛使用。中国饱受霍乱、天花、伤寒、疟疾等疫情冲击，那时最简单且成本最低的防疫措施就是戴口罩。
直到2003年中国制定医用防护口罩的国家标准，这类传统的棉纱口罩才在医疗防护的主战场中退役。
非典时期，纱布口罩依然在民间广泛使用
对于中国人来说，戴口罩体现的是过去一个多世纪逐渐发展形成的健康卫生习惯。
民国时期，口罩象征着卫生和健康
民国时期，作为舶来品的“卫生”，同“文明”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成为“文明”的一个重要指标。
卫生概念的近代性意义不断加强，社会各界通过卫生表达对国家改革和强盛的愿景。公共卫生问题与强国健民紧密地联系起来。
而对卫生的重视，也反映在日常的生活中，人们争先要去实现“卫生”“文明”的生活方式。
民国时期的卫生用品广告
于是，大量的“卫生”用品，伴随着这场轰轰烈烈的卫生运动出现。口罩便成为了其中的重要代表。
上海滩的口罩盛行，还是在1929。
当时，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在上海爆发，居住在虹口的日本人处于卫生和健康考虑，率先戴上口罩。一时之间，上海滩颇为盛行。
当时的口罩还没有投入工业化的生产。全是民间自己制作。还有文人在报纸上刊发《口套赋》，借以调侃此举。
这场最终在全国爆发的流行病，也成为了政府开展公共卫生、个人卫生和预防传染病教育的契机，同时，也带动了一场提倡全民戴口罩的大规模防疫行动。
当时，南京的鼓楼医院就专门备有充足的口罩，供给政府机关、高校等机构使用，也提供给普通民众购买。
在浙江平湖这样的小县城，除了开设专门的防疫诊所外，也向各界民众分发口罩。
卫生部更是下命令，要求担任清洁队的夫役也必须戴上口罩工作。
大小报纸、专业医刊更是纷纷以此为题，发表诸如《防脑膜炎简便的两法：带纱布口罩，不到人多处》《谈谈防疫口罩》等文章宣传口罩的功用。
但在民国时期，口罩多是以墨色棉布制作而成，十分显眼。即使报纸一再宣传，普通民众处于雅观的考虑，对口罩依然接受无能。
媒体人为呼吁民众戴口罩，特地创作“口罩”漫画
于是，各路媒体人大展所长，从不同角度加以论证口罩的合理性，甚至把它和“时尚”联系到了一起。
民国著名报人严独鹤在当时的《新闻报》上，以“最时髦的春装”为题，探讨了佩戴口罩的重要性。
当时的报纸刊文
在当时，上海的一众摩登女性因为美观的考虑，一直拒绝戴上口罩。针对这种情况，作者在文中疾声呼吁：戴口罩是为卫生起见，以“生命”和“雅观”两件事比较起来，到底哪一件来得重要呢？
作者还在文中笑谈道：假令个个人戴上一个口罩，似乎戴口罩的，又反觉得时髦了。
严独鹤大概也不会想到，在九十一年之后的今天，全中国已经出现了人人戴口罩的场面。但是，在疫情严重的今天，戴口罩已经和时髦沾不上边了，而是出于自身健康和安全的考虑。
当时的宣传漫画
同期有不少文章指出，女性佩戴口罩，是一种自己“知道卫生”的象征，也即表明自己属于有知识的上层社会人士。
《家庭周刊》《三六九画报》等刊物还教主妇们编织毛线口罩，方便冬天使用。
爱美的上海人，对于当时普遍使用黑布制作的口罩并不满意，甚至开始畅想能采用丝绸、皮革制造口罩，更可以采用不同的颜色来大胆设计。还有人建议可在口罩上画上一部分鼻子和嘴唇，以期遥遥望去依旧面目姣好。
在当时的摩登女性心中，口罩不仅是防疫用品，更是精巧的装饰物。
当时与口罩有关的漫画
不过，口罩在卫生用途之外，还有一个最简单的用途——隐藏身份。
1928年的上海某租界公园，禁止华人入内。但外国人的孩子在进入公园时，不得不需要中国奶妈照顾。
园方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请奶妈入园时戴上口罩，以隐藏自己的华人面孔。
战争时期，口罩是生与死的防线
1937年到1938年10月，国民政府安排制作了100万件防毒口罩下发部队，用来防御可能发生的化学战争。
同时，为了让中国军民有效防护日军毒气，国民政府军工部兵工署还编印一本《简易纱布防毒口罩制法》下发各省，对简易纱布口罩制作作出了具体指导：
当时编印的《简易纱布防毒口罩制法》
以云南省为例，当时云南省政府共收到250册《简易纱布防毒口罩制法》。
省政府主席龙云立即下令分发各地、各局遵照执行。当时的五十三兵工厂开始制备这款口罩。在日军的细菌战中，这批口罩挽救了许多抗日将士的生命。
战后，口罩也成为了后人收拾残局不可缺少的东西。
衡阳保卫战后，因为尸臭难忍，部队“令人备办纱布口罩，遍洒香水”后来，在茔葬时，竟至香气四溢，已不再有任何臭味”。
1946年2月，师长葛先才怀揣蒋介石所拨两千万元，重回衡阳收集第十军将士骨骸，他也戴上了口罩，掩鼻擦泪，送同生共死兄弟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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