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三解在 一文中谈及的，战国、秦、汉之际的“贵族”固然有大、小之分，其界定仍以血脉、爵位为基准，其外在表现，自然也就包括一系列的身份待遇。
比如文中提到的“得带剑者”，在大秦治下，至少有两位名人曾有与“剑”相关的故事，见《史记·项羽本纪》：
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於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
一般来说，这是“贵族”教育的例子，那么，《史记·淮阴侯列传》中的记载：
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
及项梁渡淮，信杖剑从之，居戏下，无所知名。
两条记载都说明，韩信有剑，且招摇过市许久，他人在淮阴，为秦朝“新黔首”无疑，又“不得推择为吏”，也“不能治生商贾”却“得带剑”，漂母也曾对他说：
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对这“王孙”二字，注家早有关注：
《集解》：苏林曰：“如言公子也。”
《索隐》：刘德曰：“秦末多失国，言王孙、公子，尊之也。”苏林亦同。张晏云“字王孙”，非也。
王孙、公子，都是针对“贵族血统”的尊称，无论是真事儿，还是客气，都说明，韩信本人也是个“旧贵族”，只是不知其所来的“贵族”，这一贵族身份，虽然没有给他带来财富和收入，却肯定给予了他在新朝的“爵位”，否则，他与南昌亭长非亲非故，也没见秦朝的亭长有社会保障的职能，何以能够：
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
注意，“南昌亭长”本人没有反应，而是“亭长妻”，其拒绝韩信的方式也与刘邦之嫂刮羹类似，也就是不撕破脸面，让你自去，若韩信真是一介贫民，又无家人义务，何必如此费事？
而在秦始皇陵营造者墓地出土的瓦文，其实也说明了一点，就是在秦朝治下，“军功爵位”已经不等于经济地位，哪怕是第四等士爵“不更”，一样可能因为“居赀”，也就是欠公家债务而“输作”，那么，哪怕韩信身有“高爵”，未必就不能衣食无着。
只不过，项羽家和韩信情况不同，韩信早年经历虽无详细记载，《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却有如此一句：
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
也就是说，司马迁亲自访谈得知，韩信母死时，韩信应已成年，而其母葬地为“行营高敞地”，那么，韩信之父的坟墓何在？其自选“母冢”，说明母亲并未与父亲“合葬”，故此可知，韩信或许连父亲葬地也不知晓，自然也就不会有宗族之助，也就是说，韩信出身至多至多，是有身份而无势力。
反观项羽家族，见《史记·项羽本纪》：
项梁尝有栎阳逮，狱掾曹咎书抵栎阳狱掾司马欣，以故事得已。项梁杀人，与籍避仇於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
简单翻译下，项梁曾经在秦国旧都栎阳被逮捕，曹咎，按照应劭的注释，应为蕲县狱掾，也就是蕲县狱曹史，与沛县曹参同职，给当时的栎阳狱曹史司马欣写了一封信，案子就平了！
竟然，没事儿了！那么，这个罪有多大呢？注家有说是“坐事”，“有罪相连及”，也就是被连坐了，但看后面这句，“项梁杀人”，注意，接下来说的是“避仇于吴中”，而不是像陈余、张耳一样的“逃亡”、“藏匿”，说明什么？
说明项梁当时被抹平的案子极有可能就是这桩“杀人案”，因为秦法不治他这个杀人犯，仇人才要追杀他，他只好从老家逃奔了“吴中”，要知道，此时秦始皇尚在，且事情发生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游会稽之前。
也就意味着，在秦朝的“大治”时代，一个“杀人犯”靠着他的社会关系，可以牵动“蕲”这个旧楚地，“栎阳”这个旧秦地的两个中级司法官员，帮他把命案抹平！
所以，项梁在秦朝，照样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只是不再有“世代为楚将”的高官显爵罢了，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堂而皇之地主持“大徭役”和“丧事”，更说明他并没有受到秦帝国的压制和打击。
或许有人要问了，项梁混得不错，为什么一直想反秦呢？
那么三解要反问了，谁告诉你“他一直想”呢？
事实上，看《史记·项羽本纪》的记载，一直到秦始皇游会稽：
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
画面感很强吧？看到秦始皇的煌煌天威，项羽和叔叔家人一起看热闹，来了一句“敢把皇帝拉下马”，项梁的反应是捂他的嘴，告诫他，不许胡说八道，会死全家的，但是因此高看项羽一眼，觉得这孩子有大志向。
这说明什么？
说明项梁在此之前，从未对家族内部的“年轻成员”提及过要反秦的事儿，否则，家族内的老话题，被项羽掀出来，就不应该是“奇”了，而是骂他蠢货了，项羽此时不过23虚岁，能有这个大见识，或许还有其他项氏宗族的子弟被威慑的样子作对比，这才“奇”。
注意，此时距离项梁反秦不到两年时间，也就是说，他之前都没有宣扬“反秦”之志，但是有一系列被人联系到“反秦”的行为，如《楚汉春秋》记载：
项梁阴养士，最高者多力，拔树以击地。（《御览》三百八十六）
两条记载都说明项梁养士，《史记·项羽本纪》也提到他用兵法部勒宾客、子弟，不算新闻，其中有“大力士”能拔树砸地，那也就是鲁智深一样的人物，而后一条则说了数字，就是九十人，其中一位还假装得病，在家中铸造大钱，以购置甲兵。
这里说句题外话，“大钱”，三解将在后文中重点讨论，而购置甲兵，从里耶秦简的记录来看，至少秦洞庭郡迁陵县市场是有武器出售的，也就是说，虽然秦朝政府有武器禁令，却不代表没有武器交易，其中一部分肯定是合法的。
毫无疑问，项梁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养死士、私铸钱、具甲兵等等，但是结合他之前杀人脱罪的前史，又有包揽徭役、丧事的行为，“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这些行径在汉武帝时代，有一个专门的说法——“横行不法，武断乡曲”，归类就是，游侠豪强。
如果说项梁干这些事儿是“为了反秦”，那么，汉景帝、汉武帝时代动辄屠灭数百、数千家的豪强、游侠，也都是“为了反汉”？
当然不是，这种模式恰恰是战国时代以来豪强巨室习惯的生存方式，富贵则养士，养士则武断乡曲，与基层政权分庭抗礼，获取非法的经济利益，待经济力量聚集到一定程度，再通过朝廷“赀选”的制度，让优秀的子弟进入朝廷，获得更大的特权和富贵，说得直白点，通过侵夺、窃取基层政府的暴力权限，“求财”。
当然，项氏比《史记·酷吏列传》里被诛灭的长长家族名单幸运的是，积攒够力量后赶上了大时代。
而这也就涉及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项梁起兵时，打得是谁的旗子？
答案出人意料——秦朝。
见《史记·项羽本纪》：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等起大泽中。其九月，会稽守通谓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吾闻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吾欲发兵，使公及桓楚将。”是时桓楚亡在泽中。
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处，独籍知之耳。”梁乃出，诫籍持剑居外待。梁复入，与守坐，曰：“请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诺。”梁召籍入。须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剑斩守头。
项梁持守头，佩其印绶。门下大惊，扰乱，籍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候、司马。
……於是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徇下县。
这段很长，也得翻译。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起义，两个月后，秦朝任命的会稽郡代理郡守殷通就把项梁叫过去说，长江以西的秦地都造反了，秦也灭亡了，我想先发制人，派你和桓楚为将军起兵。
此时的桓楚在“泽中”，也就是大湖间逃亡，类似于刘邦率众在芒砀山为盗，会稽郡守的想法和沛县县令的想法差不多，集合“反贼”一起反秦，没想到项梁要“吃独食”，直接让项羽把他杀了，接着才是重点。
项梁拿着郡守的头颅，身上配着太守的印绶，来到郡守府众人面前，要知道，这些人都是“秦吏”，按照编制应该有一群“卒史”、“属”都在，还有吏的“养”，也就是刑徒服务员，人数是不少的，项羽击杀了近百人，郡府全部吓怕了，都趴在地上不敢起来。
于是，项梁召集“故所知”豪吏，也就是老熟人们，告知他们自己要“起大事”，又征发“吴中兵”，也就是会稽郡驻地县的县兵，并派人到属县征兵，得到精兵八千人，于是项梁任命吴中豪杰为校尉、候、司马，也就是各级军官。
没有，他仍旧拿着秦朝下发的“会稽郡守印”，以“会稽守”的名义，任命项羽为裨将，也就是副手，抚徇属县。
依性质论，项梁这是在“反秦”吗？当然不是，历史上有一位与他的行径非常类似的人物——赵佗，见《史记·南越列传》：
（任嚣）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谿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
要知道，赵佗的本职就是龙川县令，按照服虔的注释，任嚣在死前伪造诏书，任命赵佗为南海郡尉，才得以下公文以防备北方群盗的名义封闭关口，之后，他又以“秦法”的名义把秦朝正式任命的“长吏”，也就是令、丞、尉之类的正印官杀掉，任命自己的党羽代理守卫。
可以说，项梁、赵佗的行径如出一辙，都是诈称“秦吏”统御部众，而非举大旗立六国后反秦建国，可谓首鼠两端中的典范。
他真正走向“反秦”其实需要一个契机，需要一个人，甚至只是一张纸。